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磊

1916年11月8日，蔡锷将军在日本病逝。这位最先挑起护国大旗的军人，在弥留之际，留下一封遗书。他写道：“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蔡锷临终之际为杨度辩护，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在此之前，杨度身为筹安会六君子之首，积极为袁世凯完成由终身总统向洪宪皇帝的转变摇旗呐喊。之后，又以民意总代表的身份，执意劝进，直接导致袁世凯的洪宪帝国丑剧出台。

袁世凯复辟，在历史上自然是一出丑闻。但，在“大太子”袁克定看来，却实在是未来登基的可靠保证。在各省督抚们眼里，未尝不是封王封侯的一个历史机遇。在杨度自己，却是其实现人生抱负的一个机会。十多年来，杨度在各个场合不遗余力地推销君主立宪的理論。这套理论，曾经在清王朝末年得到高度重视，却因为武昌首义而宣告破产。之后，杨度依附袁世凯，在民国体制下效力。骨子里，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君主立宪理想。

袁世凯复辟，让杨度看到了希望。首先，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君主立宪的倡议刚刚发出，就立即在官场上引发了大合唱。紧接着，各路劝进表纷纷递进北京。这出戏唱得让杨度颇感意外，而袁世凯这个阅历丰富的政客，也没有能够看破浮躁表象下的真实内涵。——集体劝进，不过是官场上的表态和站队罢了。大家劝老袁当皇帝，骨子里算计的其实还是个人的得失。浮华的表象背后，像黎元洪那样真正能够看破的，又有几个？

所以，袁世凯的登基，不过是中国版的《皇帝的新装》罢了。——大家遵循的，是一个游戏的规则。之所以如此，无非是所有人都明白：不按规则出牌，是要受到惩罚的。

如果说袁世凯是一个迷醉的人，那么杨度则是另外一个酣醉者。这个早年与梁启超等人一起鼓吹君主立宪的文人，曾无论如何都不赞同民主立宪。他的立场，在当时看来或许不那么与时俱进。但，他和梁启超等人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未必就没有道理。——君主立宪也罢，民主立宪也罢，革命党人和梁启超们，要的都是立宪。倘若立宪成功，则1900年前后的那段时光，伟业成也。

杨度的君主立宪，骨子里应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君主；第二部分，是立宪。君主的概念，在杨度的前半生里，始终是纠缠不清的。这位不平凡的书生，早年就学于宿儒王闿运先生。在王那里，他认识了什么是帝王术，什么是纵横术，并曾因此而兴奋得彻夜不眠。

至于立宪，则显然出自于对时局的考虑。杨度曾留学日本，亲眼目睹了君主立宪的好处。在他看来，日本能够在数十年间脱亚入欧、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原因就在于立宪。而日本立宪之所以成功，则在于理性和手段的委婉。具体而言，就是在保持天皇万世一系的前提下，完成立宪。——有了这层认识，杨度的君主立宪就有了榜样。

但问题在于，晚清的统治者，并没有立宪的诚意。换言之，当时的统治者，缺少卓越的见识和必要的政治智慧。他们的立宪，以及后来的皇族内阁，都被事实证明为一种被动的行为。因此这种把戏，最终演变成一种欺骗，就不难理解了。

袁世凯称帝的失败，某种意义上而言，是西风东渐的结果。一旦国人认为帝制国体必须被推翻，则任何粉饰都是徒劳。所以，武昌首义之后，历史的车轮就永远告别了封建帝制。尽管民国建立之后数年间，民间颇有“民国不如晚清”的议论。但就像大门一旦打开就无法关闭一样，中华民族是再也无法回到一姓一族的家天下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杨度的政治理想，本质上已经穷途末路。他的努力，无异于作茧自缚。

蔡锷的护国大旗举起以后，曾经推出一个讨逆的名单。杨度作为筹安会的第一个，自然在法办之列。但蔡锷临终之前，却又留下遗书，要求对杨度从宽处理。看起来令人费解，却实在有其内在的原因。盖蔡锷与杨度本是同乡，从来惺惺相惜。在袁氏复辟这件事上，二人反目；在私人感情上，却仍是朋友。

蔡锷死时，被政府通缉的杨度整天躲在天津租界里避风头。闻说噩耗，为了表达自己的哀思，这位民国的大通缉犯亲自从租界给大总统黎元洪打电话，要求前往北京吊唁。黎元洪也是性情中人，为此专门给了两天时间的豁免令，允许他在夜间赴北京抛洒一掬热泪，且命令内务总长和警察总监全程予以保护。

杨度夜祭蔡松坡，在民国史上是一段佳话。这样的传奇，怎不让人感叹唏嘘。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