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玲

胡适常被视为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继承人和践行者，但事实上，两者并不具备对等的关系，即胡适哲学思想的来源并没有这么简单归一。季羡林就认定胡适的思想来源相当复杂，“还不仅限于杜威”[1](P21)，邓晓芒也认为胡适对杜威是部分的继承和发展，即“实验主义的基本意义仅在其方法论的一面，而不是一种‘学说’或哲理。”“杜威在美国鼓吹的那种自由、民主、法治，那些东西，在中国倒是传播不开。”[2]但据笔者之见，杜威所鼓吹的自由、民主和法治之所以没有在中国传播开，自有胡适对其方法论的专注和标榜的因素在其中，但似乎也牵扯到胡适关于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理念另有来由。如果不拘泥于杜威的话，康德会很自然地进入我们的视域，自此，很多问题，关涉到胡适思想的根本性特征，包括自由、平等、民主以及播散出的中国现代民间文学中“活的文学”及“人的文学”等关键词的理解将会找寻到更为恰适性的解答方案。

饶有意味的是，学界很少关注到康德对胡适思想的影响，有学者提到也仅是一笔带过，还有的学者甚至断定“胡适没读过康德，对康德毫不了解”，由此“对人权背后所涉及的思想和哲学都不懂”，“对民主与自由之间的复杂关系不懂”“以至于‘五四’知识分子对自由民主以及科学的理解都很肤浅，最后把反民主都当成了民主”。[3]据实说来，这样的论断并不客观，因为胡适自己就提到思想上受到过康德的影响。事实上，我们长期以来对胡适民主、自由、平等等思想的解读有一种表层化和浮泛化倾向，更多是从政治观念出发，严重缺失政治后的哲学基础和逻辑起点上的考量和细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