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圣义 许圣道

状元的来历

要追溯状元这个词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唐朝。依唐制，举人赴京应礼部试者皆须投状，其居首者被称做状头，又名状元。因其为殿试一甲第一名，亦称做殿元。中状元者号为“大魁天下”，是科名中的最高荣誉。所以，状元指的就是古代科举中殿试第一名。

说到状元，先简单介绍一下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科举创始于隋代，是设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其名称由分科取士而得。武则天时，创立殿试制度（也叫廷试），即皇帝亲自在殿廷上向考生发策问的考试，此外还增加了武举。诸科之中，惟进士科为常设，最为重要。宋以后，统治者对科举越来越重视，皇帝多亲身干预。考试的内容以经义为主，至明清两朝，考试的题目皆出于四书五经，文章的格式规定为八股文，解释则必须依据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到了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开始推行新式的学校教育，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方告终结。

状元文化与政治

科举为的是选官，它对国家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在科举实行以前，中国的官吏任用主要是世袭制和荐举制，如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度。到了后来，选拔人才的权力被世家大族所垄断，单凭门第出身看人，弄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一般平民百姓乃至中小地主阶层在这种情形下便难有入朝为官的机遇。科举制度为中下层读书人打开了一扇改换身份向上流动之门，虽然真正能进入此门的人甚少，但被希望鼓动起来的人却甚多。这就难怪在流传极广的蒙学读本《神童诗》里能见到如下诗句了：“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并且数千年来人们据此教诲后代子孙读书的重要性——“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在科举制度中自然要考试，状元则是考出来的魁首。历史上有“三元及第”的说法，其中提到的“三元”，更是百年难遇的考试天才，堪称状元中的状元。所谓“三元”，是指解试（后称乡试）、省试（后称会试）、殿试（后称廷试）均为第一，因这三试的第一名分别称做解元、会元、状元，故合称三元。据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八“三元”条考证，自科举实行以来，连中三元者，不过区区十几人而已。

状元难考，一旦考上便荣耀非常。宋朝建立以后，宋太祖将武则天时曾偶尔举行的殿试确立为固定制度，让考生直接与皇帝发生联系，考中者称“天子门生”。皇帝对新考中的进士赐宴，叫“闻喜宴”，因为宴席总是设在琼林苑，所以也称做“琼林宴”。为提高状元地位，皇帝还常常赐诗，这也是宋以前未曾有的事。唐代进士及第以后有雁塔题名之制，宋代仿效此制，让新进士在汴京桂籍堂题名。此外，宋代增加了传胪仪式（即殿试揭晓唱名），在殿试公布名次之日，皇帝至殿宣布，由阁门承接，传于阶下，众卫士齐声传名高呼。此制为明清所沿袭，为状元等考中者的极大荣光。状元进士们面对种种恩宠的欣喜心情，大约多与唐代诗人孟郊在《登科》诗中所述相仿：“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

由此看来，状元的荣耀是不消说的了。但荣耀归荣耀，要想考中状元，首先得有“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苦讀和“十年寒窗无人问”的等待。其实，十年只是约数，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一个状元岂是十年掐得来的？《三字经》中有“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的句子，其中提到的梁灏，从五代后晋天福三年（938）初试，到北宋雍熙二年（985）中状元，足足考了47年。此言虽是讹传，却也道尽了状元的不易。在科举历史上，还有不少百岁考生，如清康熙乾隆年间的黄章等人，也并没有以期颐高龄感动上苍，让魁星点他们为状元。

平心而论，状元是富有才学的，他也应该是考生中最有才学的人之一，但事实上要摘取状元桂冠却不一定全靠真才实学，机遇等因素在这里也颇能起到相应的作用。例如，据《清朝野史大观》等书载，乾隆有次阅卷时，第一、第二名皆江浙人，第三名为陕西人，他感到江浙人历年考中状元者甚多，而陕西人在本朝却无人中过状元，于是他御笔一挥，排名第三的王杰成了状元，文章做得最好的赵翼便只能屈居其后了。

状元与婚姻

说起状元文化，不能不说说状元与婚姻。在中国传统的戏曲和小说里，常有考生得中状元后受皇上或皇后垂青招为驸马的描写。全国上千种戏曲无不撰写和排演有“状元”的折子戏，大体有两种剧情：一是某贫寒世人子弟，与富豪员外或大官之女恋爱忠贞，却因富豪员外或大官嫌贫爱富，百般阻挠，穷小子与阔小姐虽身在咫尺却不得相见备受相思之苦。为改变命运，穷小子在阔小姐的暗中帮助之下，发奋苦读，若干年后终于皇天有眼，中了状元。富豪员外或大官悔不当初。作为补偿，不但亲自将自家闺女送其为妻，还金山银山地陪嫁妆，陪笑脸，甚至将全部家产奉送给乘龙快婿。剧情皆给人圆满幸福的结局。二是某纨绔子弟浪荡不羁，吃喝嫖赌，不务正业，弄得倾家荡产，浪迹天涯，备受世人歧视与冷落，受苦受难之后方才悔悟，或得昔日亲朋好友接济，或藉大官富豪暗中帮助，终于浪子回头，发奋苦读，最后黄榜及第，做了驸马爷，荣华富贵，衣锦还乡，感谢恩人，报复仇家。这些剧目都是以“状元”故事折射做人处世的道理，深受人们的喜爱。最典型的当数黄梅戏《谁料黄榜中状元》，唱遍大江南北。大概在常人眼里，状元是顶尖人物，就应该有顶尖的婚姻，状元与公主的相配，方称得上珠联璧合。

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状元与公主成婚的事例虽然有，却极为罕见。据学者考证，由唐至清，有确切记载的状元驸马，仅唐代郑颢一人而已。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因为大凡考中状元者一般要经十年寒窗或几十年苦读方能成功，至及第时大都是“大龄青年”甚至早成为中老年人了，而旧时女子婚嫁年龄又多在16至20岁，如花似玉的“金枝玉叶”怎会嫁给中老年人呢。

状元文化的弊端

在民间，人们常将婚姻与科举联系起来，称结婚为“小登科”，状元及第为“大登科”。著名的《四喜诗》也把缔结良缘和科场得意同列于人的情感巅峰体验（简称人生四大幸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中国人喜欢“喜”，更喜欢“双喜”，这作为一种美好的愿望，应该说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从社会学方面讲，“状元文化”实质上反映的就是封建社会的人生价值观——“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样的伦理价值观。因为在封建时代，非官非贵之家的下层人士，要想飞黄腾达、光宗耀祖，唯有科举取仕一条道路。难怪一些人终生参加科举考试，年逾花甲甚至百八十岁，还在为科举考试折腾不已。功名利禄之心，驱使人们“十年寒窗”甚至“头悬梁，锥刺骨”，千军万马拥上科举取仕的“独木桥”，虽使一些人美梦成真，但也害苦了更多的读书人。状元文化和科举制度的实质就是崇尚“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给文人学士设好一个“学而优则仕”的愿景，做“人上人”，闻名四方，威风八面。于是乎，数千年来，中国文人学士们的时间、精力和智慧，大多便空耗在那些四书五经等古书堆里了。

更糟糕的是，数千年来科举取仕侧重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等纯人文的为政之道，考核的是文人学士们的“温文尔雅”之德，即使后来增加的武举考试也只不过考些骑马、射箭、刀剑之术，对于理工科学、辩证逻辑思维知识却是全部排除在外的。如此的考试内容和用人导向，使科技知识及进步思想数千年来被束之高阁，研究科技理工科的人士被打入冷宫，即使明末清初江南初步萌芽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意识也倍受打压中途夭折，致使中国空有“四大发明”却在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下受尽屈辱，更错失西方早期工业文明和商品经济繁荣昌盛的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机遇期。难怪到近代中国有志有识之士崇尚“西学”、叫停“八股取仕”和“科举制度”而备受民众的拥护。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科举取仕制度”终于先于清朝的灭亡而寿终正寝了。清朝后期中国各地的新式教育便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地理、法律、哲学等等新学科，中国人的文风、学风、世风和思想也为之一新。

（责任编辑：武学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