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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之敌:心中有一枝抵挡肮脏的梅

2012-02-11王芳芳

百家讲坛 2012年19期
关键词:乌台诗新党御史

王芳芳

他的大名叫舒亶(dan)。在宋代词坛上,他没什么名气。事实上,就是在历史中,他也只是个小人物。他能够得到被后世偶然关注的机会,完全是因为,在某次著名事件中,他的名字和名人牵连在了一起,而且,是以极其不光彩的形象出现的。

他就是在“乌台诗案”中,害得苏东坡差点一命呜呼的家伙。他是这起文字狱的制造者之一,因为整人的手段最恶毒、攻击的姿态最无耻而跃然抢镜,成功跃居“宋朝小人排行榜”的榜首。

正好苏东坡的诗文刚出版,他便昼夜不息埋首其中,寻找每一处可以穿凿附会的地方,然后,一顶顶帽子扣过去:结交朋党,讥谤朝政,欺君罔上……在宽待文人的北宋,这些罪名也快够杀头灭族了。他来势如此凶猛,几页纸就弄得朝堂之上人人自危,连宰相们都小心地闭上了嘴。

这是他生平最斗志昂扬的时刻,每一步都走得急切而干脆,与其说他是为维护皇帝的尊严,不如说这位御史大人是在为进行中的“变法”扫除障碍,清除所有挡在道上的人,不管对方来头有多大,名声有多显赫。

他选择了拿苏东坡开刀。为什么呢?首先,苏东坡这个人是大嘴巴。他当时远离中央,在地方上做知州。新法推行中的许多弊端,他亲眼看到,虽不敢明说,背地里却和亲朋好友发了不少牢骚。他又擅长诗文,提笔就一首一首的,字里行间,少不得含沙射影。这一点特别令人讨厌,因为他是名人,而名人说话的影响力,总是巨大的。

然后,在朝在野,苏东坡都有极好的人脉,连新党中都有他很多好友。尤其是,他和蛰伏于洛阳的旧党领袖司马光交情很深,明里暗里,为司马光被罢免鸣了很多不平。所以,在新党眼里,苏东坡这块拦路石,简直比司马光还碍事。

舒亶并不是单独跳出来的,他的同伴是他御史台的一批同仁。他们大多是变法运动中,经王安石选拔而崛起的政坛新秀—苏轼曾在奏表和信件中讽刺地称他们为“新进”,表示不屑与之同朝。作为大宋第一才子,偶像级人物,苏东坡这种态度,对“新进”们来说,还真是挺伤人的。好在,现在他们不用再忍气吞声了。

于公于私,苏东坡都必须被除掉。这是新旧两党颇为关键的一战。

王安石此时正隐居金陵,接过变法大旗的是野心勃勃、深沉精明的“福建子”吕惠卿。吕惠卿的行事风格,比其导师可强悍多了。他一上台,新党众人都干劲十足了。

舒亶身在御史台,这是攻击政敌的天然好位置。御史台的人,理论上严禁参与党争,严禁与大臣们有私交,然而但凡被严禁的事,往往正是永远禁不住的事。何况,御史也是人,也有思想自由,谁能管得住一个小小御史,在私下里,在内心深处,是个坚定的新法拥戴者呢?

舒亶就此被推上了前台,于聚光灯下兴风作浪。他干得很好,瞬间弄倒苏东坡,要不是宋朝不杀士大夫,蘇东坡几乎被处斩。

用现代语言来形容,舒亶就是一根矫健的“棍子”,这样的棍子手,在中国的政治斗争史上从来不缺,他们的伎俩谈不上多高明,可以倚仗的,无非是当权者对下属的警惕,是大人们的互相倾轧,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很懂得人的私欲是怎么回事,并且擅长利用它,所以出手往往稳、准、狠,令人很难招架。

“乌台诗案”在文祸稀少的北宋政坛上,可谓一枝奇葩,其诱人之深,连向来八面玲珑的副相王珪,都忍不住抛下了赌注。他受舒亶的启发,拿着苏东坡的一首诗,跑到皇帝面前告状。诗是咏桧树的:“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王珪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这句话太毒了:陛下您看,苏轼他根本不认您当皇上,他这是谋逆啊!

幸好,皇帝不上这个套,宋神宗冷冷地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神宗到底是聪明人,本来苏东坡的事已经够烦了,朝堂乱成一团,后宫内,太后抱病求情,远在金陵的王安石也驰书进谏……焦头烂额之际,突然又跳出个蹩脚的马屁精,企图侮辱他的智商,他当然气不打一处来。

王珪身为副相,三朝元老,在北宋政坛上也算很有特色。其为官宗旨就是明哲保身,无过即为有功。新旧两党打得炮火满天,他却一直作岿然无视状。不料,此刻竟亲自来打小报告,实在有失宰相体统,碰一鼻子灰也是活该。能让这等老奸巨猾之辈出手,由此也可见,“乌台诗案”于苏东坡和旧党人士来说,形势曾多么恶劣。

“乌台诗案”最终有了一个两党都不太满意的结局,但于苏东坡已是不幸中之万幸:他只是被贬到黄州,由地方看管。相关涉案人员被免官,或发配,或降职外调,或重金罚款,并没有发生你死我活的流血事件。

舒亶很不满意,连上奏章,痛加陈词,要求将司马光、苏东坡等人处死。

舒亶后来名列《宋史》“奸臣传”, 和同时代的在纸页里光芒四射的名臣大儒相比,越发显得他这一抹暗色,像苍蝇一样可厌了。

不过,若平心静气,从事件背后潜下去,把这“小人”的一生摊开来,从头阅读,也许会发现,事情还有更多看点。

舒亶来自浙江慈溪,求学于“庆历五先生”之一的楼郁,于英宗时代考中状元,年仅24岁。在北宋英才辈出的时代,能够脱颖而出,可见其才华绝非泛泛。据说他博闻强识,挥笔成文,加上身材高大,眼神坚定,一眼望去,毫无疑问是个前途远大的年轻人。

舒亶初入仕途,任临海县尉,主管地方治安。上任不久,去抓一个喝多了殴打婶婶的犯人,醉鬼嘛,看见官兵来了还耍横,舒亶大怒,亲身上前,一刀斩之。

往好里说,这叫嫉恶如仇;往坏里想,这是草菅人命。舒亶自己也情知不像话,便写了请罪表,主动辞职滚回家去了。不料,王安石听说后,很赏识他,大概变法正需此等猛人,遂调他来京城。不久他出使西夏,谈判疆界事宜。西夏跟宋朝刚打完仗,这家伙单枪匹马就去了,被人家拿刀架在脖子上,仍面不改色,慷慨陈词,把西夏君臣弄得没办法,竟然顺利完成了任务。

这些日子里,舒亶成了新党的坚定拥护者—不管是出于投机,还是真诚的理想,总之,为了维护变法,他连干了几件得意事,包括郑侠“流民图”一案,相应的,官职也越来越高。

他办事的特点,是严苛冷酷,板着脸坐在堂上,一副铁面无情的样子,简直就是正义女神的化身。所以后来,他就被派到御史台去了。

在御史台,除了臭名昭著的“乌台诗案”外,舒亶还有件被人戳脊梁骨的事。新党领袖人物、曾对舒亶有举荐之恩的张商英,有次写信来,附寄女婿的文章,请其指点一二。舒亶倒好,把信和文章都送到皇帝那儿去了,弹劾张商英以宰辅之重干扰谏官工作。这个罪名不小,正好踩到皇帝的痛脚上,张商英立刻被免职。

真是忘恩负义的小人啊!人们骂道。不过,想象一下,皇帝也不是瞎子和白痴,龙案上还放着张商英的信,如果只是普通的信件交往,至于惹得龙颜大怒吗?

《宋史》是元朝人编写的,成书仓促,在二十四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于史料常少甄别,随意采用笔记野史。关于舒亶的记载,多数取自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邵先生是铁杆旧党,一本笔记,硬生生写成“新党罪行录”。所以,关于张商英的事,其中还有隐情。

同时代另一本笔记里,情况则是这样的:原来,张商英的女婿今年要参加科举,所以张才暗示要舒亶帮下忙,没料到,老交情敌不过舒大人的正义感,张活活地倒了个大霉。

很让人无语的事情。过往恩情就算了,大家好歹同一个阵营,扳倒张商英,于公于私,一点好处都没有。干这种事,他到底怎么想的啊!

要解释清楚,有必要回过头来,先把“御史台”的部门职能说一下—

从秦汉时起,“御史”就是专门的监察性官职,号为“治官之官”, 首要功能是替皇帝监察百官。西汉时的御史府内,有很多柏树,几千只乌鸦,每天黄昏,黑压压一片群鸦归,蔚为奇观,御史府因此又被称为“乌府”“乌台”,这也是“乌台诗案”名字的由来。

栖身“乌台”的御史们,在其他官员眼里,也活像群乌鸦,衣着土气,面有菜色,神情阴沉,出现在哪儿,哪儿就准没好事。上下朝时,大臣们扎堆聊个天,唯独御史身边方圆十米之内,荒无人烟—御史们自己都懒得互相搭理。更别说人情往来了,谁活腻了,才会想去御史家拜个年,给御史家小孩塞个红包!

宋朝皇帝加强君权与中央集权,御史台的职能也强化了,集监察、弹劾、审判于一体。御史们对宰相、宦官、军事机构和皇亲贵戚都有监察权,还能参议朝政,荐举官员。最重要的是,言官无罪的传统被发扬光大,明明是御史在瞎弹劾,你还怪不得他,只能自认倒霉。

御史们的原则呢,通常是“宁杀错,勿放过”,管你三七二十一,稍有风吹草动就扑上来,小到妻妾吵架,大到预谋叛逆,都要先奏你几本再说,等你好容易洗净这一身臊,早已在御史台的大狱里,脱下好几层皮了。

众所周知,讨足皇帝欢心自会大有前程,于是御史们都憋着劲儿,想办大案要案,最好能扳倒某显赫政要、皇亲国戚,以当政治资本。舒亶攻击张商英,有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动机。不过以当时形势看,他这个时机又选得很不好,代价大而收益小,所以,说不定他就是被身为言官的强烈责任心给刺激得抽风了。

百官都讨厌御史,但皇帝喜欢。在皇帝眼里,这就是一群永远跟在百官尤其是两府宰执身后,咆哮警惕着的皇家忠犬—可是,话说回来,这么好用的走狗,谁不想多拥有几只呢?排除异己,打击政敌,对付皇帝的猜忌……御史台能有自己的人,那可真是必须的。这就是舒亶能够突然之间异军突起、兴风作浪的原因。

但御史也不是好当的。要耐得住寂寞,接受被人们当“瘟神”的命运;要当好道德标兵,以免被人质疑自己身为御史的资格;由于不敢捞外财,御史通常都很穷;心理压力也大,盯着别人的时候,别人也正盯着你,只等你露出破绽……

他们看似气焰熏天,其实又势单力薄,唯一的依靠,便是皇帝的信任。成功与失败,都只能依赖于此。可这信任,并不是永不动摇的。

通常,御史是从年轻的底层官员中挑出来的,因为年轻才有锐气,才敢说话。最好是平民出身,家境普通,贫寒最好,富人家的孩子往往好逸恶劳,舍不得吃苦;官宦世家也不行,牵枝带蔓的关系太多,很难公正做事。最重要的还是人品:要求对朝廷绝对的忠诚,以及为人的正直无私。而偏执、严苛、孤僻……这些毛病倒无所谓,甚至更有助于做一个合格的御史。

能干好御史这个差使的人,人格上肯定跟正常人有所区别。包拯包青天大人,就是从御史干过来的。至于舒亶,六亲不认,大胆妄为,简直天生就是当御史的料!而几纸奏折就能打动宋神宗,凭的不就是那对皇帝的赤胆忠心,对社稷江山的无限热爱,对奸臣逆党的痛心疾首吗?

他的数据又详实,皇帝再爱苏东坡的才华,也不禁愤怒了;东坡呢,“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舒亶,也就因陷害东坡先生而遗臭万年了。

但是,真的完全是陷害吗?苏东坡自己也供认不讳:大部分被指摘的诗文,他就是这意思,就是觉得新法有问题。所以,舒亶并不算无中生有,最多是上纲上线。

但上纲上线,不正是历来政治斗争的传统手段吗?打击敌手,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道德上给对方抹黑,儒家体系环卫着的君权下,最不道德的是啥?是触犯三纲五常,是违背君臣大义。只要从这儿下手,不管你多劳苦功高,私德多无瑕,你都再无辩白余地,从此万劫不复……

舒亶想消灭苏东坡及其身后的旧党,他就得这么干,目的最重要,手段可以抛到一边。这不算正人君子的做法。但是,再回过头来,假设另一种可能性:如果,如果他是真的坚信不疑地认为,为了大宋社稷,苏东坡该死呢?

他是新党,新党分子的共同信念是,唯变法才是强国之道;不变法,则国衰亡无日矣。谁反对新法,谁就是故意误国误民,是大宋朝的罪人。

这种想法在今天看来,当然是片面偏执的。可在当时,却是天经地义的。旧党分子也一样,他们坚决地虽九死而不悔地认定:新法祸国殃民,新党分子都是想要升官发财不择手段的奸险小人,不除新党,国将不国。

怪谁?古人历来讲究中庸之道,可政治斗争模式,却永远是成王败寇,没有求同存异的半点可能。北宋百年间,出了多少英豪,却沉陷于内斗,不论新党旧党,都抱着汉贼不两立的态度,一边自我标榜爱国爱民,一边从根本上妖魔化对方,互相打击报复。加上君主制下,总是人亡政息,一朝天子一朝臣,于是,一轮轮越来越残酷的政治迫害不断上演……

这并不是替舒亶翻案,以此人的个性,估计他也不会在乎头上恶人的帽子。只是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并不是简单的黑与白;人性,也不是简单的善与恶。对于历史人物,如果仅止步于痛诟与赞美,今天的我们,或许还会陷于相同的误区。

舒亶一直做到御史中丞,主管御史台,关于他的工作成绩,《宋史》中有这样的评价:“举劾多私,气焰熏灼,见者侧目。”抛开感情色彩,至少有一點能够肯定:舒亶,真是已经让百官们恨透了!他本是皇帝的忠犬,但他过于热衷咬人的劲头难免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有点疯了……

终于他因论奏朝廷钱粮等事与尚书省产生矛盾,舒亶以用了几根官家的蜡烛的罪名被皇帝顺应民心地免职了。估计神宗也受不了这个偏执狂了。直到11年后,哲宗即位,他才重新回到官场,之后数次带兵平叛,于62岁病死于军中。

灰溜溜回家时,他42岁,给自己的房子起名“懒堂”,以示心灰意懒。可他的《虞美人》一词,却有这样的字句:“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如果按照舒亶当御史时咬人的逻辑,完全可以理解为贼心不死,呼朋引类,企图卷土重来。但这样美好的词境,这样清澈的句子,能够帮助我们抵挡黑暗与肮脏,保有希望与梦想。

舒亶其实文才极好,写的小词,笔力清新刚健,意境委婉动人,被评论为“词亦不减秦黄”。只是,为名声所累,到了两宋后,几乎没多少人注意他了。翻看舒亶留下的词集,倒发现,他是个颇为洒脱,能够自我宽解的人。但他的洒脱,也有自己的特色,主要是来自于对人生无常、人情无奈的坦然接受。

小人常戚戚,就算是小人吧,这位还是自觉坦荡的。还能看出的一点是,他是个对离别很敏感的人,词集中许多寄友人的篇章,活脱脱显出他人前逞强的好笑模样来:人前强自镇定,洒脱;等人家走后,酒醒之后,又爬起来再写一篇自劝自慰。斯人已经远去,只留下一首首写于困境中的词,优美、顽强地在历史的尘埃中绽放。

编 辑/汪微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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