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振快

中国古代的讼师（相当于现在的律师）是“大干例禁”的违法角色，是官方严厉打击的对象。

刘衡是清代一位颇有政声的官员，道光年间曾任四川巴县知县，后来巴县知识界为他总结的政绩中，有一条是“本宦干济英明，以勤政、爱民为先”，而所举的例证有一项即惩治讼师：“巴邑讼最繁，讼师辈因缘为奸，公下车即侦知猾魁为某某，先为摘伏”，于是其他讼师“惶慑敛迹”。这个被称为“猾魁”的某某到底如何兴风作浪，刘衡到底如何“摘伏”其人，现已无从知晓，但刘衡惩治讼师的手段无疑是很严酷的。

晚清陕西有一位被地方官员深恶痛绝的著名讼棍陈思周，据说他“积案如鳞”，汉中知府将之捉拿，向上汇报处理方案：“请锁系五年。”时任陕西按察使的樊增祥认为太轻，要求加大惩处力度，“重责一千板，锁系铁杆巨石十五年，期满察看禀夺”。

讼师因何而受如此严酷的惩处呢？官方给出的理由有许多，归纳起来主要是唆讼、诈财、挠法三条。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但把所有责任都推给讼师，显然不公平。

樊增祥在陕西按察使任上时，临潼县的讼师薛含瑞控告粮差李兴等人剥削粮户、侵吞钱粮，使李兴等人吐出了一百三十余两银子，但这些银子并没有回到粮户手中，而是被薛含瑞占有。在这个案例中，樊增祥认为银子“呕诸差役之口者仍吞入讼棍之腹”，所以，薛的行为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为民申冤。但不管怎么说，薛也遏制了粮差李兴等人的贪腐，因此其行为很难说是唆讼或诈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