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守卫（安徽大学 管理学院，合肥 230039）

《直斋书录解题》原本五十六卷，明清之际已佚。目前流传于世的《直斋书录解题》传本，除两种旧抄残卷外，主要有三种。一是清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重新编排为二十二卷的本子，后人称之为四库馆辑本，简称馆本或四库辑本，或称永乐大典本、武英殿本、聚珍版本。一是卢文弨以馆本为基础，取两种旧抄残卷重辑的《（新订）直斋书录解题》五十六卷稿本，简称重辑稿本，或重辑本。此本现藏上海图书馆，缺卷八至十六。［1］三是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徐小蛮、顾美华的点校本（以下简称上海古籍本）。徐小蛮、顾美华点校本，以武英殿本为底本，主要参校旧抄残卷和卢文弨重辑的《（新订）直斋书录解题》五十六卷本的稿本，是目前收录《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图书数量较为全面的一个本子。一、三两种本子流传较广，是通行的本子，对传播《直斋书录解题》作出了较大的贡献。第二种本子，现藏上海图书馆，较接近《直斋书录解题》的原貌，学者很难见到。但上海古籍本充分地利用了此本，并将重辑稿本与四库辑本异同之处，尽出校记，可赖此得知卢氏重辑稿本之面貌。三本各有其成就与不足，因上海古籍本《直斋书录解题》与卢文弨《（新订） 直斋书录解题》之优劣已另撰他文予以介绍，［2］［3］兹特就四库辑本《直斋书录解题》之成就与不足论述如下，不妥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邹炳泰［4］以《直斋书录解题》原本久佚，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在卷首目录后的校记云：“臣等谨案：《直斋书录解题》，宋吴兴陈振孙撰。以历代典籍分为五十三类，各详其卷帙多少、撰人名氏，且为品题其得失，故曰解题。其书不标经史子集之目，而核其所列，经之类凡十，史之类凡十六，子之类凡二十，集之类凡七，仍不外乎四部之说者也。考诸前史，目录类皆入史部，自刘歆《七略》以下，著录者指不胜屈，其存于今者：《崇文总目》，尤袤《遂初堂书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及此书而已。《遂初堂书目》本无注，《崇文总目》注已散佚，其可考见诸书源流者，惟《晁志》及此书，故马端临《经籍考》即据此二书以成编。然至今《晁志》有刻本，而此书久佚，惟《永乐大典》全载之，诚希觏之本也。第当时编辑草率，讹脱颇多。今门类一仍其旧，而解题则详加考核，各以案语附之，定为二十二卷。方今圣天子稽古右文，搜罗遗籍，列于四库之中者，浩如烟海。此区区一家之书，诚不足以当万一，然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资征信，而其校核精详，议论醇正，于考古亦有助焉，故宜存而不废也。原本间于解题之后，附以随斋批注，未详随斋何许人，然补阙拾遗，于本书颇有所裨，亦仍其旧，并存也。乾隆三十八年七月恭校上。”校记清楚地说明了此书的来源及其价值。馆臣们认为，书的缺点是《永乐大典》“当时编辑草率，讹脱颇多”，优点是陈振孙“校核精详，议论醇正，于考古亦有助”。

此一辑本，随后即被用木活字排印成《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称武英殿本，或聚珍版本，或永乐大典本，广为流传。此本一出，首先由福建书局翻刻，随后苏州、杭州相继刊刻，而成为习见的通行本了。此后据此本覆刻者，或单行，或被收入丛书。单行本有清光绪九年（1883年）江苏书局刊本。丛书本较多，如1935年，商务印书馆据聚珍板用铅字排印，先后收入《丛书集成》和《国学基本丛书》，1985年中华书局重印的《丛书集成初编》本、1987年现代出版社出版的许逸民、常振国编《中国历代书目丛刊》本，均是根据《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排印或影印，与殿本无甚差异。

四库馆臣曾对四库辑本“详加考核，各以案语附之”，以订讹补缺，考谬纠误。然校记云“《永乐大典》全载之”，但就《文献通考·经籍考》所引与四库辑本相校，初步统计，其为四库辑本未收者即有24种，据旧抄残卷又可补11种，其他可补者，亦复不少。由此可见，四库辑本之主要缺陷，一是未能充分利用马氏《文献通考·经籍考》以补其佚文，又未见两种旧抄残卷，故其遗漏较多；二是馆臣所作考证亦有疏略和不当之处，尚有可订正之处。

一、整理成就

校记所云“详加考核，各以案语附之”，并非虚美之言。今就四库馆臣引用资料及校补、纠缪、考异之处略述如下。

（一）引用资料丰富。据何广棪先生统计，四库馆臣引用之资料有以下几种。［4］

1、《文献通考·经籍考》引用最多，计271次，馆臣亦颇知《经籍考》之重要，但惜未能充分利用。

2、《宋史·艺文志》69次。

3、《唐志》56次。多不言《新书》或《旧书》，宋代《新唐书》通行，似多引《新唐书·艺文志》，然其中卷四正史类《后魏书》条，则明言两《唐志》。

4、《汉书·艺文志》仅卷十名家类《公孙龙子》条引用1次。

5、《隋书·经籍志》3次。

6、晁公武《郡斋读书志》19次。赵希弁《附志》3次。

7、郑樵《通志》6次，多为《艺文略》。

8、朱彝尊《经义考》1次，又引用其《皇王大纪跋》1次。

9、《崇文总目》2次。

10、《两朝志》1次。

11、《馆阁书目》1次。

以上所引各种公私书目11种，430余次。

其他资料则有：

12、《宋史》20余次。

13、《唐书》引用时不言新旧，宋人多用《新书》，约10次。

14、朱熹所论2次，《挥麈录》《唐诗纪事》各2次。

15、《进〈新唐书〉表》《东都事略》《方舆胜揽》、曾巩序等，及《唐诗品汇》《唐诗纪事》，李焘、刘向、洪兴祖、徐广诸家所论各1次。

馆臣总计曾引据资料25种，500余次，可见馆臣引据资料之丰富。由于《经籍考》《郡斋读书志》《宋史》《唐书》与《解题》关系最为密切，故引用最多。这些资料对辑补《解题》之未备，纠正《解题》之讹误，考核《解题》之异同，俱有重要的作用。

由何氏之介绍，可知馆臣“详加考核”，绝非虚言。

（二）校勘之成就。

兹依校勘、考订之事项，分述如下。

1、卷数。卷数之不同，往往意味着书籍之内容或编辑之方式不同，这对于考校一书之完阙及版本情况，具有重要的作用。为此，四库馆臣在考校《解题》时，多用案语的形式，对《解题》著录书籍之卷数详加考订。或考校卷数之异同，或订正其错误，或补其未著录之卷数，用功至勤，据初步统计即达200余条。

（1） 考校卷数之异同。《解题》卷一易类《周易集解》十卷。案：《唐书》作十七卷，晁公武谓今止十卷，而始末皆全，无所亡失，或后人并之也。

按①文中所加按语，以“按”字形式所加者，为笔者所加。四库馆臣按语则以“案”字附以陈氏《解题》之后，以示区别。：由此条案语可知，《周易集解》在唐、宋各有两种不同的传本，即《唐书》著录的十七卷本，和晁《志》与《解题》著录的十卷本。十卷本与十七卷本相校，在内容上并无亡佚，造成卷数差异的原因，无非后人在钞刻时，重加编辑而已。

《解题》卷四正史类《四朝国史》三百五十卷。案：《文献通考》作二百五十卷。

按：考《宋史·艺文志》史部“正史类”著录该书，亦为三百五十卷。

《解题》卷九儒家类《贾子》十一卷。案：《崇文总目》云《隋、唐志》皆九卷，《新唐书·艺文志》作十卷，此本作十一卷，疑误。

按：此条案语罗列异同，疑不能定，故以“疑误”存疑。

（2）订正卷数之误。如：

《解题》卷三春秋类《春秋传》十卷、《权衡》十七卷、《易林》一卷、《说例》一卷。案：《宋史·艺文志》作《春秋传》十五卷、《权衡》十七卷、《说例》十一卷、《易林》二卷、《文献通考》亦谓《春秋传》、《权衡》、《易林》三书，共三十四卷。此本篇目疑有脱误。

按：馆臣用《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所记篇目，校核《解题》著录之篇卷，疑陈氏《解题》著录四书篇目有脱佚，甚是。

《解题》卷九儒家类《曾子》二卷。案：《新唐书·艺文志》及《文献通考》俱作二卷，原本作十卷，误。今改正。

按：此条案语则明确指出，《解题》著录《曾子》原本作十卷为误，并考《新唐书·艺文志》及《文献通考》改正为二卷。

（3） 亦有补《解题》著录之书卷数者。如：《解题》卷三春秋类《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案：原本不著卷，与《宋史·艺文志》同。今据《文献通考》补书。

按：翻检全书，仅此一例，盖振孙偶尔疏漏也。

由上述三点可以看出，馆臣考订卷数之勤。

2、撰者。包括考校作者之异同，或订正作者之错误。

（1） 考异同。《解题》卷一易类《周易口诀义》六卷。河南史之征撰。案：《宋史·艺文志》作史文徽，《文献通考》作史证，郑樵《通志》作史之证。宋人避讳“征”字，此改从其旧。

按：《解题》提要亦言：“避讳作证字。”清辑本据《永乐大典》定为“史征”。由此可见，虽一字之异，馆臣亦广征博采，予以考订。

《解题》卷十一小说家类《宣室志》十卷。唐吏部侍郎常山张读圣用撰。案：《文献通考》“圣用”作“圣朋”。

按：考《唐书·艺文志》除子部小说家类著录张读《宣室志》十卷，只称其名外，史部杂史类还著录张读《建中西狩录》十卷，注曰读字圣用，僖宗时吏部侍郎；《郡斋读书志》子部小说家类亦著录《宣室志》十卷，作者作张读圣朋；《宋史·艺文志》子部小说家类只称其名，而无字号；卢校本“圣用”亦作“圣朋”。盖“用”、“朋”字形相近，于此义亦两通，难详孰是。

（2） 订错讹。《解题》卷三语孟类《论语纪蒙》六卷、《孟子纪蒙》十四卷。国子司业林海陈耆卿寿老撰。案：耆卿原本作“著卿”，今改正。

按：今考《文献通考·经籍考》经部“论语 孟子”类著录《论语纪蒙》六卷、《孟子纪蒙》十四卷，作者具作耆卿；又《宋史·艺文志》经部论语类亦著录其书，作者亦作耆卿。陈耆卿另撰有《嘉定赤城志》四十卷、《筼窗集》十卷传世，可考其名及其生平行谊。馆臣改正甚是。

《解题》卷六职官类《祖宗官制旧典》三卷。直龙图阁东莱蔡惇元道撰。案：元道原本作“元通”，今据《宋史·艺文志》校改。

按：考《文献通考·经籍考》史部职官类著录《祖宗官制旧典》三卷，马端临引陈振孙言，作者亦作蔡惇元道；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卷上史部职官类亦著录其书，作者亦作元道。盖“道”、“通”二字形近易讹，《永乐大典》在转录此条时，误“道”为“通”。馆臣改正甚是。

《解题》卷九道家类《列子释文》二卷。唐当涂县丞殷敬顺撰。案：殷敬顺撰《列子释文》，原本作“处顺”，今改正。

按：考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亦作“殷敬顺”。卢校本“殷敬顺”为“殷虔顺”。并校注曰：殷实名敬顺，此避翼祖讳耳。盖“虔”因形近讹为“处”，“虔”又为“敬”的避讳字。

除此之外，尚有校补、考证作者籍贯、职官之误者。

综上所述，馆臣对于《解题》著录之作者，或考证之异同，或纠缪补脱，虽不若考校卷数之勤，但亦不少。据初步统计即达60余条。

3、考书名。馆臣于书名亦加考订。有考其异同者，有订其错讹者。如：

（1） 考其异同。《解题》卷一易类《周易口义》十三卷。案：《文献通考》作《易传》十卷，《宋史》作《易解》十二卷，郑樵《通志》作《口义》十二卷。

按：考《宋史·艺文志》经部易类著录作《口义》十卷，《系辞说卦》三卷，或陈氏合而数之？

《解题》卷四编年类《帝王照略》一卷。案：《文献通考》“照略”作“镜略”。

按：考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五“编年类”著录该书，亦作《帝王镜略》一卷。陈振孙《书录解题》著录该书，改“镜”为“照”，乃避宋太祖祖“敬”庙讳耳。又《宋史·艺文志》史部编年类有《帝王照录》一卷，但未署作者，疑即此书。

《解题》卷十一小说家类《郡阁雅言》二卷。赞善大夫潘若冲撰。案：晁公武《读书志》称潘若同撰。《文献通考》云：《书录解题》作《郡阁杂言》，题赞善大夫潘欲冲撰。今此本仍作《郡阁雅言》，惟称“若冲”，则互异。

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三“小说家类”著录该书，称作者为潘若同，盖避其父“晁冲之”之讳，改“冲”为“同”。考《宋史·艺文志》子部小说家类著录《郡阁雅言》，作者亦作潘若冲。《文献通考·经籍考》在过录《书录解题》时，因“雅”“杂”二字形近易讹，而误“雅”为“杂”，又误“若”为“欲”。又《北宋经抚年表》、《宋诗纪事》卷四，均载潘氏事迹，可考其名。

（2）改正错讹。《解题》卷一易类《易辨》三卷、《渊源录》三卷。案：《文献通考》作何万《易辨》三卷，原本作《易辞》，今改正。

按：考《宋史·艺文志》不著录此书，馆臣据《文献通考》，径加改正，或有所据。

《解题》卷十二阴阳家类《韦斯歌》一卷。案：《文献通考》有《韦斯歌》一卷，原本作“韦欺”，误。今改正。

按：考《宋史·艺文志》五行类有《韦斯四门经》一卷、《韦斯经诀》一卷、《韦斯都利经》一卷，又有《韦斯隐经》三卷。均不著录撰者。据此亦可推断“欺”为“斯”之误。

由上可知，四库馆臣考校书名之异同，改正书名之讹误，亦为勤也，据初步统计有40余条，如与《通考》及《宋志》等细加校核，定多异同，馆臣亦留意于此，详加校核。

4、补脱。馆臣补所辑大典本总计63条，其中全据《通考》补入者计15条，即史部目录类《京兆金石录》条、《集古录跋尾》条、《集古目录》条、《集古系时录》《系地录》条，子部农家类《秦少游蚕书》条，神仙类《百章集》条，历象类《纪元历》《立成》条，音乐类《乐府杂录》条、《羯鼓录》条、《琵琶故事》条，杂艺类《齐梁画目录》条、《唐朝名画录》条、《冶金录》条，集部总集类《文章正宗》条，歌词类《阳春白雪》条。用《通考》补其脱漏字句者38条。尽管馆臣用《通考》补辑大典本甚勤，但采摘未尽之处仍然很多。其后卢文弨治理此书，复从《通考》中分别补四库辑本全脱者即达15条［2］、笔者近年亦辑得8条。［5］补其脱漏字句者更多，卢校本近80条，徐、顾校本在卢校本基础上复补10余条。盖四库辑本成于众手，为政府校书又时间紧迫，仅从《通考》中翻捡与《解题》设置类目相同之书，而《通考》与《解题》分类与类目设置又不尽相同，《解题》中一类之书，《通考》有可能归入几类，遂使归入他类之书不得检索，而漏辑。此外，馆臣还用《唐书》《宋史》补其脱漏字句者各2条。未言所据，补其全脱者2条，即神仙类《真仙传道集》条、文史类《句图》条，字句脱漏者4条。由此亦可见馆臣搜检之富。

5、改讹。馆臣除订正书名、卷数、著者之误外，于《解题》提要中所涉史事、字句等讹误，亦详加考证，并予以订正。

如《解题》卷二书类《书义》十三卷：“侍讲临川王雱元泽撰。其父安石序之曰：‘熙宁三年，臣安石以尚书入侍，遂与政。’”案：王安石与政在熙宁三年，原本作“二年”，误。今改正。

按：此条即改正《解题》记载王安石拜相时间上的错误。考《宋史》，王安石熙宁二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才拜相。馆臣所改甚确。

《解题》卷五杂史类《燕南记》三卷：“唐恒州司户魏郡谷况撰。专记成德一镇事。自建中二年至太和七年，起张孝忠，终王承元。”案：《唐书》建中二年九月李纳陷宋州，李惟岳将张孝忠以易、定二州降。原本作“张志忠”，误。今改正。

按：此例即据《唐书》改正《解题》记载人名之误。

《解题》卷九道家类《老子解》二卷：“叶梦得撰。其说曰：‘孔子称窃比于我老彭，孟子辟杨、墨，而不及老氏。老氏之书，孔、孟所不废也。’所解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案：《老子解》云，“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原本作“死之徒有三”，误。今改正。

按：此条据《老子解》原文改正《解题》提要之脱误。

《解题》卷十九诗集类上《郎士元集》一卷：“唐郢州刺史中山郎士元君胄撰。天宝十五载进士。宝应中选畿县官，肃宗诏试中书，补渭南尉，历拾遗、刺史。”案：《唐书》，士元于宝应元年选畿县官，诏试中书，补渭南尉，历拾遗、郢州刺史。原本脱误，今改正。

按：此条据《唐书》考证了郎士元诏试中书应是代宗李豫宝应（762－763年） 年间，而不应是肃宗（756－761年） 诏试中书。改正了《解题》记载史事与时间的错误。

此种例子甚多，据初步统计，近50条。

6、指出《解题》互见者二处。如卷九儒家类《皇极经世书》《观物内篇》《观物外篇》条下云：“案：以上三书，皆已见易类，而解题详略互异，今并仍之。”卷十杂家类《博物志》条云：“案：此书别有注本，互见小说家。”

7、订正错简者一处七条。卷二十二文史类《苑诗格》条云：“按自《史通析微》以下七条，原本错简入歌词类《万曲类编》下，今移正。”

由上可以看出，四库馆臣对于陈氏《解题》除辑录之功外，又详加校核，订讹补缺，考谬纠误，罗列异同，谓陈氏之功臣，学界之福音亦不为过。

二、存在问题

毋庸讳言，四库馆臣在整理《解题》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整理中亦存在一定的不足。其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考证方面的疏略和不当。馆臣在考察一书的书名、卷数、作者时，通常只征引一种书目以证其说，显得较为单簿，未能全尽考证之责，亦有考证失误者。除上述整理成就中某些条款所作的按语予以了考证之外，下分书名、卷数、作者三项，再各举二例，以见其疏略和不当之处。

1、书名。《解题》卷八谱牒类《群史姓纂韵谱》六卷。案：《文献通考》作《群史姓纂韵谱》，原本误作“群吏”，今改正。

按：《解题》云：“永褔黄邦先宋显撰。凡史传所有姓氏皆有韵，类聚而著其所出。建炎元年，其兄邦俊宋英为之序。”从解题亦可看出“吏”应为“史”，盖形近易讹，手误耳。考《宋史·艺文志》有黄邦俊《群史姓纂韵》六卷，而无黄邦先之书，盖《宋志》误邦先为邦俊也。

《解题》卷十五总集类《江西诗派》一百三十七卷、《续派》十三卷。案：《宋史·艺文志》作吕本中《江西宗派诗集》一百十五卷，曾纮《江西续宗派诗集》二卷。

按：陈振孙《解题》云：“自黄山谷而下三十五家，又曾纮、曾思父子诗。详见诗集类。诗派之说本出于吕居仁，前辈多有议论，观者当自得之。”考《书录解题》卷二十诗集类下有曾纮《临汉居士集》七卷，曾思《怀岘居士集》六卷，恰与陈振孙著录之《续派》十三卷吻合。又考《郡斋读书志》别集类下，吕本中只有《吕居仁集》十卷，可见《宋史·艺文志》只题《江西宗派诗集》著者为吕本中一人并不确切，恰如陈振孙所言“自黄山谷而下三十五家”，决非一人所作。或二目著录之书非同一版本，编者题名不同，也未可知。

2、卷数。《解题》卷十六别集类上《何仲言集》三卷。案：《文献通考》作二卷。

按：此条案语只考证了《文献通考》，未作进一步考证。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时，在该书提要后所附案语称：元抄本、卢校本“三”作“二”。由此亦可断定二卷为是。

《解题》卷十五总集类《本事诗》一卷。案：《唐书·艺文志》作一卷。原本作十卷，误。今改正。

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十“总集类”著录《本事诗》，亦作一卷；《文献通考·经籍考》集部总集类亦著录其书，亦作一卷。

从以上二例可以看出，馆臣仅考证了一家书目，或仅据一家书目所言，就径加改正的情况，未全尽考订之责。况新旧《唐志》及《郡斋读书志》著录书籍多为十二世纪中期（晁《志》约撰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 荣州任上） 以前的古籍，刊本书籍寥寥，多为手抄。即使《文献通考》亦多引晁《志》及以前书目，又往往擅加改易。而《解题》完稿于振孙淳祐九年（1249年）致仕之后，其时刻本书籍的数量已超过写本，故《解题》著录的书籍多为刻本，书籍的卷数常为后人刊刻时重加编辑而改易，馆臣于此不加深考，动辄改易，亦有妄改之嫌，所幸以案语注出，得见原书之貌。

3、作者。《解题》卷五杂史类《安禄山事迹》三卷。唐华阴尉姚汝龙撰。案：《唐书·艺文志》作“姚汝能”。

按：今考《文献通考·经籍考》史部传记类著录《安禄山事迹》三卷，马端临引陈振孙言，作者作姚汝能；《宋史·艺文志》史部传记类亦著录《安禄山事迹》三卷，作者亦作姚汝能。由此可知“龙”应为“能”，盖《永乐大典》的编纂者，在转录此条时，因“龙”、“能”二字形近而致讹。非振孙误也。

《解题》卷二十诗集类下《徐照集》三卷。永嘉徐照道晖撰。自号山民。案：《文献通考》“山民”作“天民”。

按：照字道晖，一字灵晖，永嘉人，与徐玑、翁卷、赵师秀号曰“永嘉四灵”，照即四灵之首。尝自号“山民”，故其集又曰《山民集》。赵师秀《清苑斋集》有《哀山民》诗可以为证。馆臣仅引《文献通考·经籍考》“山民”作“天民”，而不作深考，适足乱真。馆臣此考异无积极意义。卢文弨径校“山民”作“天民”，误。

亦有考证之不确者，如：

《解题》卷八目录类《崇文总目》一卷。案：晁公武《读书志》，是书刊正讹谬条次之，凡四十六类，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通考》作《总目》六十四卷，此云一卷者，或因郑渔仲之言，以排比诸儒每书之下必出新意著说，嫌其繁芜无用，故绍兴中从而去其叙释，仅存其目也。

按：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四云：“《崇文总目》一册，予友汪炤少山游浙东，从范氏天一阁钞得之。其书有目而无序释，每书之下，多注阙字，陈直斋所见，盖即此本。题云‘绍兴改定’，今不复见题字，或后人传钞去之耳。朱锡鬯跋是书，谓因郑渔仲之言，绍兴中从而去其注释。今考《续宋会要》，载绍兴十二年……是今所传者，即绍兴中颁下诸州军搜访之本。有目无释，取其便于寻检耳，岂因渔仲之言而有意删之哉！且渔仲以荐入官，在绍兴之末，未登馆阁，旋即物故，名位卑下，未能倾动一时。若绍兴十二年，渔仲一闽中布衣耳，谁复传其言者！朱氏一时揣度，未能研究岁月，聊为辨正，以解后来之惑。”［6］由此可见，四库辑本案语之不可尽从。然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学者依四库馆臣之言，尤为不审耳。

（二）未能充分利用马端临《文献通考》，又未见两种旧抄残卷，故其缺漏尚多。故此书一出，就有学者对其进行批校和重辑。对其作出批校的就有卢文弨校本（藏南京图书馆），陈鳣校本（藏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和缪荃孙批校本（藏青海师范学院图书馆）。［4］对其进行重辑的就有卢文弨《（新订） 直斋书录解题》五十六卷（稿本）。今人徐小蛮、顾美华亦对其进行了点校，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是目前较好的一个本子。卢文弨重辑稿本即根据两种旧抄残卷补其佚文26条、［2］上海古籍本在点校四库辑本时予以全面吸收,并根据其他资料补四库辑本《解题》文字之脱漏者2条。［3］笔者在卢文弨重辑稿本、上海古籍本的基础上又从《文献通考·经籍考》辑其所阙佚文 8 条。［5］

综上所述，四库馆臣在从《永乐大典》中辑录《直斋书录解题》时，对《直斋书录解题》进行了详细的考核，以纠缪补阙，胪列异同，对保存和传播《直斋书录解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毋庸讳言，因囿于所见，四库辑本《直斋书录解题》亦存在辑佚未尽、考订未尽允当之缺陷。

［1］（宋） 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张守卫．卢文弨《（新订） 直斋书录解题》评述［J］．图书馆杂志，2010 （4）：77互80，封 3,9．

［3］张守卫．上海古籍本《直斋书录解题》评述［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9（11）：61互64．

［4］何广棪．陈振孙之生平及其著述研究［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453互455．

［5］张守卫．《直斋书录解题》佚文八条［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1）：118互120．

［6］（清）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M］．扬州：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