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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贤亮小说中多姿多彩的女性形象塑造

2012-02-27范炜炜

艺术科技 2012年6期
关键词:张贤亮审美特征女性形象

范炜炜

摘要:张贤亮的小说在塑造女性形象上在当代文学创作具有的独特之处和争议之处,在于他这些的小说与同时代小说的差异性特征上。张贤亮将作品的大部分篇幅献给了女性,描绘了多姿多彩的女性形象。越来越复杂的女性形象内涵,越来越以男主人公为主而构建的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浓厚的“白日梦”叙事特征,既凸显了他的小说的与众不同,同时也体现了他的小说创作的局限和对时代内涵一定程度上的遮蔽和淹沒。

关键词:张贤亮;女性形象;审美特征

在张贤亮的小说中,始终贯穿着一个形象群体——女性,作者着意于刻画女性形象群体,就好似具有一种创作情结,类似于沈从文的湘西情结、孙犁的荷花淀情结,我们可以称之为女性情结。整体上看,这些女性形象汇聚了张贤亮小说表现女性的母性、柔美、善良、坚韧、淫荡、开放、大胆等多重内涵的复杂叙事。

1作者渲染的女性形象特征分析

张贤亮的作品中大都是以其自身的“苦难经历”为素材创作的,作品中男主人公就或多或少的带有着自传色彩,同时又都具有一种“不振奋”的软弱的文人特征,身心上都在承受着社会的不公带来的痛苦与磨难。在这种苦难的背景下,正如有人指出的:“张的女性系列似乎皆有如下柔美气质:近乎母性的怜悯、施舍和爱;而且她们对男人的宽恕,并非出自深究原委后的通达,更多的是近乎溺爱的迁就,夹着怜爱的姑息。”11]

2女性形象与男主公关系

女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出现可以说都不是孤立的,大都是和男性形象相伴出现的,二者相互关联,二者的关系也往往隐藏着作家创作的潜意识。张贤亮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绝不仅仅是现实生活中某几类女性的写照与升华,更被作家突出了叙事学理论中的“角色”和“功能”的功用。她们是作者幻想的“女神”——满足男主人公生理和心理需要甚至“拯救”男主人公灵魂的化身。

2.1生理上的“救世主”

在张贤亮的作品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古典文学模式,即公子落难,下层女子相救,这是张贤亮的作品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之一。这些女性形象大都以泼辣、勤劳、善良而又痴情的形象示人,在与男主人公的相处中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扮演的“救世主”的角色。她们用自己坚韧的生命力、灵魂美和执着动人的爱情,抚慰了那些在西北贫瘠的土地上经受着饥饿、性的饥渴和精神困顿的落难知识分子,拯救了他们濒临崩溃的生命,给予了他们超越苦难的力量。

2.2心灵沟通上的“局外人”

尽管那些善良泼辣的劳动女性在生理上拯救了他们,给予了他们生存下去的资本和战胜苦难的力量,然而她们却永远无法走进他们的内心,他们只是那些知识分子心灵生活的“局外人”,正如张贤亮自己说的“女人永远得不到她所创造的男人”。[2]

2.3“工具化”了的牺牲者

张贤亮笔下的女性男性关系成为了救赎与被救赎的关系,“从中涌现出了不少对女性的动人的温情印象,但也涌现出了更多的关于背叛的阴暗记忆”【3】。因此,这些女性虽然在关键时刻拯救过落难的知识分子,抚慰过他们的心灵,但充当的却无非是男权话语下的牺牲者,是被“工具化”了形象。她们的“工具化”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要用自己的爱情和善良拯救或者说弥补男主人公的需求,填补他们的精神生理空白。[3]

3张贤亮小说女性形象特征的成因

在张贤亮的小说中存在的女性形象作为他所倾心刻画的意象群体,具有复杂的形象内涵,同时又在与男主人公的关系中,展示出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方面他们用近乎完美的品质抚慰着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却又要充当男权下的工具化了的角色。正如有人总结的:“张贤亮的小说一开始就表现出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不同,没有‘伤痕的细描,也没有直接的历史反思,而是将笔触侧重到女性形象的塑造,而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却烘托出了一个男性主人公的鲜明的形象。”[4]

3.1“苦难”的排解与生命力的宣扬

知识分子的苦难在于,高度的专政和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带来的双重痛苦,在精神上被剥夺了思考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话语权和对时代和社会的思考权,在这种重压之下,他们感到的是被“阉割”的不完整的人。对待劳动和劳动人民,“右派”知识分子的感情比较复杂。按照“被改造”的政治要求,一方面必须要虚心接受劳动的锻炼和劳动人民的再教育来达到改造的目的,另一方面却又自认为凌驾于他们之上,在知识水平和认识水平上高于劳动人民,于是他们会经常表现出对劳动人民的鄙夷和尊重的交替。张贤亮正是将这样的知识分子心态以及在特殊时期的苦难心境及其排解转化到小说的虚构之中,转化到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女性形象的塑造之中。

3.2“苦难”的转移和作家的“白日梦”

弗洛伊德曾说过:“精神活动是与当时的印象与当时的某种足以产生一种重大愿望的诱发性的场合相关联的。从那里回溯到早年经历的事情(通常是儿时的事情),从中实现这一愿望;这种精神活动现在创造了一种未来的情景,代表着愿望的实现。它这样创造出来的就是一种白日梦,或称作幻想。”

根据这一理论,张贤亮的“白日梦”创作可以理解为,他把自身的苦难经历转移到了章永璘等男主人公身上,通过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实现了苦难的转移,因而带上了浓厚的白日梦性质。张贤亮的小说对“右派”知识分子在农村生活中的种种尴尬和精神痛苦做出了特殊化的处理:不以知识分子物质生活中的苦难为主要描写对象,而是以其在农村苦修马克思原著为精神支撑;对农村妇女形象表现出一种男人欲望的“白日梦”表达特点,突出了男作家或者男主人公幻想女性成为他所想象塑造的完美女性。

参考文献:

[1]汪冬梅.“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论张贤亮小说的女性意识、苦难意识及其“类士大夫”气质[J].文学研究.

[2]王晓明.所罗门的瓶子——论张贤亮的小说创作[J].上海文学,1986(2).

[3]石世明.作为牺牲者的女性魅力——再论张贤亮的创作[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95.

[4]弗洛伊德(奥).作家与白日梦.弗洛伊德论美文选[M].上海:知识出版社,198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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