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欣毅（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银川 750011）

7 从“共享工程”到“数图工程”：构建“人民的网络”

今年，公元2012年，是当代中国公共图书馆行业分级承担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简称“共享工程”）启动实施10周年。今年也是列入我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规划”的“全国数字图书馆工程”（简称“数图工程”）之2期工程“全国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全面启动年。这意味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嵌入式公共数字图书馆服务网络的“大模样”已然初就。今年也同时是世界范围内的Internet II（中文称“第二代互联网”，亦称“信息高速公路”）诞生20周年。而当代全球方兴未艾的“数字图书馆工程热”既根植于此，有以多向度的“交互嵌入”呈现着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网馆共舞”。如果将它们置放于一个统一的“时间窗平台”上，我们当然不难体察当代中国“嵌入式”公共数字图书馆事业跨越般追赶世界潮流的铿锵步伐。而当着我们变换一下视角，以“人文本体论”或曰社会价值观革命的“观念平台”（即所谓“终极人文关怀”）去衡量，或可以言，从“共享工程”到“数图（推广） 工程”，正是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在全新的网络化时代条件下朝向“共建共享全体人民的共有精神家园”价值观革命的华丽转身。

都是“嵌入”惹的事。它一如西方神话故事中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便一发不可收拾。简括而言，第一代互联网在网络技术层级上被称作广域网，较低层级的局域网和城际网，都是对它的“嵌入”。一俟发展到第二代互联网，即称之为全域网，它以海底光缆为基础，上连人造卫星，下衍有线与无线，中联“电信”“广电”“物联”三大网，一切都属“交互嵌入”。而正是在第二代互联网初兴之际，美国政府相继提出并启动了一系列由政府“公共财政”斥数10亿美元支持的“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促成了两种意义的“数字图书馆”（纯粹数字图书馆、复合式图书馆）在同步启动的“美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计划”（即著名的“信息高速公路”工程）中的“交互嵌入”。嗣后，“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热”席卷全球，“嵌入”其中的“数字图书馆工程”亦成就斐然。更令人感佩的是，如是居间物理实体图书馆“基建工程”在全球范围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亦出现了蔚为壮观的建设热潮，而物理实体图书馆与（狭义）数字图书馆的“交互嵌入”俨然这一时期“新馆大馆热”的常规模式。这种模式下的图书馆形态在英国图书馆界被称之为“复合图书馆”。现在，这一称谓已成为全球转型中的公共图书馆行业的一个通行代称。

绝对中国特色的“共享工程”在实践路径上向世人展现着另一类的“交互嵌入”：以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为兴办与投资主体，以国家、省（自治区）、市、县公共图书馆“事业网”为“管理主体”，以与同步实施的“全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全国光纤网络村村通工程”等“农村信息化惠民工程”的“全域交互嵌入”为网络化构建，以“共享工程”自建“‘三农’适宜型声视频资源体系”为“数字化资源”支撑，以“共享工程”最终端用户即广大农民群众免费共享、普遍受惠为发展目标。历十载倾情营构，全国范围内“共享工程”已初步实现“村村通”的阶段性目标。今年年初，国家文化部、财政部又联合启动了以“建设免费、绿色、安全的公益性上网场所”为目标的“全国公共电子阅览室推广（工程） 计划”。由于其主要依托的是“共享工程”的服务网络，自可视为实现“农村全覆盖”后的“共享工程”面向城市基层社区的回补式“交互嵌入”。

今年正式启动的全国“数图（推广）工程”在“复合型图书馆”的发展取向上或更接近国际上“嵌入式”公共数字图书馆的流行趋势。若“数图（推广）工程”的前身——列入全国信息基础设施规划的“全国数图工程”全称是“中国国家图书馆二期工程暨全国数字图书馆工程”；若“宁夏数字图书馆工程”是宁夏图书馆新馆基建工程的子项目，它不但采取与物理形态图书馆“交互嵌入式”的技术路径，而且从一开始就立足于“数图工程”与“共享工程”在“顶层设计”上的全面“交互嵌入”。而正在启动实施中的“全国数图（推广）工程”则致力于抢抓“三网融合”的战略机遇，实现“数字化统领下复合型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在更为“全域”的网络环境中的“全面嵌入”。

如果说，当代中国公共图书馆行业以“共享工程”和“数图工程”勾连起的“数字化统领下的复合图书馆发展模式”在网络技术层面、体系化构建层面更多地体现着一种“西学东渐”的况味，那么，在“终极人文关怀”层面上，我们已依稀窥得某种“中西合璧”般的“社会价值工程”况味。站在人类认知文明转型的高度，所谓“全域网”“信息高速公路”其实正是西方学者所谓“数字化生存”“学习的革命”“知识信息自由获取”等等的豪华“网络版”。在当代中国，则以“网络环境”“公共数字文化”“数字民生”揄扬其认知意蕴。在欧美发达国家，“数字化统领下的复合型公共图书馆”已经或正在成为所谓网络时代、即时通讯时代的“新宠”。英国政府早在1997年就以“新图书馆：人民的网络”规划其未来发展愿景。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在2009年坦言：经济危机使美国的公共图书馆用户数量激增，是免费的上网条件和优越的信息获取环境吸引了大众，成为他们学习、即时获取信息的“首选”。而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强国”全新战略规划中，“共享工程”“数图工程”灿灿然已直接“嵌入”到政府主导下的公共文化服务4+3大体系中的“顶层结构”。以“终极人文关怀”的视角去考量，走国际接轨的路数，我们当可确信，伴随“共享工程”的可持续发展和“数图工程”的高位运行，当代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朝向飞速发展的“数字民生”构建真正的“人民的网络”的崭新时代已经或正在向我们走来。

8 典籍传承：永远的凤凰涅槃

光阴荏苒，至今年，我从事省级公共图书馆业务管理与学术研究已届三十个春秋。如是居间，堪称“得意”的业务与学术成就可谓夥矣。但认真梳理起来，最是“得意”者竟然总是脱不开我进的这行的核心业态——典籍文献传承。如：我参与主创的30集中华历史文化电视专题片《跨越时空的文明》荣获全国第八届“五个一工程”的奖项是“理论文献专题片”大奖，且其历时四载的前期“创作”竟全部取材于宁夏图书馆的馆藏典籍；长期参与主编的馆刊《图书馆理论与实践》蝉联历届“全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优秀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其中特色栏目“文献学”“民族文献·地方文献：研究开发”历20余载苦心经营，现已成为宁夏区内外“文献学”领域的“名牌”；我和我的同事们接续前辈的夙愿从历年积压的数十万册外文图书中“淘”出近万册堪称“镇馆之宝”的近代来华教会藏书，它有望成为宁夏图书馆今后进军国际性文献典籍合作开发的“学术高地”；更遑论我们正在建设中的“新‘镇馆之宝’工程”。

注意，我这里的“得意”是打引号的。当不可理解为通俗意义上的“自鸣得意”或“得意忘形”。洵为意兴、意境、意念之得悟。近年主持《宁夏图书馆志》编纂和“全国古籍普查与保护工程”宁夏项目，惊奇地发现，宁夏图书馆人于“文革”十年浩劫中竟成就了三件奇功，我称之为三大“凤凰涅槃”：一是借“支边”之名从国图等馆“淘”来数十万册“剔旧”外文图书，为嗣后“外文特藏”打下深基；二是借“封存”之名保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民国文献和“内部资料”；三是举全区业界学人之力完成了《全国古籍善本书目》宁夏部分的申报任务。2001年，《跨越时空的文明》在央视首播，我曾以“凤凰涅槃”感慨之。前年，我们“创意”并策划的“中国回族文献保障性存取体系建设”项目正式列入宁夏“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我心下仍称其为一种“凤凰涅槃”。进而言之，我出身“图书馆学”专业，却总是以“文献学者”“文化学者”自诩，因为在我心中，“图书馆学”总难脱“机构范式”之虞，原本就是公共图书馆核心业态的“典籍传承”，其实也是隐介藏形于“文献学”“文化学”“传播学”“认知科学”“阐释学”“公共信息资源管理”诸上位学科交互激发的跨时空的一种“凤凰涅槃”之中的。“涅槃”者，佛言禅悟之“真境界”也；“凤凰”者，原本就是我们中华先民独创的一种“人心营构之象”（清代文献学大师章学诚语）；“凤凰涅槃”，在本文当可转意为近现代中外公共图书馆“文化典籍传承”这种基本职能、核心业态历各种复杂多变艰辛备尝之生存发展环境的打磨砺炼而“浴火重生”的况味。

或可以言，古今中外的人类文献文化遗产的传承史永远是一个未竟的“凤凰涅槃”。恩格斯讲：人类社会“由于文字的发明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进入到文明时代”，可谓画龙点睛。考古发现证明，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都有规模宏大、典籍可观的公私图书馆的存在，堪为文明之表。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他的另一句名言“书，要算是人类在走向未来幸福富强的道路上创造的一切奇迹中最复杂最伟大的奇迹”可谓更得乎“凤凰涅槃”的真境。古希腊划时代建造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曾有宏愿，欲搜尽全世界的珍贵文献。伊斯兰教先知者有“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的遗训。在古代中国，孔子一生致力于经典训诂，儒学六经在后世竟有“六经皆史”“六经皆典制”之至评。盛世修史、修志、征书、编典、建图书馆俨然汉唐宋元明清之“国之大事”。近现代中外公共图书馆事业走上相对独立发展道路，虽社会职能愈益扩展，但“搜集和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地方文献、民族文献的保障性存取”仍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各国政府确定为由政府主导的各级公共图书馆社会职能的首要。上个世纪90年代，信息革命和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美欧发达国家，一方面设立“世界记忆（世界文献遗产）名录”计划，重建图书馆在民族文化传承与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主导地位；一方面，将“数字资源长久保存”“典籍数字化”确立为“全球数字图书馆”宏大社会文化工程的两大前沿领域，俨然为世人洞开了当代公共图书馆“典籍传承”新型业态的更为阔大的想象空间。在当代中国“文化强国”新国策的“体系化”构建中，“典籍整理”与“典籍数字化”赫赫然已进入公共文化“4+3”大体系化建设的“二级结构设计”。

我国高校统编教材《图书馆学概论》言：“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职能，是图书馆最古老的职能。直到现在，保存文化的职能仍然是图书馆其它职能的基础，”“搜集和保存人类的文献文化遗产是图书馆对国家负责的社会职能”可谓本文所谓“永远的凤凰涅槃”的普世解读。将之与时下我这个《公书林清话》的“国际化视野下的公共图书馆‘终极人文关怀’的命题梳理”相联系，或可以言，关注“典籍传承”即是关注优秀民族文化的跨时空传播与继承；致力公共图书馆的“典籍传承”职能履行，就是在致力公共图书馆“德优公共品”资源的全民共建共知共享。

9 “尚书”的文化流变

在中华传统文化早期的“话语体系”中，“书”不是一般的称谓，“尚书”更不是一般的文化意兴、文化现象。按当代阅读学、认知科学的理解，它们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人—书”合一、“知行合一”式的建构，富含多向度的“吁请结构”，洵为跨越时空的“综合认知情境”。

“书”不是一般的称谓，在起初非“经”与“典”不可当之。若《尚书》，起初就单名为《书》。汉代立为儒家经典，易名为《尚书》《书经》。“书”，大抵也是我国古代“信史”“正史”的专属词之一。《尚书》之“尚”一说通假为“上”，即“上古之书”。至伟大的司马迁于《史记》创“纪传”体，另设“十表”与“八书”，洵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记录“纪传”“图谱”“专门史”三维架构的发凡起例。东汉班固化裁《尚书》《史记》之法，命其断代史著为《汉书》，其专门史则改称“志”。其后，若《逸周书》《竹书纪年》和“二十四史”中的《后汉书》《晋书》《隋书》《唐书》等等，大抵都是其传薪续火之作。“尚书”，自然更非寻常。一者，《尚书》只是儒家六大经典之一。“书”载，孔子“删《诗》《书》”“作《易》传”“定《礼》《乐》”“兴《春秋》笔法”。所以，孔子也被后世尊为中国古代系统整理中华文化典籍的第一人。其二，更有意义的是，孔子一生没有独立著述，就连被当代西方称之为“中国人的《圣经》”的《论语》，其实也不过是孔子的“语录”之书。孔子自言“吾道一以贯之”，或可以说，《易》《书》《诗》《礼》《乐》《春秋》之“六经”和后世尊奉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之“四书”即是其“修身养家治国平天下”之大“道”的“载道”之“文”，合构起来的一种“全（息） 记录”。其三，孔子首创“文献”概念，首倡“文”与“献”（贤者）即“书”“人”合构之“范”。在中国现当代的图书馆学人眼里，由孔子整理典籍而发轫、后世累代发扬光大的“文献之学”，原本就是近现代所谓“图书馆学”的母体科学，贯穿于“文献之学”各领域的“阐经释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精义自是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的“中学之体”。

“尚书”者，笔者化意中国古代“崇文尚书”“书—人”合一之文化意兴、文化取向的“得意”之谓。如上，或只是其偏于“形而上”（即思想层面、大文化层面）上的几个荦荦大端。沿此思路，中国古代中央行政“首府”多为“尚书省”“上书省”“中书省”，元明清以降皆取《易》之文意定国名，汉唐以降的“诗赋取士”“经义取士”及隋唐以降的“科举”，儒道玄三大思想体系在历代官学中的竞长兴衰，甚而，经典训诂之学为历代士林之“显学”，大抵都属此畴的“得意”之作。在大众文化尤其是士文化层面，“书香传家”“知书达礼”“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书种”“书‘生’意气”“饱读诗书气自华”之类的“尚书”箴言更是俯拾皆是。而站在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历史演变的视角，或可以言，中国古代的官私“书院”不论从学术传承和事业沿革上，都当是近代以来图书馆作为一种独立业态的真正摇篮。而在古代的官私“书院”中，藏书并非主业，征书、编书、“修史”“修志”、校勘训诂、讲书（学）、教书（学）、刻书、印书诸业皆兴，洵为自孔子倡兴的“尚书”文化的“器”业层面的“得意”之作。有感于斯，近年我考较当今方兴未艾的“复合图书馆”的文化价值、文化根源时，亦常常“得意”于“复合图书馆”是中国古代书院文化的“当代复归”之发现。

从大文化层面上去对西方同样根柢深沉的“尚书”文化的大流变做哪怕是浮光掠影般的梳理都不是我们这篇千字文所能胜任的。但站在公共图书馆人的立场，或言以“共建共享公共信息文化共同体”的本体论（社会发展价值观）的视角，去梳理现当代世界包括中国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行业的“尚书”文化之大流变则无疑是有当代认知价值的。若知识产权尤其是著作权与“公共借阅权”在图书馆的平衡机制，若人文主义取向下西方传统阐释学、文献学向“读者中心论”“认知中心论”的转型，若广义文献观到人文文献观、文本到超文本、多媒体到“富媒体”的“工具理性革命”，若“公共权利社会”取向下的“公共信息”文化的制度设计，若学习型社会、阅读型社会取向下的（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文献信息资源公共化与公共认知机制”的二元构架，若面向人类认知文明新高度的“公共大脑”“认知地图”“全球公共数字图书馆”，等等等等，大抵都是现当代中外（公共）图书馆行业“尚书”文化流变阔大理论图景、现实图景所深蕴着彰显着的“终极人文关怀”时代命题的清晰脉络与充盈神气。

我常常感念，图书馆不称“信息馆”“文献馆”“阅读馆”之类，感念网络环境中仍有“数字图书馆”之“网馆共舞”。我国近现代大学者章太炎有言：“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知也”。比附其意，或可言，图书馆之所以为图书馆，以“尚书”文化大流变意会之，可决知也。

10 大资源观：当代公共图书馆的价值观革命

在最近国内公共图书馆行业热议并据官方媒体称已列入全国人大“十二五”立法规划的《全国公共图书馆法（草案）》中，首次在“法”的层面上将公共图书馆定义为：“开展文献信息资源的收集、整理、保存、传播和服务等工作的专业性机构”，将“文献信息资源”进一步界定为“以纸质、声像、胶片、数字、网络等载体形式存在的知识和信息资源”。这显然意味着，作为当代中外图书馆行业尤其是公共图书馆行业价值观革命的一大标志性产物——“文献信息资源”概念与思想已趋于成熟并进入了当代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大发展大繁荣伟大实践之指导思想的“顶层设计”。但在我看来，如果将之置放于我这个《公书林清话》要梳理的“国际化视野下公共图书馆‘终极人文关怀’命题”的更高认知境界上去考量，或可以言，“文献信息资源”云云，还只是席卷当代中外公共图书馆行业的人文本体论（社会价值本体论）革命的“冰山之一角”。

毋庸讳言，在当代社会，无论是“信息”概念，还是“资源”概念，都已被普泛化了，可谓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但这并不意味着将我国现行国家标准定义的“文献是记录有知识、信息的一切载体”这一正在普泛化之中的概念（思想）与二者直接、直观地整合到一起，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形成“文献信息资源”这个更具认知价值观革命意义的概念、理念。事实上，回眸迄今为止的人类认知文明演变史，大抵能够进入一个社会“普泛化”视野的任何新概念、新思维、新思想，总是那些得乎人类认知价值观革命核心意义者，且自身终须经历认知实践“凤凰涅槃”般的砺磨。若现当代信息科学奠基人之一的维纳将“信息”升华为人类认知对象世界的“第三态”的思想，在颠覆传统哲学上“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人为背离的思维程式的同时叩开了“信息（元）哲学”的大门；若笔者在本专栏第26期中重点介绍过的波普尔“世界3”（客观知识世界）理论以及他“关于图书馆的两个思想实验”，虽饱受包括我国在内的传统哲学家们的诘难却终究成为当代中外图书馆行业以“知识组织、管理、服务”为价值中枢的新型“大资源观”的重要理论基础；若现代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那曾经备受争议的“媒介即是信息”的著名“命题”，实实“反逼”出了横唱于当代中外包括公共图书馆在内的大众传播领域的“大媒体（介）”“富媒体”的思想升华与实践升华。而在笔者看来，当代中外图书馆行业的“文献信息资源”概念升华尤其是借这种升华而充盈、成熟起来的“大资源观”，就其思想来源而言，上述三大理论（学说）或当为荦荦大者。如是居间，若英国信息资源管理学大师马丁将方兴未艾的“信息资源管理”（包括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工商信息资源管理、社会与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三大领域）视为“图书情报领域早已熟悉的挑战的更为复杂的变体”，若笔者在前面的《公书林清话》中重点讨论过的当代“信息高速公路”与“数字图书馆”的“交互嵌入”以及基于“信息资源整合”的复合图书馆发展模式，等等等等，则有助于我们勾勒当代中外整个图书馆行业正在崛起中的“大资源观”的整体架构。

或可以言，单纯“资源”（包括纸质文献信息资源、数字化信息资源）视角的“大资源观”，抑或统摄管理、服务、学术、业务诸向度且被作为“功能性结构要素”理解的“一切皆资源”理念，无论其成色有多高、前景有多么诱人，对当代中外公共图书馆的文化进步、观念变革与创新的大局来说，都不是值得特别去津津乐道的，尤其是上升到“终极人文关怀”的高度，反觉到有舍本逐末之虞。公共图书馆姓“公共”。“公共”这一原本就是一个顶级（超文本级）的范畴，现应在其“大资源观”之当代全新认知背景与条件下的进一步解构与重构中扮演“价值中枢”“价值取向”的角色。简概而论，当着我们把“公共”作为一个前缀词置放于“（文献）信息资源”之前，由于“公共”是一个主体概念，由此升华出的“公共信息资源”概念就同时获得了“物我合一”（书人合一）和“知行合一”（社会文献资源公共化与再认知机制合一）并存的价值观认知空间。进而言之，“公共信息资源”的建构、整合、传播、利用也是一个愈益“昂贵”的公共事业，在实施“全免费”“全开放”以追求“资源全民共享”的同时，追求“公共财政”与“社会共建”多元投入机制的形成当属题中应有之义。

或可以言，以“公共信息资源共建共知共享”为价值中枢的公共图书馆“大资源观”也是一种“利益驱动”的产物。然则，这种“利益”终是“公共利益”。由是，在当代公共经济学的科学理论指导下建构“公共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各利益主体的平衡机制亦是其“大资源观”的重要取向。与之互为表里、互为经纬，在“文化强国”的全新认知条件下，着眼于“发展先进文化、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整合世界多元文化”的目标，打造“振民育德”的“公共文化资源”（公共经济学上称“德优公共品”） 的嵌入式机制，亦不啻当代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大资源观”进一步升华的重大取向。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多版《公共图书馆宣言》中反复昭示的“坚信公共图书馆是促使人们寻求和平与精神幸福的基本资源”之愿景，在当代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大资源观”价值观革命中亦将获得日益增长的意义。

11 超文本：网馆共舞新时代的精灵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第二代互联网”（Internet II，即“信息高速公路”） 横空出世，席卷全球。与之互为表里、“交互嵌入”，数字图书馆建设热潮亦一浪高过一浪。由是，“网馆共舞”俨然这个被称之为“网络社会”的新时代里最令我辈中人激动的壮美景象。如是居间，有一个“精灵”也在飞舞，那就是“超文本”。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一种公共品，还是一种建构，一种机制，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认知境界，一种“终极人文关怀”。

在网络环境中，单纯技术视角所定义的“超文本”首先是一种高新的标引——检索技术。在“标引”阶段，所谓元数据、MARC、“文本本体分析”等，都是其荦荦大端；在“检索”阶段，所谓搜索引擎、“导航术”、数据挖掘、高级逻辑检索等，已为人们所熟知。而多媒体链接技术则可视为超文本技术偏重于媒体（载体、文献） 视角的“变体”，所谓超媒体、跨库检索、无缝链接等等。简言之，即使是从纯粹技术的视角看问题，其“工具理性”也是极具革命性意义的，即：超越“文本”（文献化的知识信息集合体或曰知识信息外化存在）的物理限制、“实在”限制、单一语义和线性语义限制，进而体现着对“知识信息自由存取”这一世纪性命题之技术实现的不懈努力与追求。

作为一种职业自觉，我常常把图书情报领域的核心价值、核心能力归结为两种“根本的文化力”。其中之一即“对文本化社会（知识）信息资源的再识能力”。作为一种核心技术建构、认知机制建构或曰“专门方法论”建构，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国外图书馆行业突出发展起来的“散组后组式标引——检索系统”（以世界图书馆学之父阮冈纳赞那著名的《冒号分类法》为代表）可谓“超文本方法”的先河。而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由著名的布拉德福定律（文献分布律）、洛特卡定律（文献作者生产率）、齐普夫定律（词频分析）奠基，50年代由加菲尔德创造的“文献引文分析”形成突破的所谓“文献（信息） 计量学”则可谓“超文本方法”的“理一分殊式”建构，尤其是一种“数学工具化”革命。循此思路反观当代所谓“网馆共舞”，我们固然可以从“网络化”的宏观上把数字图书馆看作对互联网（广域网）甚至“信息高速公路”（全域网）宏大架构中内容资源的无序化与“全息”存取机制缺失的一种战略性“补足”，进而也构成对网络自身作为“资源”的战略性“集成配置”，再进一步，数字图书馆也“华丽转身”为一种全新的复合型功能资源，一种具有强大正外部性特征的公共信息（认知）资源，殊不知，这里的一切的一切，其实都有赖于“超文本”作为一种“工具理性革命”的异军突起。简言之，这里的战略性“补足”与“集成配置”“复合型‘功能’资源”与“强大正外部性”云云，其实都是“超文本”这一“精灵”飞舞与栖息之所在。

将“超文本”亦同时理解为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认知境界、一种“终极人文关怀”，或许本身就是我们人类共同认知观的一种极大升华。大而言之，既然“在广义上，人类的各种文化形态乃至整个精神世界都是一个‘文本’”，那么，以文献化形态外化“存在”着的人类知识、信息集合体当然也是一种“广义文本”，隐介藏形其间的“科学、技术”“智能结晶”，当然亦可理解为一种“超文本”。从大文化的视角看，“真”“善”“美”是人类文化、文明三大无上极致境界。依“超文本”思维，三者当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认知文明的“超文本”重构。高尔基说：“书，要算是人类在走向未来幸福富强的道路上创造的一切奇迹中最复杂最伟大的奇迹”。这本身就是一种“超文本”思维。而在“网馆共舞”新时代到来之前已被人广为接受的“文本”新定义，其实已蕴含了“超文本”之为理想、理念、方法、技术合构体的建构多向度：“文本是文献传播的内容和受众阐释的对象，是以标准化的编码形式表达整体语义的符号系统，是经过人类加工处理、付诸一定载体形式的社会文献信息”。进而言之，我们这里的“网馆共舞”也包含对“数字化统领下的复合图书馆”的实践图景的意义把握。如果说，“复合图书馆”本身即是“超文本”思维的产物，那么，“复合图书馆“的方法论精髓“资源与功能全方位整合”不啻“超文本”方法论的同义语，“数字化统领”云云，大抵也可视为“超文本”技术、超媒体技术纵横之用武之地。

推而广之，当着我们把当代中外“网馆共舞”全新背景下公共图书馆事业的人文本体论（社会价值论）的核心架构理解成“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的二元互动体，把“共建共享一个公共信息文化共同体”视为一种实践论、发展观重构，显然也都体现着某种“超文本”思维或曰达到了某种“超文本”认知境界。如是居间，我们最为“得意”的还是“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宏大架构中蕴含的“工具理性”的“超文本”意义与价值。一言以蔽之，一切皆是“公共”的，一切皆可共享与共建。而“共建共享全体人民的共有精神家园”作为一种深具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公共图书馆“知行合一”式文化发展目标，已实质性地蕴含了对“公共信息资源”“公共认知机制”两大“根本性公共文化力”的“超文本”意义与价值“整合互构”，我誉其为“我们共同的全美至真大善之境界”。

12 将“公共选择”内化为服务创新的动力机制

我们所处的这个伟大的时代（社会）之所以也被称为“公共权利时代（社会）”，一说即是由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著名公共经济学（又称新政治经济学）大师布坎南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发端。嗣后，随着“公共权利时代（社会）”的多元化、多样化发展，“公共选择”也被更多的公共领域赋予了更多的“领域化”意义，若“公共文化选择”“公共信息选择”“公共资源消费选择”“公共舆情选择”“公共认知选择”“公共服务选择”等等。与此同时，“选择”本身也脱逸出原本的多义性语境，在当今的大众“话语体系”中日趋普泛化为某种单一语义，多指公众（主要是个体和“小众”）权利、权益、利益诉求的自主、自愿表达。现如今的网络环境中，最为流行的“选择”箴言大抵是“你可以选择放弃，但你不能放弃选择”。在公共图书馆界，杭州图书馆树青馆长面对乞丐进馆发出的“我们不能选择拒绝，你可以选择离开”之言辞，更是语出惊人，但似乎也备受争议。

我们所处的这个伟大的时代也同时是一个崇尚创新的时代。“建设创新型国家”也是当代中国的一大国策。在社会发展观的较高层面上，“创新”常常被界定为“动力”与“源泉”。但再而深究，“创新”本身的内在动力又是什么呢？我体会，大抵只能是追求、践行“创新”的人们的功利性诉求之“选择”。舍此，我们难以理解“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和“知识产权保护”何以在当代全球范围内横唱于世。同理，我们既然把“共建共享全体人民的共有精神家园（公共信息文化共同体）”标榜为当代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人本本体论（社会价值本体论），把“读者至上，服务第一”标榜为我们的职业理念与文化自觉，那么尊重、保障所有读者的“权益选择”与“选择权益”，并将这种保障与尊重内化为公共图书馆公共文化信息资源整合创新、服务创新的一种动力机制就是我们的一种不二“选择”。

毋庸讳言，在现有的认知条件下，我们尚难以勾勒出“将‘公共选择’内化为公共图书馆服务创新的动力机制”这一全新时代命题的全貌，如下三个基本“向度”或当为其荦荦大端。

先是“公共”（包括现实读者与潜在读者） 的“阅读选择”。应该说，在中外传统图书馆时代，公共阅读品种类主要是书、报、刊，这方面的“选择”空间并不大，重要的是阅读品内容的“选择”。上个世纪后半叶以来，广播、影视传媒崛起，尤其是网络环境形成和“数字化阅读”后来居上，书、报、刊阅读尤其是图书阅读之“被选择”可谓每况愈下。作为一种机制性应对，中外公共图书馆界掀起了“数字化统领下的复合图书馆”的建设热潮且成效显著。饶是如此，当着我们看到权威媒体称“美国国民有70%以上的人拥有各类图书馆的读者证”之类的报道，仍然不胜唏嘘。国内有学者认为，这主要源于美欧国家“宽进严出”的学历教育制度、职业教育制度与“准入”体制和知识产权“严格”保护制度以及专业技术职称的“非终身制”等等。相形之下，现如今我国已成泛滥之灾的所谓“浅阅读”“快餐式阅读”，在更为广泛的社会（公共） 层面，如其说是“网络惹的事”，倒不如说是国民教育体制、科研成果评价与发表机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方面的“结构性缺陷”造成的从众性“无奈选择”。在影响公共的“阅读选择”的一些基本的社会性需求导向尚无实质性“向好”的现实背景下，将公共图书馆服务创新的着力点转向最基础的“基本服务”的全免费和弱势群体（少年儿童、老年人、残疾人、进城务工人员）的“对象化服务”并在此基础上拓展具有多元公共文化服务功能的延伸性服务，若“公共信息共享空间”“第三空间”“体验式阅读”“休闲阅读”“自助阅读”“公益讲座”“手机图书馆”“Mylib（个人自助图书馆）”、延时开放等等，不但对现实读者的“阅读选择”有正向引领作用，就是对于更广大的潜在读者也无疑具有大众阅读学意义上的“吁请结构”建构效应。在前面的《公书林清话》里，我曾就“悦读体验”和“四全图书馆”的话题做过讨论，尤其是再前段时间在为本栏目撰写的“每期一议”千字文系列专辟有《解读宁夏图书馆的读者服务理念》系列。若与时下我这个“将‘公共选择’内化为服务创新的动力机制”的命题相联系，或可以言，“悦读体验”云云，即是更为广大的多元多样阅读“选择”的“综合认知情境”或言“全息吁请结构”。“四全图书馆”云云，亦属四种“理一分殊”式机制建构。而《解读宁夏图书馆读者服务理念》论及的14种“认知情境”则不啻本文所谓“内化动力机制”的实证“案例”分析。

站在“共建共享公共信息文化共同体”新型发展观的高度，人们显然更有理由对“将‘公共选择’内化为公共图书馆服务评价与投入（回报）机制”这一更具全局战略意义的“理一分殊”式命题抱有期待与愿景。因为推原论始，公共图书馆之为人类认知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公共信息文化”制度设计的产物，原本就是多元（公共信息文化）主体的“权利义务”的互动体。这里的要义是，在“公共权利时代”里，不但体现公共信息文化权益诉求取向的“公共选择”必然是多元多样性的，而且承担公共信息文化权益保障与实现职能的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机制的运营也存在着公共经济学上所谓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益落差”的“公共财政激励性补偿（回报）”命题。我们欣喜地注意到，在最近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建立（公益服务）事业单位绩效考评制度，考评结果作为确定预算、负责人奖惩与收入分配等的重要依据”。将之与今年颁布的《全国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这一“绩效考评”的准法律“文本”的公益服务指标设计相联系，基于“公共选择”取向的“服务效能”指标已赫然成为主导性指标，这至少表明，“将‘公共选择’内化为公共图书馆服务评价与投入（回报）机制”已经从制度设计层面进到了制度实施与实践检验与完善层面。

将本文上述命题与我时下正在梳理中的“公共图书馆终极人文关怀”的命题相联系，或可以言，关注政府主导下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构中“公共选择”的功能性结构意义与价值，就是在关注“公共主体”认知能力、认知素质的提高及认知实践的深广度，关注所谓“学习型社会”“阅读型社会”建构的内生动力与活力；致力于“公共主体”信息文化权益选择与选择权益之于公共图书馆人这一服务主体的权益保障与实现的相互激励，就是在致力于“公共信息文化共同体”内两大主导性主体的权益（义务）的共存共荣、互为依托、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