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积累政治信任的基本经验及启示

2012-02-15上官酒瑞程竹汝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12年5期

关键词：共产党信任民众

上官酒瑞，程竹汝

（上海行政学院，上海 200233）

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积累政治信任的基本经验及启示

上官酒瑞，程竹汝

（上海行政学院，上海 200233）

任何政治集团要想取得并长期维持政权都必须赢得民众的政治信任。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变强，从局部执政到全国获胜，无不是在民众的政治信任和支持下实现的。共产党积累政治信任的基本经验有：以实现民众物质利益确立政治信任；以保障民众权利获得政治信任；以革命理想动员构造政治信任；以良好政治形象赢得政治信任；以高超政治能力塑造政治信任。这些经验对于构建当前中国社会长期稳固的政治信任基础具有重要启示。

政治信任；政治动员；政治形象；政治能力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古训说明，任何政治集团要想取得并长期维持政权都必须顺应民意、赢得民心，获得民众的政治信任。毛泽东曾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1］（p.202）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变强，从局部执政到全国取胜，无不是在民众信任和支持下实现的。当然，民众对共产党的政治信任并非自然生成的，而是在实现民众利益、保障民众权利的基础上逐步产生的，是在革命理想动员、良好政治形象的影响和感召下渐次形成的，是在与国民党领导力、整合力的比较优势中日益确立的。总结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积累政治信任的基本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拓展政治信任具有重要意义。

一、以实现物质利益确立政治信任

通常而论，人们对自身的生活状况有着足够的认知和判断能力，寻求利益满足是人的理性选择。“如果人民的需要得到了满足，人民就会支持这个当政的政权。如果他们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他们就要更换头面人物，他们就要投票选举那些看来愿意满足而又能满足他们的需要的候选人”，“这是民主主义的政党支持者的基本模型”［2］（pp.327－328）。这通行于一般政治领域，也是政治信任生成的根本模型。任何政党要想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3］（p.467），反之，获得或巩固政权都将是一句空话。

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4］（pp.1094－1095）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社会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集中体现为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因为，中国历来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并深受剥削与压迫，他们的根本利益就是获得土地。而且，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重新思考中国革命，将工作重心由领导城市工人运动转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既然农村是革命的主战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那就必须重视并解决事关农民根本利益的土地问题。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比较研究认为，在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国家中，“带根本性的政治竞争就是政府和革命知识分子之间为争取农民的支持而进行的竞争。如果农民默许并认同现存制度，他们就为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5］（p.267）。共产党坚定地将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为革命的主要内容，将土地改革视为解放农民、争取农民，赢得农民政治支持和信任的关键。

事实上，孙中山曾提出过“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政纲，但并没有付诸实施，蒋介石政治集团更不可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相反，共产党站在农民立场上，早在1925年就明确提出“耕地农有”的主张。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和各级工农民主政权，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等，积极开展土地革命。根据地农民不仅得到了土地，而且在政治上翻了身，对党和军队产生了深厚的信任情感。当时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在给省委的报告中写道：“民众在打土豪后相信毛司令，在分田地后相信党相信苏维埃。”［6］（p.165）与此相应，农民踊跃参军参战，从各方面支持和保卫根据地政权。抗日战争时期，为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推行减租减息政策。因为陕甘宁边区比较恶劣的经济状况，以及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边区政府和军队的封锁，党领导军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精兵简政、厉行节约的政策，坚决抵制铺张浪费、生活腐化现象，农民负担由此大幅减轻，军民关系和边区政府的形象大大改善。加之，共产党领导八路军积极抗战取得的重大胜利，更是增强了民众对边区政府的信任和感激，党的公信力大大提升。

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根据时局变化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土地制度改革，推动土地政策从减租减息转为耕者有其田，并在1947年公布实施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中提出了平均分配土地，给予农民大会及委员会以土改执行权。这次土改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解放区农民对土地的强烈渴

望，农民因此视共产党为救星，把人民军队看作亲人，真心拥护和支持共产党。当时的美国人韩丁观察土改后的农村社会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它的字面意思是‘躺着翻过身来’。对于全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7］确实，土改政策将共产党和农民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在实现农民利益的过程中团结了农民，赢得了农民，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农民因此成为革命主力军，对共产党的政治信任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有统计资料显示：淮海战役中动员民兵、民工543万，担架20.6万副，大小车子88.1万辆，筹集粮食9.6亿斤。这确如陈毅的描绘：“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子推出来的。”相反，“国民党在农村的失败——当局无能力保障农民的土地、安全和食物——极大地削弱了农民对政府所持有的尊敬。这就意味着政府正失去合法性。……结果，农民们不是非难，就是躲避征税和征兵官员”，农民对国共两党的不同态度产生了不同支持，“对国民党方面的极小的压强（或支持），对共产党方面的相当压强（或支持）。一个不均衡的有利于共产党的政治真空由此而形成。”［8］（pp.109－110）两相对比可知，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政治信任的严重不均衡是造成国民党溃败和共产党获胜的根本。

二、以保障政治权利获得政治信任

本质上，权利意味着自由平等的关怀、人格尊严的肯定与公平正义的实现；现实中，权利必须以政治权力为后盾，凭借制度公器才能实现，或者说权利的形成意味着权力和制度的必要。因此，权利保障的状况构成了民众施予政治信任的重要基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广大民众是没有政治权利的。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和共产党人比较重视保障民众权利。这主要体现在两个领域：一是引导民众参与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保障他们的权益，激发他们对共产党的信任情感；二是积极推动民主宪政运动，增进社会中间势力对共产党的政治支持。

早在江西瑞金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共产党就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苏维埃暂行选举法》等以保障民众权利。如选举法规定：凡十六岁以上的苏维埃公民均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直接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和地方政治事务。这样，根据地的劳苦大众第一次享有了民主政治权利。抗战时期，党建立了各级统一战线政权，“即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即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政权”［9］（p.750）。各抗日民主政权适应全面抗战需要对选举政策进行了调整，激发了广大民众参军参战的热情。如陕甘宁边区政府规定：“凡居住在边区境内的人民，年满十八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差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0］（p.219）另一方面，苏维埃政权的选举最初采取的是比较原始的举手表决方式，为了让根据地人民享有真实、普遍、平等的民主权利，共产党不断探索并创新选举方式。抗战时开始实行秘密投票原则和无记名投票方式，并创造性地采用了票选法、画图画杠法、投豆法、编号法等与选民文化水平相适应的选举形式，实现了投票方式的重大变革，确保绝大多数农民能参加选举。这样真实的民主选举直接唤起了广大群众的参政热情，形成了民主选举高参与率的局面。即便是在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晋察冀边区政府大选的投票率仍达到70%以上，中心地区各县则达到90%以上。对于共产党在根据地推行的民主政治，有美国人曾这样称赞：“无论走到哪里，我都发现人们对他们的选举赞不绝口”，“人们在经济上过着几乎是石器时代的原始简朴生活，自己种麻做鞋底，买不起煤油或蜡烛，用自己种的麻籽油点灯，却夸耀他们有权罢免自己的村长，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就像我们当年在西雅图炫耀活跃的民主生活似的。”［11］（p.93）确实，权利的保障使民众有了当家作主的尊严，他们对共产党政权的信任倍增。

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还积极推动民主宪政运动。抗战没有民主就不可能团结全国人民形成抗战力量，“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9］（p.732）。1939年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中共代表董必武等与社会中间人士合作，推动会议提出了实施宪政的主张。基于国民党对民主运动的压制，共产党团结各党派和各界人士组成“重庆各界宪政促进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宪政运动高潮，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与个人独裁，推行民主宪政。毛泽东1940年初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成立大会上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演讲中阐释了“民主”与“抗战”的关系；1944年3月共产党又发布了《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提出要团结一切民主分子以达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民主国家的目的；1944年10月周恩来的《如何解决》讲演，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方案，将民主宪政运动引向深入。“这样的斗争更振奋了全国的民主运动，更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为国际国内民主人士所拥护，所同情。”［12］（pp.204－205）另外，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政权，即政权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三三制”既是共产党巩固局部政权的政制形式，也是团结中间人士的重要举措，赢得了中间人士的信任和支持。党外人士李鼎铭曾称赞“三三制”，认为这样“把所有各党各派无党派的都看成一家人，通力合作干这抗战建国的事”，有助于“化除成见，互相信任，互相亲爱”，加强团结共同抗日［13］（p.268）。可以说，共产党积极推动和领导的民主宪政运动，在团结中间力量、增进彼此互信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而“三三制”政权建设又增强了他们对共产党的信心和期待。

当然，基于历史的局限性，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政治仍然是初级的、不完善的，不能过分夸大，但在共产党积累政治信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人杰克·贝尔登认为：“不管共产党人距离完善的民主还有多么遥远，不管他们那些糊涂的朋友为他们捧场的话有多么夸张，但是共产党毕竟唤醒了千百万中国农民，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有权选举官员，从而向民主迈进了巨大的一步。……不管对于解放区的农村社会流传着什么样的谣言，据我所观察到的，那里政府的贤明，是国民党区的政府根本无法比拟的。”［14］（pp.107－108）共产党在推进民主建设，保障民众权利的同时，获得了高度政治信任，而国民党则在独裁专制，压制民主的道路上渐渐丧失了民心。

三、以革命理想动员构造政治信任

理想是导引人类思想和行为的价值体系，能够将世俗目标转化为神圣信仰，为社会提供价值观念与行动目标，形成强大动员力和感召力，获得民众信奉与追随。如果说凭借物质利益确立的政治信任属于特定支持，具有变动性，那么通过政治理想和价值观念动员而构造的政治信任则属于散布性支持，具有可靠性和持久性，并可节约政治资源，降低政治成本。

共产党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方向，是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己任走上政治舞台的。但现实情况是：不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无法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共产主义理想只能是空中楼阁。为此，党的“二大”明确提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与革命理想。应当说，这样的政治主张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毛泽东曾指出：“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9］（p.674）不过，在当时广大民众国家意识、民主意识非常淡漠的条件下，要得到民众参与和支持，实现民主革命理想，就必须进行广泛政治动员，将革命理想、革命道理“灌输”给他们，激发他们的政治觉悟。对此，共产党的认识是非常清楚的。

民主革命时期，孙中山也曾提出过“唤起民众”的口号，但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政治动员而“革命尚未成功”。相反，共产党在民主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动员理论与超强的动员能力。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认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9］（p.80）为此，他就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进行了专门论述，具体包括：其一，动员目标要明确，必须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的抗战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让他们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其二，动员要有具体政治纲领说明达到目的的步骤与政策，即《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将纲领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其三，动员手段要丰富多样，并合乎民众口味，如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等；其四，动员不是一次性的，而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民众的生活经常开展。通过高效能的革命理想动员，党的政治纲领和价值观念得到了民众的深刻认同并变成了行动模式。正因此，“共产党已经成功地在根据地的农民心目中确立了自己牢不可破的正统感，等于是瓦解了当时还是正统国家政权的代表者国民党政府的权威，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时，在根据地农民心目中，蒋委员长的地位已经被毛主席完全取代了”［15］（pp.223－224）。在革命理想的吸引和感召下，抗战时期全国范围内大批大批的青年学生，甚至国民党阵营中的很多有识之士纷纷奔赴延安投靠共产党，能够说明政治动员与共产党公信力提高的关系。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政治动员的理论和实践得到了极大丰富与发展，动员能力空前提高，动员效果高效释放。如“诉苦”就是当时根据地常用的动员形式，主要是通过推动情绪宣泄来激发群众的阶级仇恨，增强阶级意识，形成思想的强烈共鸣与一致认同。特别是，共产党还运用政治动员瓦解敌军，如开展“高树勋运动”对敌宣传和瓦解工作，使不少国民党官兵掉转枪口站到共产党一边，大大增强了党的力量。可见，革命理想动员的政治信任效应是非常明显的。

正是通过广泛、深入、持久和成功的革命理想动员，共产主义的理想蓝图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释放了很强的感召力和积聚力。在革命理想动员的同时，共产党人还站在革命战争前列，积极开展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将政治动员引入经济领域进行土地改革，满足了最广大农民的物质利益需求，将革命理想的精神力量转化成了物质力量。因此，民众不仅明确了政治方向，增强了政治信心，而且成为共产党的忠心拥护者和坚定支持者，产生了超越自我的激情，积极参军参战，保障了革命胜利。所以，到解放战争时期，“广大人民群众是大群大群地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我们方面来。自由资产阶级向我们找出路，跟国民党走的很少了。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们已经或正在成批地来到解放区”［16］（p.472）。有理由认为，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的政治动员过程，就是赢得民心、民力并拓展党力的过程，也是积累政治资本、树立政治声誉、构造政治信任的过程。

四、以高超政治能力塑造政治信任

政治能力是政党夺取或维持政权而具有的一种综合能力，包括整合力、领导力、组织力、统摄力等。“信任就是相信他人未来的可能行动的赌博”［17］（p.33），其核心要素是稳定的预期和信心。高超的政治能力是政党高效行动，塑造民众信心、稳定民众预期，进而形成政治信任的重要力量。除了在治党治军、联系群众中体现出来的政治能力外，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还体现了高超的领导力、整合力、战斗力和组织力等，党因此获得了政治信赖，成为无产阶级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成了中国人民的主心骨。

领导人民的能力。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对人民的领导，“那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有经济的条件，有政治的条件，包括全国大多数人民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领导权不是向人能要来的，更不是强迫就能实现的，而是要在实际利益上、在群众的政治经验上，使群众懂得哪一个党好，跟哪一个党走他们才有出路，这样来实现的”［1］（p.59）。党的领导力是在革命实践中形成并得到锻炼和提升的。抗战爆发后，共产党积极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开展了全面游击战，创建根据地，配合正面战场取得了重大抗战成绩。这样，“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极大地极快地扩大，‘民族救星’的声浪在全国传布着”［9］（p.389）。可以说，抗战时期党已在事实上成为全国人民的领导力量。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开始从军事、政治、经济上全面垮台，无力统率全国人民；相反，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的能力得到了充分展现，特别是许多国民党军队、爱国将领纷纷起义投诚，转向共产党，说明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力和公信力得到了极大增强。

保卫国家的能力。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使国家和民族面临着重大危机。但“九·一八事变”后，执政的国民党先是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随后是消极抗战，在日军面前步步退让，保家卫国的使命不够、能力不足。特别是，在日本政治诱降下，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成了头号汉奸和卖国贼，极大地伤害了人民的情感。而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对待汉奸的态度更是严重影响了民众信心和国家命运。相反，共产党始终高举反帝反封建大旗，不仅在“九·一八事变”后连续发表抗日宣言，倡导抗日救亡，并积极抗击日军进攻，创造了辉煌战绩。有统计数据，到1944年3月共产党抗击了敌人百分之六十四点五。与国民党溃败和投敌形成鲜明对照，“八路军、新四军作战的敌后战场则捷报频传，各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成为全国人民希望之重心”［1］（p.179）。共产党保卫国家的决心与能力稳定了军心和民心，在民族危亡的条件下给了民众以安全感和可信感。

整合社会的能力。针对旧中国一盘散沙的社会格局，共产党意识到要取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必须进行社会整合。为此，共产党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与国民党先后两次合作，建立了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包括了所有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同的党派团体、不同的阶级阶层，以及华侨华人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映民心民意，凝聚了力量、整合了社会，提高了共产党的政治声誉。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建立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把全国各民族和各阶级阶层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充分发挥了统一战线“法宝”的价值，使国民党反动派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共产党的社会整合与统战能力的充分发挥是让民众充满信心、看到希望的关键。

五、以良好政治形象赢得政治信任

政党的政治形象主要是党组织及成员的所作所为在社会公众中形成的综合印象与总体看法，它既是政党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基本要素，也是赢得民众信任和支持的重要源泉。良好政治形象通常有助于增强民众对政党的忠诚度和认同感；不良政治形象则往往是政党丧失民心民意、造成政治信任流失的原因。无疑，勇于担当民族大义，始终维护国家利益、保障人民权益等都体现了共产党的良好形象，也是党的政治影响力不断扩大、政治公信力日益提升的根本所在。

不过，民主革命时期党的良好政治形象还体现于新型的军民关系、深入的群众工作等。首先，革命战争环境中的军民关系是彰显政党形象的重要维度。与其他军队不同，共产党非常重视军民关系。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针对军队中出现的不良现象颁布实施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又增加了两条注意，即八项注意，严明了部队纪律，得到了根据地群众的称赞。1929年的古田会议对军民关系做了明确规定：红军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服务的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18］（p.86）。这种新型军民关系在民主革命时期不断完善和发展，党因此赢得了良好形象。1944年毛泽东在纪念共产主义战士张思德而发表的《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4］（p.1004）加之军队在战争中的英勇斗争，使人们纷纷参军参战支持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再如，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也塑造了共产党的良好形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这需要通过群众路线并在群众工作中才能得到体现。毛泽东认为，只有解决了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才能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拥护。“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18］（p.137）实践表明，共产党非常强调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通过探索形成了群众路线以及具体的工作方法。正是切实的群众工作将共产党和群众密切联系在一起，党成为群众的希望和期待，群众则成为党的支持者。

另外，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是党的宗旨、目标、方针和政策的人格化体现，是良好作风的表率、为人民服务的模范，也是政治诚信的典范和良好政治形象的代表。毛泽东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9］（p.361）必须承认，共产党人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对人民无限忠诚和全心服务的精神，说明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的党德是纯洁的，党风是高尚的。特别是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共产党员更是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真正成了：“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9］（p.660）他们身体力行、大公无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共产党良好形象的杰出代表，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客观地讲，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党在群众中是有影响力的，但早在抗战时期国民党的不良形象就暴露了出来。蒋介石纠结于国民党的腐败、软弱和无能，深深忧虑并陷于困境，1939年他就指出，到了现在，本党差不多是奄奄一息，沉寂无声，散漫凌乱，纪律废弛，不但丧失了党魂，几乎连躯壳也不复存在，“一般民众不仅对党无信仰，而且表示蔑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将接受变成“劫收”，种种恶行给群众带来了无尽灾难，而且逆民意而发动内战以及治理绩效的低下，丧失民心势所难免。知识分子储安平在1947年就认为国民党政权将步入亡命之途：“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公教人员、知

识分子、工商界人。现在这一批人，一股脑儿都对南京政权没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绝；抗战以来对公教人员的刻薄待遇，使公教人员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的贪污作弊，种种刁难，使工商界人物怨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今日全中国人民，对于现政权，可谓人人离心，个个厌恶。……是谁驱使大家不满国民党，反对国民党，痛恨国民党的？不是别人，就是国民党自己。”［19］（pp.96－97）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使每一个挣薪资的人贫困失望，因为它逐渐摧毁了政权的财力和公众对政权的信任”［20］（p.269）。就国民党丧失民众信任的原因，司徒雷登曾如是说：“整个来讲，不论是对中国的民众（特别是农民），或者是对国内外的观察家，共产党都能给他们这样一种印象：它是全心全意致力于人民事业的，它是真正希望促进中国的民主事业，希望中国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获得一个真正独立而强有力的地位”；“在共产党取得全国（大陆）胜利之前，他们对其控制地区的统治很少表现出集权主义的倾向；他们似乎是仁慈的、宽容的，友善的，他们的原则是自己活，让他人活，而且帮助人家活。1947年、1948年和1949年，当他们节节胜利，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地区、一座又一座城市的时候，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是受人欢迎的‘解放者’的行动。”“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成员对它的事业抱有无私的献身精神，可悲的是某些国民党员缺乏这种精神。”［21］（pp.270－271，240）与国民党相比，共产党人的良好政治形象使人民看到了希望和光明，党因此赢得了政治信任。

六、积累政治信任经验的现实启示

从某种意义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就是共产党向广大民众证明公信力，并逐步积累政治信任的历史。政治信任既非与生俱来，也不会一成不变、一劳永逸，需要不断维护和培育。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积累政治信任的基本经验，对于修复当前中国社会磨损严重的政治信任，构建长期稳固的政治信任基础具有重要启示。

其一，把稳固的政治信任作为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点。民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22］（p.381）。民心就是党心，民心铸就党力。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在长期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的条件下，必须深刻认识到：密切联系群众是共产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为此，党和政府必须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始终把赢得群众的政治信任作为指引、评价、检验党和政府一切执政活动的标准。

其二，把适应多元化需求作为巩固政治信任的基本点。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确立广大农民的信任，通过推动民主政治赢得中间人士和民主党派的信任；通过物质利益的保障获得底层民众信任，通过革命理想动员构造了上层社会甚至是国民党成员的信任。这说明，巩固政治信任必须搞清楚“供需”关系，并采取多元化应对之策。同理，在社会转型推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当今中国社会，党和政府不仅要集中力量谋发展，而且要花大力气促公平；不仅要推动经济建设，而且要解决“一腿长，一腿短”现象，实现科学发展。这要求必须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依法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群体的不同诉求，最大程度地修复因结构失衡、贫富分化造成的政治信任流失。

其三，把民主政治建设作为构造政治信任的关键点。共产党将民主与革命联系起来认为，民主政治，选举第一，不要民主，就等于不要革命，并号召将延安做成全国宪政民主的楷模，取得了民主政治的重大成就，也赢得了社会各阶层和国际友人的信任和支持。在现代社会，民主政治意味着定期选举与公职任期、分权制衡、多数原则与集体决策、传媒自主和公开透明等，能够增强公权力的确定性、责任性、可控性与可信性，实现制度的确定性、组织的透明性、义务的强制性、秩序的稳定性，以及个人尊严、权利和利益的保障性，为那些愿意施予信任的人提供保障，对那些试图背叛信任的人进行预防或追惩，并为背信行为安排了矫正机制。所以，党必须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竞争性选举、宪政建设等民主制度建设方面取得实质进展，为巩固政治信任创造持久动力。

其四，把改善政治形象作为塑造政治信任的增长点。民主革命时期，纪律严明、实事求是、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共产党赢得了民心而逐步壮大；腐败无度、治理无能的国民党则丧失了民心而最后垮台。就塑造政治信任而言，政治形象至关重要。在政治形象不佳造成信任严重磨损的条件下，必须通过党性教育和制度规范，使领导干部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接受人民监督，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特别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克”，必须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举措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由此改善政治形象，取信于民。

［1］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美］哈罗德·F·戈斯内尔，理查德·G·斯莫尔卡.美国政党和选举［M］.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3］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北京：三联书店，1989.

［6］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7］［美］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前言）［M］.杨海平，等.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8］［美］易劳逸.蒋介石与蒋经国：1937－1949［M］.王建朗，王贤知.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

［9］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韩延龙，常兆儒.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1卷）［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1］［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中国［M］.李维宁，等.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12］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