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红亮

《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王中江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

前不久，我在哈佛大学的校内杂志Harvard Gazette上看到一篇报道，内容是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图书馆新近发现一封达尔文写给动物学家Richard Owen的信件。此信写于1848年4月，对于研究《物种起源》之前的达尔文思想有重要的价值。这个例子说明学术界对于达尔文进化论研究的兴趣还在不断持续。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进化论和达尔文思想在中国的研究和翻译也出现了一些成果，就著作而论，出版的著作包括浦嘉珉(James Reeve Pusey)的《中国与达尔文》（钟永强译）、郝翔的《进化论与中国近代社会观念的变革》、沈永宝和蔡兴水编的《进化论的影响力：达尔文在中国》等。在这些研究进化论与中国之关系的著作中，王中江撰写的《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增补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因其鲜明的特色而引人注目。该书2002年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以《进化主义在中国》为题，被收入汤一介主编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丛书。增补版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当代中国人文大系”丛书中出版，在若干年内该书的再版本身就说明它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和良好的社会反响。

进化主义在西方就是一个复杂性的存在，当它在中国开始其经历之后，它的情形如何呢？在中国近代所有的思潮中，它是影响最广泛的思潮之一。在改革思想家严复、康有为、梁启超那里，在革命派思想家孙中山、章太炎、朱谦之那里，在新文化运动思想家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那里，在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那里，在实在论张东荪、金岳霖、张岱年那里，我们都看到了进化主义如何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