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爱琴

邓中夏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位卓越领导人和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从1927年8月至1928年2月，他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在半年时间内，他迅速恢复各地党组织，在农村发动土地革命，在城市领导工人运动，并组建了城市工人的武装——“打狗队”，救援了一大批从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撤退回上海的革命者，为党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使江苏党的工作局面有了很大的改变。

迅速恢复和整顿各地党组织，全省大部分县的组织得到恢复

1927年8月，邓中夏接替牺牲不久的陈延年，到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8月中旬，他到达上海后，立即着手组建新的江苏省委，贯彻“八七”会议精神。首要的任务就是恢复和整顿被严重破坏的各级党组织。

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实行“清党”和“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国民党政权建立后，用法律、行政、特务、军事等手段残酷地镇压革命活动，集中一切反革命势力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攻。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相继通过了《制止共党阴谋案》和《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并写进了《中华民国刑法》。中国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加入共产党成为最大的“犯罪”。在这种情况下，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倒在血泊中。从“四一二”到年底的8个月中，江苏全省（含上海）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达1836人。其中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代理省委书记赵世炎、省委常委郭伯和等党的著名活动家都英勇牺牲。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的队伍中的一些人在政治上、思想上陷入混乱状态，党内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消极情绪。一些不坚定分子动摇悲观，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和共青团；有一些同志逃离家乡到外地隐藏起来；有的人甚至公开向敌人忏悔，攻击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出卖党的组织和同志，成了可耻的叛徒。据1927年11月的统计，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江苏各地的党组织几乎处于瓦解与瘫痪状态。

邓中夏到任后，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新的江苏省委。常委由王若飞、郑复他、项英、刘伯坚、李富春、陈乔年等11人組成，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农运部、农民运动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军事部、破坏反革命军队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国民运动委员会等部门。陈乔年为组织部长，李富春为宣传部长，王若飞为农运部长。新的省委班子立即着手恢复党组织的工作。

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管辖江苏全省、安徽大部和上海市的党组织。1927年9月底，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往上海后，上海又成为党中央的所在地。邓中夏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一方面恢复上海党的基层组织，另一方面，还派一些同志到江苏各县活动，把各地失去联系的党员组织起来，对遭到破坏的党组织进行整顿。考虑到派出去的同志多是外地人，对江苏、安徽一带的方言听不太懂，容易被敌人怀疑而遭逮捕，邓中夏就从城市中调一些本乡本土的同志下乡，来加强对当地已恢复起来的党组织的领导。同时，邓中夏还调派了一批从武汉撤退到上海的军官学校的学生、农民讲习所的学生、本地工人等充实到县委一级的领导。经过两三个月的紧张布置，到1927年11月，江苏已有县成立了8个县委，有11个县成立了独立支部，还有7个县找到了当地的党员和积极分子，9个县派驻了党的特派员。

到1927年底，全省大部分县都重新建立了县委或独立支部，有些原来没有共产党组织的县，这时也有了党的组织。党员从1927年8月前的1500余人，发展到12月的3128人，翻了一番还多。到1928年夏，在江苏60个有农村党组织的县中，有55个成立了县委，占90%以上。在积极恢复县级党组织的同时，江苏省委又把江苏全省划分为六个地区，每个地区建立一个特委会，各县的县委书记参加特委会，这样严密的组织构架，使党组织很快发展壮大，党的活动很快在江苏大地上蓬勃开展起来。

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农民暴动土地革命遍布全省

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邓中夏非常重视八七会议的作用，他认为：“我们党的生死存亡，以此会为转机。”以邓中夏为首的新的江苏省委，按照八七会议的精神，把党的主要工作转移到开展土地革命方面。他们克服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省委偏重于上海工运，对外县的工作和农民运动很少注意的不足，于1927年9月发出《江苏农民运动计划》。《计划》指出：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江苏虽是全国产业最发达、无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但农民革命仍占极重要的位置。随着各地党组织的恢复，邓中夏把发动农民举行暴动、开展土地革命提上了日程。他提出：目前江苏农运的主要工作是抗租、抗税、抗捐和利用冬防土匪蜂起造成各地暴动的形势。他还提出“暴动的区域在敌人统治中心附近地区是较少成功把握的，应选择在敌人统治力量较弱的地区进行”。江苏省委的这一正确认识，虽遭到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错误指责，给予否定，但在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左”倾思想逐渐滋长的情况下，邓中夏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注重农民起义的客观可能性，反对盲目暴动，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1927年10月，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召开宜兴、无锡等地县委书记会议，部署秋收暴动。邓中夏在会上作了传达八七会议精神的报告，他号召到会同志充分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武装起来举行暴动，没收地主土地，建立革命政权，“武装反抗国民党”。这个报告振奋人心，扫除了党内普遍存在的悲观和失望情绪，鼓舞和调动了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性。

会议结束后，各地党组织受会议精神的鼓舞，纷纷策划暴动。邓中夏和江苏省委的其他同志认真分析了宜兴的情况，认为宜兴位于江苏的南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这里地少人稠，农民遭受地主残酷剥削、工人深受资本家压迫，这里的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可以行动。省委特派军委委员段炎华、团省委特派干部匡亚明前来宜兴领导秋收暴动。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成立了以段炎华为书记，匡亚明为副书记，万益为总指挥，史砚芬、宗益寿为副总指挥的宜兴县农民秋收暴动委员会，培训农民军500余人，可随时召集的农民达3000余人。11月1日，宜兴贫苦农民1000多人和部分陶业工人，在党的领导下，首先打响了江苏省秋收暴动的第一枪。队伍曾一度占领宜兴县城，成立宜兴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并组成工农法庭，惩办恶贯满盈的土豪劣绅。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第二天，部队主动撤退。随后，中共江苏省委又发动了苏南的无锡、江阴、崇明等地的农民暴动，史称苏南起义。在苏北，也举行了海门、如皋等地的农民暴动。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却大大提高了农民的觉悟，锻炼了干部和党员，积累了斗争的经验，扩大了党在江苏农村中的影响。

邓中夏还强调农民暴动的目的应该就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在土地革命中，由于缺乏经验，有些地方在组织暴动时，曾出现“一暴二移”的做法：即暴动时只领导群众打土豪、分财产，分完财产后，就把积极分子带走，转移到别处，群众接着就散伙，缺乏坚持原地斗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基于此，1927年10月，邓中夏在省委布置江苏农民运动的会上，批评了“一暴二移”的错误做法。他说：“这样搞法不好，不能持久，把地主财产一分就散了伙，像流寇。把农民又带到别的地方去是不行的。”邓中夏还指出，“搞农民暴动、武装斗争，要坚持原地斗争，不要脱离群众”。他认为“最好几个地方联合起来暴动，不要这边起来那边又息下去了，这样才能壮大暴动声势，有利于坚持长期斗争”。在邓中夏和王若飞等人的纠正下，1928年江苏许多地方的农民暴动就改变了原先的做法。如1928年5月1日举行的如皋农民大暴动，不仅带领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袭击地主武装“保卫团”和警察所，收缴敌人枪支，而且成立了如皋苏维埃政府和小股的武装游击队，并依靠群众坚持原地斗争，这些小股的武装游击队后来终于逐步发展成红十四军。

重新恢复工人运动，组织发动“同盟罢工”

邓中夏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从最早领导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到组织领导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大革命失败前共领导了五次有全国影响的工人罢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规模很大，配合北伐战争发动过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总工会的会员将近100万人。在“四一二”政变后，上海总工会等工会组织被查封、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被解除，一大批工人领袖和工会干部惨遭捕杀。据统计，在白色恐怖下，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会员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280余万人减至几万人。

革命工会被取消后，国民政府为了统治工人，又指定国民党的一些党棍、特务、流氓和青红帮头子组织“白色工会”，即所谓“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简称“工统会”）。“工统会”为了直接控制工人，向各工厂企业派出了所谓的“指导员”，强迫工人加入，勒索会费，禁止工人罢工，并实行连保连坐。在国民党政权和“工统会”的支持下，资本家纷纷向工人群众发动进攻，减少工人工资，延长工作时间，随意开除工人，以廉价的童工、女工代替男工，几乎取消了工人在大革命高潮时期所争取到的一切权利。即使有些行业中还保留一些秘密的“赤色工会”组织，有些工会中也留下少数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但势单力薄，难于开展活动。

在这样严竣的形势下，城市的工人运动如何开展，是摆在邓中夏面前的一个难题。当时党内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是发动工人退出“工统会”，驱逐“工统会”所派的“指导员”，以恐怖手段反击“工统会”的委员及一切反动派，恢复“四一二”前的工会组织，甚至主张发动全体工人重新夺回总工会的会址。另一种主张，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敌人，不公开地与“工统会”对抗，让我们的同志打进“工统会”，在“工统会”内部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邓中夏根据当时上海的实际情况，觉得第一种主张看似很革命，但得不到广大工人群众的拥护，还要遭到残酷镇压，保留下来的一些革命力量还会再受损失。因此，他决定改变策略，支持后一种主张，以外表“灰色”的党员打进“工统会”，争取工人群众，维护工人利益，逐步夺取工会组织的领导权。这一策略取得很大成功，因为“工统会”中没有人才，“故只要一选举，选来选去，便总是我们的党员、积极分子当选”。这样一来，党员和积极分子就在工会站稳了脚跟，避免了不必要的牺牲，而且逐步把工人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党领导工人群众开展罢工斗争准备了条件。

1927年至1928年，上海工人的罢工此起彼伏，没有停歇。尤其是1927年11月，在邓中夏的亲自领导下，爆发了杨树浦工人“同盟罢工”。当时上海纱厂的中外资本家，为了夺回大革命时期工人群众争取来的利益，摆脱世界纱业危机带来的困境，便联合起来向工人发动进攻。他们不顾工人死活，任意减少工人工资，大批开除工人。11月1日，永安纺织公司的工贼又殴打工人，并捕去12名工人，工人奋起罢工反抗。这引起了邓中夏的注意。他随即发动各纱厂工人举行“同盟罢工”，共组织了厚生、纬通、申新五厂和东华纱厂一、二厂6万余工人参加了罢工。这次罢工从11月上旬起，一直坚持到11月24日，是“四一二”后第一次大規模的罢工。虽然罢工未能取得胜利，但它却显示了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教育和鼓舞了工人群众。12月，邓中夏又领导了上海电车工人大罢工，有数千电车工人参加，使公共租界的电车交通陷于停顿。据统计，1928年，上海参加罢工的总人数达到214000余人，比1927年的230000人只少16000人，比1926年的200000人超出了14000余人。而当时全国在党领导下的罢工总人数才340000人，江苏占了62.9%。在反动派十分猖獗的上海，能把工人运动恢复到这种程度，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与邓中夏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建立城市工人秘密武装，惩治叛徒，镇压逃亡地主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组织到处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大批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被残杀。因此，邓中夏深深感到党组织没有一支革命武装来保卫自己是不行的。为了保卫党的组织，打掉特务、叛徒、工贼的嚣张气焰，1927年10月，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后不久，邓中夏就利用当时上海的条件，建立了一支城市工人的秘密武装——武工队（即“打狗队”）。据当时武工队队长黄逸峰回忆，“10月，中夏搞了一个武工队，以三次起义中存下的20多支枪为武器，组织了队伍，我带队”。当时的武工队队员都是工人纠察队小队长以上的干部，他们多是五卅时期的党员，共50多人，组织性、纪律性好，武器有长短枪、盒子枪。许多队员又是“老上海，门槛精，勇敢机智，枪法好”。这支队伍直属省委农委指挥，“当时没有名称，以后群众叫出来的名字叫‘打狗队”。

武工队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惩治叛徒和特务。据黄逸峰回忆，当时武工队除掉几个最坏的坏蛋（侦缉队员）后，不仅使工人们喘了口气，使人们看到共产党还存在，而且对恢复组织的工作也起了积极作用。二是打击坚决与共产党为敌的逃亡地主。当时各地都在打土豪、分田地，一些地主便逃亡到上海，到处诬蔑共产党残暴，非常嚣张。为了配合农村暴动，武工队便将目标移到对付这批流亡地主，杀了一批。为了避免杀错人，每次武工队执行命令前，都要经区委审查，并报请省委批准。动手执行的队员不仅要看清镇压对象的照片，还要亲自去见过这个人，方才执行。此外，武工队还提前准备好布告，宣布他的罪状和死刑。布告的名义视镇压对象的不同，有的以工会的名义，有的以农民协会的名义，以此迷惑敌人。在镇压逃亡地主时，武工队还同时派人去他家没收财产，“没收来的钱，作为党的活动经费，还给过中央作经费”。

邓中夏组织的武工队，对打击敌人、保卫党的组织和配合工农运动的开展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很快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1928年中央建立特科，“打狗队”转归“特科”领导，成为“特科”开展对敌斗争和打击叛徒的重要工具。邓中夏对中央特科的创建作出了很大贡献。

接待起义失败人员保存革命力量，组织骨干赴苏留学

邓中夏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期间，正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相继失败。根据中央的指示，很多起义失败的人员陆续来到上海，他为接待两次起义失败后的来沪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江苏省委于1927年12月建立江苏省济难会。据黄逸峰回忆：“广暴失败后，中夏同志的一个大任务，就是与济难会的人一起，接待安排从那里撤退到上海的人员。从香港来的人穿着还好，从汕头撤来的人就很狼狈，都睡的通舱，化装为各种各样的身份。省委在北四川路、河南北路租了房子来安排住处。”省委的人员还想办法搞钱给他们洗澡、理发、看病，有的则找掩护机关住下，注意其安全。在邓中夏与江苏省委的精心安排下，这批革命同志得到了保护，后来陆续被分配工作，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1928年1月21日至22日，广州起义的领导人黄平和罗登贤代表广东省委，来到上海，就广州起义的情况向中央汇报。周恩来作了记录，鉴于李立三主持的广东省委不接受中央关于广州起义的决议，中央决定派邓中夏去广东任省委书记，执行中央的决议，妥为处理善后，并将李立三从广东召回上海。邓中夏到港后，于2月9日召开广东省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了中央的决定及对省委意见的答复，肯定了广州起义的伟大意义。

在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期间，邓中夏还注意保存革命火种。他将那些在上海工人运动中经受过斗争的考验，但由于出头露面太多，已经无法在上海继续活动的党员干部和工人骨干，通过党中央送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去学习深造，他们学习回国后，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党和工会运动中的重要骨干。

（责任编辑：武学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