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心

1927年6月2日，一位中年人徘徊于頤和园鱼藻轩。湖水蓝蓝，微波荡漾，倒映出说不尽的落寞。他点燃一支纸烟，慢慢抽完后掐灭了烟头，便猛然从石阶上纵身跃入湖中……

生死轮回，本是宿命，只是这样一个人的死，却映出相差悬殊又意味深长的回味：文化界，光辉灿烂的巨星陨落，学术地震；政治界，王朝故去，斯人终于“殉清”，是封建士大夫们的忠义佳话；而现实里，却留下一个卑微甚至猥琐的侧影，据末代皇帝溥仪回忆，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书生被人逼债，走投无路，只得跳进昆明湖。

国学大师还是穷酸书生？大殉节还是小逼债？真相，到底如何？

一

位父亲望着儿子的来信，皱紧了眉头。

这个儿子给了他突出的骄傲：在学问上颇有天分，11岁已是“诗文时艺，洛洛成诵”，后又师从名人，学习骈散文和古今体诗；参加传统科举也小有成绩，16岁即考上秀才，博览群书，闻名当地，号称“海宁四才子”之一。

可是这个儿子又给了他同样突出的忧虑：出奇地不通世故。在两次科举失败，又无法承担出国留洋的巨额费用的情况下，出于第一“求度衣食”，第二“专一学问”的生存精神，他本来让儿子去城里当私塾老师，可是没过几天，儿子就因脾气太倔强被辞退；后来儿子和同乡准备在海宁创设师范学堂，依然无果而终；好不容易有个出海宁赴上海的机会，儿子被同乡举荐在《时务报》任代理书记，几个月后却抱怨连连……

父亲少年时即进入社会，做过茶馆伙计、知县幕僚、师爷，在社会上摸爬滚打数十年，深知“知行合一”的道理，可是儿子……父亲叹了口气，无奈地靠在太师椅上。

儿子有特殊的天分，却也因此有了不同寻常的自负，让父亲自豪又忧虑。而这几许均衡，终于被这封抱怨连连的家信所打破。儿子不知世事艰难，却一味恃才傲物，于这大厦将倾的清末乱世，一条倔强的单行线又能如何“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1898年的正月初二，一位男子去《时务报》报馆拜年，进门见空无一人，上楼见一个小房间里坐着一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一边吃着花生米，一边自斟自饮地看书。书是《文选》中的《两都赋》，酒是绍兴酒，人是报馆校对王国维。那男子闲来无事，坐下与之攀谈，竟发现此人谈吐不凡，见其诗“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更是动了爱才之念，决定帮衬他。

于是，那条让父亲忧虑的单行线，有了辅助杠杆。

“杠杆”叫罗振玉，年长王国维11岁，有着超凡的社会生存能力与人际通达术，二人相遇时，他早已如鱼得水般穿梭在乱世人间：原籍江苏，同治五年（1866年）出生；15岁考中秀才；16岁就把家里的债务全部承担起来；30岁只身来到上海，与人合资创办了“农学社”，成立农报馆，出版《农学报》，翻译国内外农业方面的知识；又在上海新马路梅福里开设东文学社，聘请了日本汉学家为教授，培养翻译人才。

这一天，王国维等了很久—多年以来，自己故意在那知识与实践、精神与现实之中，小心翼翼地保护着那小天分，不顾父亲的焦虑与担忧，而坚持对世俗鄙夷不理，桀骜不驯，正是为了有这样一天，有一个精通庶务的人来帮助自己，保护自己，承载自己。而罗振玉，精于学问却于天分上略次于自己，但于世间庶务上却正好能弥补自己的不足。匠人遇美玉，匠人得到伯乐之欢，美玉得到宣示之美。

“匠人”给“美玉”提供各种晋升机会—

戊戌政变后，罗振玉的农报馆不仅没被查封，反而获得了两江总督的资助，王国维自然也得到罗振玉的“款留”：在东文学社担任庶务，并免费跟班学习；1900年，他又在罗振玉的资助下，赴日留学。

“匠人”还给“美玉”提供各种生存条件—

四个月后回国，王国维帮助罗振玉编辑《教育世界》杂志，成为这个刊物的主要编辑人员；1902年，罗振玉当了上海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的监督，王国维也跟着做了执事，帮罗振玉编辑刊物，去日本替罗振玉招聘翻译人才；1904年，罗振玉被聘为清王朝的教育顾问，监督江苏师范学堂，王国维成为学堂的中国教习，教授修身、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三门课程；两年后，罗振玉升为学部参事，又引荐王国维认识贵人，使他当上了清王朝的学部总务司行走，充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主编审及审定教科书等。

“匠人”又给“美玉”提供科研空间—

在学部期间，经罗振玉介绍，王国维认识了大量的饱学之士，并且接触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甲骨文和敦煌学。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王国维携家眷随罗振玉东渡日本避难。其间，罗振玉带走了大量的藏书器物，并买了一个书屋专门收藏。王国维在日本的主要工作之一便是整理这些古籍拓片，这对他的学术研究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至于历史学家后来说：“如非生在此为古来所难比之大变局时代，罗氏即不能成为古来所难比之大收藏家；如非罗氏为古来所难比之大收藏家，王氏即不能成为前所难比之大考古家。”

最重要的是，“匠人”与“美玉”志同道合，灵魂相通—

清朝灭亡前，他们都是戊戌变法的同情者，改良主义的同道人，希望“师夷长技以制夷”，不断介绍西方和日本的先进文化，以改造中国；清朝灭亡后，他们共同的志愿则是以学术维持纲纪。“匠人”甚至让“美玉”实现+：了古代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帝王师。

经罗振玉介绍，已经名扬学术界的王国维认识了晚清陕甘总督升允，升允此时是逊帝溥仪的顾问，因为对王国维十分欣赏，便介绍他入值号称小朝廷的南书房。南书房是清代皇帝文学侍从值班之地，主要工作是陪皇帝赋诗撰文，还秉承着起草诏令的任务。如果皇帝年幼，还有教皇帝读书的职责，有帝王师的名分。因此这是天下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虽然大清已亡，但是对于遗老们来说，入值南书房依旧是无上光荣。

任何一种关系必须达到均衡才会恒久，“匠人”对“美玉”施惠如此之多，“美玉”自然倾身以报。

“匠人”决定的工作取向，“美玉”一定听从—

1902年，凭着留学资历与学界名声，王国维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独立名分—被力邀任京师大学堂日文教习，同时也被请到初创的通州师范学校任教师。本来，王国维去前者对自己发展更好，可是因为罗振玉想让他去后者，他便义无反顾地去了后者，开始了自己的教书生涯。

“匠人”要求的科研成就，“美玉”竭力完成—

起初王國维的研究以叔本华和康德的哲学为主，并涉及美学和文学，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后来他开始研究戏曲，开创了中国现代戏曲研究的先河；最后他转向国学，运用许多新旧资料，在甲骨文、金文、敦煌文书、封泥、简牍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贡献。这种转变只是因为罗振玉劝他先从小学和训诂开始研究国学。

“匠人”主张的学研道路，“美玉”毫不犹豫—

罗振玉对王国维说：“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反经信古末由也。”王国维闻而惊诧，乃决然“尽弃所学”而转治古学，连从前的科研稿子都烧了。

可当“匠人”要求他回报的东西超出了他的底线时，美好的友情出现了裂痕。

王国维入值南书房后，慢慢发现小朝廷内部矛盾重重，围绕着溥仪，遗老们分帮别派，明争暗斗。当时因为宫内的文物、字画被太监和内务府官员大量盗卖，溥仪就遣散了千名太监，任命郑孝胥为内务府大臣，想整顿内务府。结果郑孝胥刚上任几天便遭到了另一派遗老陈宝琛等人的反击，仅做了三个月就做不下去了。在错综复杂的派系里，陈宝琛等一派，郑孝胥等一派，罗振玉又一派。王国维自然属于后者，可做一枚争权夺利的棋子，是“美玉”不喜欢也无法做到的。他对罗振玉说，想“闭门授徒以自给，亦不应学校之请，则心安理得矣”。但正从事光复大清政治活动的“匠人”哪里会答应？不久，溥仪谕命检查审定各宫所藏古彝器，罗振玉就推荐王国维一起干这个活。

“美玉”越来越不听话，“匠人”撕开了温情脉脉的面纱，开始行使实际“控制权”—逊帝被赶出紫禁城，到了天津，王国维没有听罗振玉的话，再跟随他追寻小朝廷，而是接受了清华大学的邀请，做了国学教授，罗振玉便从王家带走了自己的女儿（王国维长子娶了罗家女儿，此前，王家长子暴亡，罗家女儿成了寡妇）；对于王国维给予罗振玉女儿的抚恤金，罗振玉拒而不纳表示不屑。

后来王国维之女回忆说，“父亲怒道：‘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然后把大哥生病时的医药费全汇去罗家，他们寄还回来，父亲又寄去，如此往复两回，父亲生气得不言语，只见他从书房抱出了一叠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

更可怕的是，深知“美玉”缺陷的“匠人”唆使溥仪身边人向这位老实人要倒卖文物的资金—溥仪曾经让王国维卖一批文物做资金，王国维托给罗振玉，罗振玉匿而不予，王国维自然拿不出。

友情破裂了，知己绝交了，这场美好伟大的友情终于露出了可怕的真面目—他们之间，从未平等，“匠人”与“美玉”不过笑谈，伯乐、知己终是幻觉，“美玉”本不过是“匠人”手中的棋子与工具，这一生，注定要随着“匠人”翻云覆雨，一旦不从，便是惩罚。这对于长年单线行走的“美玉”来说，几乎是“灭顶之惩”。

1927年，大师投水，留下模糊遗书一封。

本想对“美玉”略有小惩，却没想到他以自杀还击。罗振玉震惊之余，迅速对这件事的政治价值做出反应，他向年轻的皇帝报告：我的下属为您殉节了，并有遗折为证。溥仪看过遗折大为感动，破例加恩，发出一道上谕：“着加恩予谥忠悫。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醊。赏给陀罗经被，并赏银贰千圆治丧……”

最后还是“匠人”的外孙刘蕙孙道破实情，“1929年我在旅顺，雪堂先生（罗振玉）对我说起他和静安（王国维）的友谊，最后说：‘他（王国维）最后觉得对我不起，欲以一死报知己。我也觉得那件事不免粗暴，对他不起。但死者不能复生，只好为他弄个谥法。遗折是我替他做的……”

王国维欠罗振玉的，他用命来还。最后，一条命，一条国学大师的命，却成了没落王朝的政治砝码。无奈，精神太崇高，现实太猥琐，最是人间留不住，那美好纯粹。

编 辑/汪微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