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虹

多伦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英尼斯被称为媒介生态学和媒介决定论的鼻祖。在20世纪初，他开创性地在研究中把媒介技术和社会发展以及文化形态联系起来，从历史角度出发，揭示媒介技术对社会组织形式、文化形态和文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他的思想对麦克卢汉、波兹曼等人的研究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麦克卢汉曾谦虚地称他自己所著的《古登堡星汉璀璨》“是英尼斯观点的注脚”[1](P3)。英尼斯对传播学研究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他所著的《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中，他首先提出媒介具有时空偏倚的属性，并借此探讨媒介对社会组织形式、知识垄断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但其真正的目的是通过历史的考察来揭露美国强大的传播技术对其他文化，尤其是加拿大文化产生的潜在威胁，并由此指出，当传播过程中媒介时空偏倚的平衡被打破时，必然会对西方文明产生危机。英尼斯的观点与当时远在欧洲的葛兰西的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霸权”观遥相呼应，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文明兴衰的重要内容。

一、媒介时空偏倚性与社会组织形式和文化形态的关系

英尼斯认为，传播媒介的发展可以体现社会的变革。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偏倚，媒介体现出对信息的组织和控制，因此，他得出结论，任何一个帝国或社会都与时间的延续和空间的拓展有关。从历史角度出发，英尼斯把传播置于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中，考察了距他生存时代4000年左右的传播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