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彩波，徐百军

（吉林大学，吉林 长春 130012）

“富强”语境下中国现代化的三组不等式
——一种以19世纪末20世纪为时间段的考察

王彩波，徐百军

（吉林大学，吉林 长春 130012）

“富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成为知识分子理论探索的一个重要社会议题，也可以说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化道路的寻求都是在“富强”语境下进行的。这一语境中，“富强”议题已经深深地影响了知识分子对现代化本身的认识，使得他们对现代化的理解融入了浓重的中国化的现实因素，这突出地体现为现代化的三组不等式：现代化≠现代性，现代化≠近代化，现代化≠西化。强调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对于他者的经验应该学习，但不可无选择地一味模仿。只有在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明确树立中国的主体性地位，这种寻求才是有希望的，而这也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智识探求对于我们当今现实的直接或间接观照。

富强；现代化；现代性；近代化；西化

一、引言

在汉语语言系统中，“富强”仅是一个描述性词汇，如“富国强兵”、“国富民强”等。尽管史华兹（Benjamin I.Schwartz）认为中国古代存在丰富的“富强哲学”［1］（p.9），但是规范地说，在中国“富强”从未以哲学形态而系统地存在，它多流于口号或政策鼓动，因为“富强”的实用性远远超过它的学术性，这在很大程度上遮蔽甚至阻滞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哲学形态的“富强”的探寻。虽然儒法学家曾将“富强”纳入言述日程，但是这些言述基本上囿于“术”的层面，可以说“富强”在中国从未成为知识分子的核心致思主题。当我们以史的形式来追溯“富强”时，就会发现“富强”本身涵容着比较性，如战国时的“富强”是列国之间的比较，汉时的“富强”是汉与匈奴之间的比较，唐时的“富强”是唐与西域诸国之间的比较，明清时的“富强”则是中国与世界诸国之间的比较，这种比较性赋予了“富强”本身内涵与评判指标的流动性。因而，将“富强”置于时间坐轴上加以考量时，我们就会发现它明显地兼具古典性和现代性，这也说明“富强”不仅在历史向度上得到了传承，而且在思维向度上也从未逃逸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逻辑视界。自从中国进入世界体系以来，“富强”在时间和空间二重维度的双线对压下日益与现代性并轨。当然，严格地说“富强”只是现代性的一个“子项”，不过某种程度上中国现代化的社会语境在感性和理性两方面都倾向于支持“富强即现代性”的诠释，于是“富强”也就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命题，此命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被以康有为和严复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揭示出来并加以证成。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推进了“富强”进入主流意识形态视野的节奏与力度，而这种互动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化形塑了“富强”语境。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因而在康有为和严复等中国知识分子的眼里世界早已“去中国化”，而中国正在“世界化”。自然地，中国的现实困境迫使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间段内以康有为和严复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将处于主流意识形态边缘的“富强”看作中国在“世界化”中寻找自身位置的重要坐标。于是，在他们这一群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世界里，中国的现实境况便赋予了“富强”与现代化的同构性，而这对他们来说则是一种主观的自觉认识。仔细而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间段内以康有为和严复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富强”的这种体认很大程度上与现代化的三组极具模糊性的不等式有着紧密的逻辑勾连。

二、现代化≠现代性

尽管现代化与现代性都是时间“现代”的衍生物，但是二者在时间维度上并不具有同步性［2］。由于“‘现代’的性质是暂时的，而不是固定的绝对的”［3］（p.82），因而在绵延的“现代”时间里现代化遂成为万能的上帝，一切完美事物的集合，甚至成为一片只可以感觉却无法触摸的云彩［4］（p.1），而现代性则具有了流动性。当然严格比较起来，现代性与时间观念的联系是松散的，在现代性的时间意识里，片刻的观念是其中心，它表达了在现代和过去之间的张力［5］，正如G·迪蓝梯（Gerard Delanty）所说：现代性“把片刻理解为一个时代，在时间中可以延伸向前正如可以向后一样。未来被认为不是发源于现代，而是来源于事件，它先于现在，并从那里取得它的强度”［6］（p.10）。在福柯（Michel Foucault）那里，现代性则根本就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种态度”，他说：“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们所做的志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就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在一个和相同的时刻，这种方式标志着一种归属的关系并把它表述为一种任务。无疑，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社会的精神气质”［7］（p.430）。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论现代性与时间观念的联系多么松散，它始终都是在时间坐轴上运转，它不是超时间性的，即使所谓的后现代性本质上也是一种现代性，所以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认为：“当时间和空间从生活实践中分离出来，当它们彼此分离，并且易于从理论上来解释为个别的、相互独立的行为类型和策略类型时，现代性就出现了”［8］（p.13）。我国学者汪晖也重申了现代性的时间性，他说：“现代性概念产生于欧洲，它首先是指一种时间观念，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9］。

现代化所涉及的主要是为“现代”所“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与“转变”密切相关的，而且是可以用一些评价指标来加以量化的，如工业化程度、教育水平等。我国现代化理论研究专家罗荣渠就将现代化定位为：“从历史的角度来透视，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的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10］（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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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现代化的主流性界定无法囊括现代化的所有实质内涵，但毕竟它是可以定义的。相比较而言，现代性比现代化更复杂，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自己反对自己的传统”［9］。甚至可以说“现代性并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相互重叠、有时相互矛盾的概念群。这就是说，现代性这一提法是含糊的，因为它可能跟一系列的事物存在鲜明的联系”［11］（p.18）。西方有关现代性的知识谱系无疑是对现代性复杂性的最好注脚［12］（pp.36-37）。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认识中，他们并没有后来人们那种“现代”和“近代”的明确划分，这种明确的划分认为“现代”与“近代”是具有不同含义的两个时间尺度［10］（p.4），他们反而认为“现代”与“近代”在时间上具有重叠部分，这导致了他们对“现代化”与“近代化”的混同。另外，“中文系统中的‘近代化’与‘现代化’本来都有modernization所蕴含的时髦的、适合时代需要的意义”［21］（p.44），而这一点则更加重了这种混同。当我们进入以康有为和严复等为代表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世界时，我们很自然地就会发现在他们那里根本就不存在区分“现代化”与“近代化”的必要性，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对他们的“富强”思想形成了强烈的掣肘作用，因为将“现代化”等同于“近代化”实际上是将现代化用时间加以限定了，而这也在无形中限制了他们的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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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判定现代化≠现代性这个不等式是成立的，如果我们用直线来表示现代化的话，那么现代性则可以用点来表示，众多的点可能位于现代化这条直线上，但也有许多点溢出这条直线之外，而这些溢出点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直线的一种否定，因为这些溢出点存在构成新的直线的可能。我们之所以要明辨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关系，是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康有为和严复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对 “富强”的探寻是与二者缠绕在一起的，简单地说，“富强”本身蕴涵现代性，而追求“富强”则建构了现代化。

当我们对现代化与现代性二者之间的差异性给以充分注意时，厘清它们之间的勾连也是应该的。对于理性是理解现代化与现代性被混同的关键，我们已经知道，但是对于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却并不是很明晰。陈嘉明指出：“现代化是动态性‘因’，现代性则呈现为静态性‘果’，由现代化的过程产生了作为从出的 现代性 的特征”［12］（p.37）。与之不同，任剑涛则认为现代性为现代化奠定了精神底蕴［18］。他认为，“从问题的发生学角度讲，作为一个伦理问题的现代性，与作为一个实践问题的现代化是相携出场的，但是从问题的相关性视角看，两者实际上在理论与实践问题上都是交织着，只不过当两者显示自己问题的特殊蕴涵时，现代化作为社会实践方式是先在的，而现代性问题则是现代化显现出某种明显缺陷时才被人揭示出来，因此它的理论指认性质明显强于实践操作性质”［19］。在任剑涛那里现代化与现代性都是以“同一问题”为轴心的，它们只不过是问题在不同层面上的展现。或许郝大维（David L.Hall）和安乐哲（Roger T.Ames）说得更直接一些，他们指出，“现代化的许多进程从构成现代性现象的思想和态度的母体中吸取 了许多 成分”［11］（p.18）。与此同时，周穗明等人对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关系做了更为形象的概括，在他们看来：“作为现代化的主要构成因素，现代性的生成、推演和铺陈即形成了所谓现代化的进程。如果说，现代性是一种点状的现象，一种抽象的理念，那么现代化就是这一理念扩张的历史进程，一种广泛蔓延的现实状态。换言之，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理论抽象、基本框架；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具体实现、现实展示；现代性代表着与‘传统性’不同的理念和因素，现代化代表着与‘传统社会’不同的崭新时代和社会形态。”［20］（p.165）应该说，周穗明等人的逻辑路数与任剑涛的并无多大差异，实际上二者在不同的言述背后表达了同一个中心：现代化是形下的，现代性是形上的；现代化是实证的，现代性是规范的。

三、现代化≠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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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近代化”这种单线模式思维相比，“现代化”则要显得更为圆润得多，因为现代化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无目的的自我增加进程［11］（p.18）。不仅如此，近代化还缺少现代化中的那种互动，它一般表现为“自我”走向“他者”的单向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只能“他者”改变“自我”，而“自我”改变“他者”的机率是微乎其微的。在现代化中“他者”并非主角，而“自我”才是中心，“自我”与“他者”之间可以形成互释。这样看来，“现代化”比“近代化”赋有更多的“主体性”，正由于这种“主体性”的存在，所以才会出现“去现代化”，却并不会发生“去近代化”。此外，现代化本身又蕴含着一种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既彰显了现代化又具有否定现代化的反思能力，它可以使现代化处于一种“反思性平衡状态”，不致使其发生脱轨的恶劣行径，而近代化无需它的“近代性”，因为它本身缺乏能动性。

我们不得不承认，将现代化与现代性相等同有着充分且合理的理由，因为两者都以理性作为它们的内核，金耀基就指出科学理性是现代化的根源［13］，而佘碧平也主要从理性的角度来把握现代性的内涵，他认为现代性的内涵主要体现为：“一是对于自然界，人类可以通过理性的活动获得科学知识，并且以‘合理性’、‘可计算性’和‘可控制性’为标准达至对自然的控制；二是在社会历史领域，人类应当相信历史的发展是合目的的和进步的”，在此意义上，“现代性具有解构与重构的双向取向，它注重的是当前，对过去持批判态度，以新知识 和 新 发 现 构 筑 更 美 好 的 未 来”［14］（p.2）。 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