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国雄

（西南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重庆 401120）

一、导论

冯·诺伊曼和摩根斯顿（1944）在《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中最早明确提出，经济行为者在作决策时必须考虑经济意义上的交互的性质，因此，典型的经济行为问题完全等价于恰当的数学概念上的“策略博弈”。这两位学者及其追随者用博弈分析方法解释了诸多社会经济现象，获得了学界的赞同。博弈论的视角当然启发了那些以制度为研究主题的学者，他们发展出了博弈论视角的制度解释，提出了制度是博弈的规则（North，1990）、制度是博弈过程中参与人的均衡策略（Schotter，1981；Young，1998）等观点，而在青木昌彦看来，制度的博弈规则论是可以在制度的博弈均衡策略论下理解的，诺斯的制度博弈规则论“从属”于制度的博弈均衡论（Aoki，2001）。由于制度的博弈论模型将制度解释从特征与功能描述层面推进到机制层面，并为门格尔、哈耶克等学者提出的制度的自发生成论提供了强力的支撑，制度的博弈均衡策略论在近三十多年来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推崇。

但最早系统性地从博弈论视角探讨社会制度现象的肖特并不认为所有的社会制度现象均可以在博弈论分析框架下作出解释。他综述了门格尔和康芒斯的观点后审慎地提出，存在两类制度创生机制：有机地孳生和有意地设计，基于“很清楚”的原因，他把社会制度的博弈论分析限制在有机孳生的制度上（Schotter，1981）。但Young指出，观察那些由法令创造的制度即可发现，其中的理性设计常常只是对演化过程确立出的制度附以批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