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视角下的译者的主体性

2012-02-15李永玉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12年7期

关键词：主义者女性主义译者

李永玉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青岛 266100）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视角下的译者的主体性

李永玉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青岛 266100）

译者在翻译语言转换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离开译者,原文在目标语文化中是无法存活的。然而作为翻译的主体，译者的主体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1980年文化转向后，随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出现，译者的主体性，尤其是女性主义译者的主体性得到了重视。为此，着重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视角关注译者主体性问题，并讨论女性主义者眼中有关主体性的忠实和叛逆。

主体性；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忠实与叛逆

在传统翻译理论中，“信”、“达”、“雅”三大标准一直被视为译者的最基本要求。像文本的“仆人”一样，译者徘徊于忠实(fidelity)与叛逆(treason)之间。更准确的说，译者需要忠实于原作者，但更需要忠实于读者，因为他们才是对译文做出评价的权威。因此，译者的个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忽视了，也就是说他/她的主体性被完全的否定了。同样地，那时的女性也被压迫于社会和文学的底层，依附于强权在手的男性。这种极其相似的不公平的待遇，让女性和译者“走到一起”，形成了一种自然的类比。在众多文化影响因素中，女性主义作为一个异军突起的学派，在女性运动的影响下，把人们的视线转移到了翻译和译者身上。她们勇敢的质疑传统的“忠实与叛逆”，试图改造传统观念，提倡翻译中积极的干预。女性译者的目的是想让世界听到女性的呼声，让她们理想的自由与平等得以实现，推翻男性的统治，让女性获得真正的自由之身。换言之，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女性翻译，包括其理论和方法，来阐明译者的主体性，并在中国的译者身上探求中国女性译者翻译过程中的一些特殊的品质。

一、译者主体性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一）译者的主体性

文化转向之后，译者的重要地位渐渐被人们所意识到，专家学者开始探寻译者的主体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的译者的“隐形”。实际上，“主体性”（subjectivity）一词，起源于“主体”（subject），即表示“一个人或一个实体所完成的某个动作，而不是接受这个动作的客体（object）”。

一些学者试图从翻译的角度来论述译者的主体性：“译者的主体性指的是主体展现出的自发性、主动性，在最大程度尊重翻译客体的前提下，实现他/她的翻译目标。它的最显著的特征在于他/她的文化意识，个性与风格，文化和艺术创造被展现的淋漓尽致。”（田雨，2003）从这条定义中，我们不难看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可以充分的发挥其主体性，只要忠实于原文即可。然而，在西方翻译家的眼中，译者的主体性又是另外一番景象。Andre Lefevere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重新表述，而译者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是掌控大局的角色。Venuti则认为，译者是生活在原作者的掌控之下，被原文所束缚，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他们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变得透明而无形——“一篇译文，不论是散文还是诗歌，不论是小说还是非小说，只要它读起来顺畅，都可以被出版者、评论家和读者所接受。译文中缺失的一些语言学或是文体学的特性让它的意思更加明了，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原作者的特性和意图，换句话说，翻译已经不是翻译，而是原作的转述。”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译者要承受原文对翻译过程的羁绊，又要忠实地阐明原作者的意图和想要表达的意思；另一方面，译者展现了自身的主体性，也就是说，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受译者的个人经历和主观意愿的影响。随着翻译理论和方法研究的深入，译者的主体性已经受到学术界的认同。总之，在翻译这个复杂的过程中，译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又充满创新的。

（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1.起源。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期，第二次女性主义自由运动把重心由争取女性平等的社会政治权利，转移到了批评语言性别歧视上来。尽管后来争取到了部分权利，但是女性的附属地位却没有改变。传统意义上，女性是靠男性养活的，同样地，翻译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传递原文的确切意思。Simon曾说过：“翻译和女性一样，都是在各自领域里长期的弱者。翻译是作者的女佣，而女性则屈从于男性。”(Sherry Simon，1996:1)另外，Ménage曾经创造了一个词组“les belles infideles”，就是为了把女性和翻译联系起来。意思是女性必须按照传统观念的要求，做一个对丈夫绝对忠诚的妻子，同样地，一篇完美的翻译也是必须要完全尊重原文的内涵(intention)和外延(extension)。由此可以看出，是女性和译者共同的从属地位，让她们走到了一起。也正是基于此，才激起了女性主义者的注意，让她们把视线聚焦于质疑语言的解释，来追求自身的解放。在女性主义者看来，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更是一种操作运用的工具。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以及文学的语言都是父权社会的语言，它反映的是男性的偏见和性别的歧视。这种语言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女性的解放。总而言之，由于女性对于语言运用充满兴趣，加上女性与翻译的密切关系，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应运而生。

2.理论。Simon认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核心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目的是在于识别和评论复杂的理论，正是这些理论把女性和翻译降到了社会和文学的底层。因此，必须通过分析翻译‘女性化’(feminized)的过程，尝试着打乱统治阶层的权威。”(Sherry Simon，1996:1)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基本原则为：首先，翻译研究中应该杜绝性别歧视；其次，女性主义翻译是为了追求平等的政治和社会权利；其三，翻译是译者的“产物”(production)，而不是作者的“配件”(accessory)；其四，翻译是女性的再创作；最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认为译者和译文应当和作者与原作拥有相同的地位。因此，女性主义者通过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或多或少的揭示了译者的主体性。

二、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看译者的主体性

基于Simon的理论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基本原则，不难发现女性主义翻译为翻译研究开辟了全新的视角。

（一）强调文化介入(cultural intervention)

翻译成为了女性表达其意愿的工具。翻译过程中，女性的参与为她们接触文化活动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同时，翻译也是女性重获权利的有效方法。事实上，在16世纪的欧洲，女性是可以参与翻译一些宗教文献的，然而女性译者并没有按照传统社会的要求去“虔诚”的翻译，她们或多或少的添加了一些自身的观点和想法，因为她们渴望参与政治、融入社会、追求爱情和享受生活。这一事实也正好证明了女性在翻译表现中是和男性一样聪明的。对于很多翻译是女性无法触及这一问题女性主义者是非常愤怒的。Flotow曾指出女性主义译者应该更正这些文本，并用女性主义的“真理”来翻译它。因此，女性主义翻译不仅仅是为了翻译，更是把翻译当成了一种积极的文化介入，而且女性主义文化导向也受到了保护和巩固，译者的主体性已从文化角度彰显出来。

（二）强调“叛逆”

传统观点认为，原文之所以是“优良的”(superior)是因为它的“独创性”(originality)，相反，译文之所以是“低劣的”(inferior)是因为它自身的“模仿的”(imitative)本性。随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兴起，译者和女性的尴尬处境和翻译研究中的性别歧视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为了“解构”(deconstruct)原文凌驾于译文的地位，女性主义者强烈要求改革。她们提出，社会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如：译文与原文、译者与作者、女性与男性，而这些“二元对立”中总是有前者优于后者或者后者优于前者的区别。实际上，为了让译者和女性从这种从属地位里解放出来，这种“二元对立”的观点是应当被批判和抛弃的。另外，根据“互文理论”(inter-texual theory)，每个文本都有其前文和后文，因而没有绝对的“原文”，所以“原文”也不再那么权威。用Simon的话来说：“作者和译者是同一时代框架中运行的，他/她们的作品像对话一样互相影响。”(Simon 1996)

译文与原文关系的重新调整无疑将引起“忠实”与“叛逆”的讨论，而忠实与叛逆也正是翻译研究中的一组“二元对立”。几千年来，“忠实”一直被公认为评价一篇翻译的最高标准，象“性别隐喻”暗示的那样女性必须忠诚于她们的丈夫，一篇译文必须忠实于它所对应的原文。如果偏离了这一基本准则，这篇翻译作品就会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作品，而它的译者，就像一个不忠诚的女人一样，很可能会担心因自己的不“忠实”而受到惩罚。“叛逆”，作为“忠实”的对立面，在翻译中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对于女性主义译者来说，翻译的过程是一个积极的重述的过程。随着文化转向，翻译研究展现了它的文化层面，叛逆被认为是文化差异、误读和失真的真实体现。其实，没有绝对的“忠实”和“叛逆”，一定程度的“叛逆”，如果能促进读者的理解，将成为完美的“忠实”。

为此，女性主义者提出：“对女性主义翻译来说，‘忠实’既不是针对作者也不是针对者读者的，而是针对一个写作计划的，这个写作计划是作者和译者共同参与的。”(Simon 1996: 2)女性主义者认为“忠实”不仅关系到作者，同时也关系到译者，而且只要翻译遵从了女性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目标，它便是“忠实”而又普遍接受的翻译。另外，女性主义翻译还包括积极的有意识的“叛逆”，提倡通过对原文的重述和操作来展现译者的主体性。实际上，“创造性”与翻译中的“叛逆”是分不开的，由于女性主义者强调“叛逆”，她们的翻译中为“创造性”和译者主体性提供了大量的发挥空间，因为“叛逆”培养了“创造性”，准确来说，是译者的主体性。

（三）强调意义的多样性

要求译者“忠实”的原因在于传统翻译研究认为，一篇原文只有一个明确的且唯一的正确意义。对于译者来说，唯一的任务就是忠实而彻底的传达出原文所要表达的意义和信息。女性主义者运用解构主义理论(deconstructive theories)来质疑这一观点，她们认为一篇文本是没有一个绝对的明确的意思的，不同的读者对于同一篇文本有着各自的理解。因此，根据上文提到的“互文理论”译者是不可能对作者完全“忠实”的，受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的影响，译者会对原文产生不一样的理解。女性主义译者认为，一篇文本会因不同理解而产生不同的意思和暗指。因此，译文成为展现原文多样性的舞台，译者努力寻觅一种“新语言”来描绘事实。因而，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视角来看，翻译中的意义可以看成是女性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反应，正是这样的解构过程展现了女性主义译者的主体性。

三、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中的译者主体性

众所周知，翻译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女性主义翻译也不例外。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的——用她们的话来说——是“让世界听到女性的声音，看到女性的身影”。女性主义者把语言当做是她们介入翻译的工具，目的是实现她们的翻译目的，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这也正符合“叛逆”的要求。因此，女性主义者要在翻译中施加主体性的努力。

（一）文本选择

为了更好地展现译者的主体性和女性译者的良好的教育背景，她们在选择文本中有自己独到的偏好，用以展现她们的独创性。例如，著名的中国女性译者朱虹曾说过，她偏爱翻译女性的作品，因为她能够真真切切的体会女性的思维。简单来说，女性主义译者倾向于翻译同性作者的文学作品，而现代女性的作品为她们提供了丰富的翻译材料。女性译者意识到在她们翻译这些涉及到性别差异的文本的时候，她们能与作者产生交流，同时体会到“强烈的对抗或者温情的融合”。(Simon 1996)而这些作品，在男性译者手中经常会被误读，因为他们脑海里根深蒂固的父权(patriarchal)思想悄悄地影响着他们。因此，选择女性的作品来翻译会使她们的主体性更加明显。

另外，女性译者努力从《圣经》的角度来解读文本，原因就是男性认定上帝创造了人类。从那以后，人类一直在尝试着通过自己的形象来重新“创造”上帝。以往在描述上帝的词汇里很多都被描述男性的词替代了，在《圣经》中没有女性的一席之地，所以很多圣经文本都迫于女性主义的压力而被重译。圣经中有一段节选，是男性和女性翻译对比的典型例证。

男性译者很自然地会把这段话译成：“Jesus said to them, I am the bread of life;he who comes to me shall not hunger, and he who believes in me shall never thirst—and he who comes to me I will not cast out.”

而女性译者的译文则是：“Jesus said to them,I am the bread of life;anyone who comes to me shall not hunger,and anyone who believes in me shall never thirst—and those who come to me I shall not throw out”

显而易见，女性主义译者改变了圣经中有偏见的翻译：把所有的“he”变成了“those”和“anyone”。因此，女性主义者在选择文本和翻译的过程中都展现了她们的主体性。

（二）翻译策略

加拿大著名女性翻译家Louis von Flotow曾指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主要包括三种策略，即“增译”（supplementing）、脚注（preface）和劫持（hijacking）。而这三种策略都体现了女性主义的介入和译者的主体性。加拿大女性主义者也说过“Ce soir,J'entre dans histoire sans relever ma jupe”，意思就是强调女性的独立性和社会及历史地位的重要性。对于这句话男性译者译成：“This evening,I’m entering history without pulling up my skirt.”而女性译者则译成：“This evening,I’m entering history without opening up my legs.”

通过这个比较，不难发现，女性主义者对于传统观念强加给她们的不平等的成见所持的态度是十分激进的。不能说第一种翻译不合适。某种意义上，男性译者从字面上忠实地把这个女性主义文本翻译出来，把作者的真实意图表达出来了。然而，作为读者，我们能轻易的感受和理解其中的隐含意义，即女性不是传统意义中生孩子并忠诚地和丈夫发生性关系的角色，她们是自己历史的主宰者，她们在历史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很明显，女性主义译者在这里是有意让女性格外的醒目，格外的吸引读者注意，而她们的目的也很明显，就是要向传统的歧视提出抗议。因此，女性“掌控”凸显了译者的地位，换而言之，这个“暗示”其实就是暗示着译者的主体性。

（三）中国女性译者的主体性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转向之后，但是直到2002年，这一理论才进入中国的翻译界。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感兴趣，并从多个角度来研究它。众所周知，西方女性主义译者大胆地介入翻译文本，强调自身的个性，拥护她们作为译者的主体性。对于中国的女性译者来说，由于没有重要的女性解放运动作为历史背景，她们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显得更加温和，她们很少在翻译中改革创新或者是摒弃前人的做法，更多是提倡传统翻译策略，如忠实、通顺等。

中国女性译者的很多作品也展现了译者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特别地体现在了同一文本、不同性别译者的不同译文中，这也被称为“创新叛逆”（creative treason）。如《简爱》的一小段节选：“Anybody may blame me who likes,when I add further,that now and then,when I took a walk by myself in the grounds......”

中国的三位译者（两男一女）对其进行了不同的翻译：

黄源深（男）：我想再说几句，谁要是高兴都可以责备我，因为我独个儿在庭院里散步时……

吴军偕（男）：不管谁是不是会责备我，可我还要说，有时候，当我独自去庭园里散步……

祝庆英（女）：谁爱责备我就责备我吧，我可要继续往下说：我常常一个人在庭院里散步……

对比三人的翻译，祝用了女性坚决而不可动摇的语气来翻译，这正体现了简作为女性的觉醒，勇于追求自我独立和自我价值的精神。可以看出，中国女性译者一方面遵从传统的忠实原作，真实地传达了文本的意思；另一方面，她们把自己置身于简所处的境地，用简的语气来说话。与黄和吴的译文相比，祝的译文成功地体现了一位女性应有的气质，强烈的展现了女性的创造性和勇敢的反叛精神。从祝的译文可以看出，她预设了女性的地位，把自己置身于原作的情景当中。再如哈代的《苔丝》中的节选：

“Well,women's faces have had too much...…”

张国若(男):哼，女人的面貌。

孙致礼(男):唔，女人的脸儿。

吴迪(女):哎，女人的脸蛋。

这是亚历克遇到苔丝时说的话。三种译文的最大不同就是在“well”一词的处理上，从中可以看出译者对于亚历克和苔丝形象的感知。张的译文体现了亚历克对于苔丝被丈夫抛弃一事的鄙视；而孙的译文则展示了亚历克作为夺走苔丝贞操的纨绔子弟的形象。两种译文都从男性的角度成功地展现了亚历克的形象，而吴则把它译成“哎”，表达了她的强烈同情。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中国译者是站在女性英雄的一边，让她们的声音更加响亮，尽管她们或多或少地无意识的改写了原作的意思，而这正是她们性别意识觉醒的最佳体现。这种温和的无意识体现了她们的独特性和唯一性，把她们与西方激进的女性介入翻译实践区分开来，同时也明确地展现了中国女性译者的主体性。

四、结束语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性运动，导致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出现。同样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和译者，以及她们之间的隐喻关系让她们联系在一起。女性主义者和翻译的结合打破了传统观念下的翻译，也让翻译从女性主义的角度重新审视了原作，目的在于让世界听到女性的声音，看到女性的身影。一方面，译者，翻译过程的主题，并不是一个无意识的个人。她们有自己的生活背景、个人经历、独有的思维方式，这一切都影响着她们的思考，从而影响着她们的理解。因此，翻译过程是一个自我理解的过程。另一方面，女性主义翻译，从译者的主体性的角度来看，是有其特殊意义的。她们的翻译实践关系到女性译者的主体性，她们寻求着自身的主体地位。这种创造性的叛逆以及她们翻译过程中的挑战性的手法，都倾向于展现女性的个性。简而言之，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提高了女性译者的地位，把她们的译者主体性展现出来，而这种主体性是需要进一步被强调和完善的，以利于翻译研究的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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