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岳

（郑州图书馆，河南 郑州 450000）

盟誓是由原始的咒语诅誓演变而来的，在人与人或氏族部落组织与氏族部落组织之间，为了某种目的需要而达成的某种协议，并在神灵面前作出庄重起誓，以保证互相取信，共同遵守。盟誓载体即盟誓文献，整个盟誓仪式即盟誓制度。盟誓制度初见于夏商，形成于西周，盛行于春秋时期，战国时期晚期逐渐衰落，秦汉之后，盟誓制度步入低谷，走向民间。

1 盟誓制度

盟誓的本质是用外在的、强制的、带有威胁性的形式来维持彼此的诚信，其产生的前提正是彼此之间缺乏诚信[1]。刘勰的《文心雕龙·祝盟》中记载：“信不由衷，盟无益也。”“忠信可矣，无恃神焉。”诸侯国的会盟活动，恰是为了消除各方彼此之间的不信任。《左传》昭公三年谓“有事而会，不协而盟”。有事才会见，不和睦才盟誓。先秦时期盟誓有着庄重神圣的仪式。《礼记·曲礼下》中记载：“诸侯使大夫问于诸侯曰聘，约信曰誓，莅牲曰盟。”可见盟誓是非常重要的礼制，并由专职人员负责该类礼仪。《周礼·秋官·司盟》中记载专职司盟的官职：“司盟掌盟载之法。凡邦国有疑会同，则掌其盟约之载及其礼仪。北面诏明神，既盟则贰之。”载书即是盟辞。郑玄注：“载，盟辞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孔颖达的《礼记·曲礼下》：“盟之为法，先凿地为方坎，杀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盘；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为盟书，成乃血而读书。”因此，盟礼最主要的仪式是杀牲血而在神灵面前发誓，以神灵为盟誓之证。这些神灵大致可分为上帝诸神和其他自然神如日月山川之类。盟礼的过程大致是先掘地为方坎，在坎上杀牲，杀牲时先割牲耳，盛于珠盘，取牲血，盛于玉敦。由司盟蘸血写盟书，并宣读盟书。主盟者先微吸牲血，然后由参盟者依次为之，这叫血。以血形式来取信，正是原始社会人们对于血的宗教观念的残余。在盟誓的礼仪中血的次序是以尊卑为序的，《左传》哀公十三年记载：“秋，七月辛丑，盟，吴、晋争先。吴人曰：于周室，我为长。晋人曰：于姬姓，我为伯。”吴国与晋国争着要先血其实就是争当盟主地位。又《国语》晋语八：“宋之盟，楚人固请先。”也是意在争盟主地位。陈梦家在《东周盟誓与出土载书》一文中对东周盟誓制度作了全面的考察，总结出盟誓的礼仪及程序。它们分别是：“为载书”、凿地为“坎”、“用牲”、盟主“执牛耳”，取其血、“歃”血、“昭大神”，祝号、“读书”、“加书”、“坎用牲埋书”、载书之副“藏于盟府”10项。

2 盟誓文献

《周礼·秋官》“司盟”载司盟之职为：“司盟，掌盟载之法。凡邦国有疑会同，则掌其盟约之载及其礼仪，北面诏明神。既盟，则贰之。”即盟书副本档案的制作和收藏备案。当邦国举行祭祀、会盟等大型政、教仪式时，司盟这样的职官，主要担当仪式的主持，并掌管仪式中祭祀文、盟誓文的拟制和宣读，仪式结束之后，还要抄写副本留存下来，其中正本收藏在“府”中。“则贰之”，事实上反映了一种文书处理的规范和制度[2]。正式的盟约有副本档案，除了埋于坎之外，还分别藏于司盟之府等地方，以备检勘。《周礼·秋官·大司寇》：“凡邦之大盟约，莅其盟书，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内史、司会及六官，皆受其贰而藏之。”孙诒让在《周礼正义》卷六十九中说：“盖凡盟书，皆为数本，一本埋于坎，盟者各以一本归，而盟官复书其辞而藏之。其正本藏天府及司盟之府，副本又别授六官，以防遗失，备检勘慎重之至也。”《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展喜对齐侯云：“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该段记录印证了《周礼·秋官·大司寇》所言属实。在盟誓的场合下，参盟者在神灵面前宣读盟书起誓，这些盟书在盟誓的祭仪现场以深埋、沉湖、火燎的形式，以示送达到了神灵居所。为了留下盟誓的记忆，以及保存盟约的文本以便履行日后监察的职责，在制作盟书时，事先抄录一份或人数份额的文本，在郊外祭祀场举行的盟誓结束以后，将副本带回邦邑，藏于府库。这种盟书副本档案的制作渐渐被更多的盟誓举行者所认同。于是，便有了《左传》僖公26年记成王、周公、大公（姜太公）盟后，“载在盟府，大师职之”；晋文公主持的“践土之盟”后，“其载书，藏在周府”的记录；也出现了细节更加周详的“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一于四内，皆以一归”等相似的表述。战国中期以后成书的书籍中，开始不断出现关于文本的副本以及文本有意备藏的记载。例如《吕氏春秋·季冬纪》“诚廉篇”也记载了周初武王与叔旦、召公与微子开的盟誓，以及将盟书一式三份的历史故事。“（武）王使叔旦就膠鬲于次四内，而盟之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为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一于四内，皆以一归。”同篇还记下了召公跟殷人王子微子启在共头的盟誓，宣誓后也是将誓词作3份，1份埋入土中，两人各携1份带回的事情。“使保召公就微子开于共头之下，而与之盟曰：‘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为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一于共头之下，皆以一归。”盟书制成3本，1本呈献给神灵，在山林埋藏或投入河流中；另两本则由盟誓双方当事人收藏。关于制作副本的情况大多数发生在举行盟誓的场合，尤其战国中后期的人们不断讲述前人的盟誓故事，描述盟誓档案中的一些做法，彰显着该时期盟书副本档案已经出现并流行。春秋社会，活动盟誓频繁，《春秋》中记载盟誓达105次，《左传》中有关的盟誓记载约为160余次。1965年至1966年，发掘出土侯马市东的盟誓遗址，出土盟书5千余件，史称侯马盟书。这是东周时期晋国的官方文献，用朱色或墨色写在石片或玉片上，即文献中所谓“载书”。侯马盟书为研究古代盟书档案提供了可资的实物史料[3]。据《左传》中记载，盟誓的礼仪程序依次为：凿地为坎——杀牲——盟书与牲埋在坎中。与侯马盟书显示情况大致相同，足以证明古代文献记载相当可靠。盟誓即是对自然神或祖先神作出信守诺言的保证，违约将使国家、氏族，甚至后代遭受诸多灾难，在某种意义上具有震撼的威慑力。《左传》成公元年：“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国，此必败。背盟不祥，欺大国不义，神人弗助，将何以胜？”背盟者必败，因为不祥、不义而神人不助。由“祥”与“义”可见，盟誓的支柱是迷信观念与道德观念，也是彼此遵盟的共同心理基础。据《左传》文献记载与出土的侯马盟书史料，可以看出古代盟誓内容包括[4]：①盟誓缘由，具体描述各方盟誓的原因；②盟誓规则，针对所有参盟者制定出必须严格遵守事项；③盟誓违约，参盟所有方共同约定，违约者本人及家人，或其所属国家将得到鬼神的处罚。所盟誓誓文的内容与葵丘之会的盟誓大致相近，可能一些盟誓的内容可以超出战争的范围，是由主盟者对诸侯国礼义上的要求，在于彰显主盟者的盟主地位和号召力，增强与盟者的凝聚力。

3 结语

以后的盟誓文献大致沿袭先秦盟誓。刘勰在《文心雕龙·祝盟》中记载：“夫盟之大体，必序危机，奖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灵以取鉴，指九天以为正，感激以立诚，切至以敷辞，此其所同也。”即盟誓文献案先叙述危机，奖励忠孝，约定生死与共，同心协力，敬请神灵鉴察，指上天为证，以真诚的态度和恳切的辞书书写盟誓誓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由法律与契约替代盟誓进行协调和规定，突出了政治强权与实力的作用。秦汉之后，政府的盟誓活动流于形式，神权的威慑力荡然无存，更多地盛行于民间，盟誓活动一直持续不断，维持着其特有的威严，例如民间一些活动，兄弟会的结义拜盟、神秘组织的封建盟誓仪式，其中盟誓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意义。

[1]吕静.中国古代文书副本之考察——兼论先秦社会汉字使用场的扩大[J].史林，2010（5）：26-27.

[2] 张锡田.古代档案文书副本制度[J].中山大学学报，2001（4）：78-80.

[3] 张颔.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J].文物，1966（2）：45-47.

[4]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