沈 逸

信息时代带来的挑战之一，就是信息的供给、操控变得更加容易。包括外交政策制定者在内，都面临只能依靠无法确定的信息进行快速决策的考验。由于接收到的不完整、不确切信息有可能对形势判断造成巨大偏差，使得国家利益的确定性有时变得非常困难。

最近，加拿大《渥太华公民报》刊发系列有关利比亚冲突一周年的报道，发现当初带着人道主义干涉冲动进入利比亚保护平民、支持反对派、干掉独裁者的各方力量，在经历推翻卡扎菲的胜利后，面临一个与其初衷截然不符的未知的未来。究其原因，中央情报局等正规情报系统在利比亚的情报搜集能力相当有限，作为是否要干涉的决策依据，是通过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和欧美媒体公开发送的消息来源，而这些媒体获取消息的主要渠道是利比亚反对派。胜利之后的利比亚，匆匆进入的外部干涉力量匆匆离去，失去控制的民兵变成新的麻烦来源。冲突之后更多的信息梯次披露，“大赦国际”发现反对派起兵占据班加西时期，就已经在南部地区对非洲移民实施宗族清洗、强奸。

这一组报道出现的同时，有关叙利亚的报道也出现了微妙变化：2月16日，俄罗斯、中国在安理会就涉叙利亚草案投下否决票11天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称在叙利亚发生的炸弹袭击可以看作是“基地组织风格袭击”的证据，“基地”组织可能已经渗入了叙利亚反对派的主要武装“叙利亚自由军”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