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昕

几周来，吴英案引发广泛关注，其意义不仅在于个案，更涉及司法公正、死刑政策、民间金融等种种问题。

此案信息披露较为充分，综合各种信息，我认为，吴英案具有“七无一有”的特点：吴英无诈骗故意，所借资金大部用于公司经营；无非法占有目的；无肆意挥霍；无虚假宣传；无诈骗行为；无针对公众集资；无直接的公众受害人；有检举立功行为。吴英在经营中有行贿、伪造企事业单位印章的行为，但从犯罪主客观要件来看，吴英的行为不构成集资诈骗罪。简单地说，吴英只是向11人借高利贷，且若其资产未被贱卖，还款应该没有问题。

在2月6日吴英案的研讨会上，所有学者、律师和企业家都认为，吴英不构成集资诈骗罪，不应判处死刑，两位学者认为吴英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法院看来，吴英的11位债权人非法集资，就等于吴英非法集资。此种逻辑令人疑惑。罪与非罪，案件事实认定或可争议，但绝对罪不至死。

从深层原因来看，吴英借款实因民间企业融资困难，被逼高息举债。非法集资之根源在于国有金融垄断。实践中，有人借不到钱，有人无适当的投资渠道，供求关系决定民间金融的客观存在，应尽快实现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并进行有效监管。民间金融历史悠久，战国时期就出现了高利贷服务。千百年来，民间金融为社会提供了金融服务，许多商人的起家受益于民间借贷，民间借贷也成就了浙商。民间金融逐渐合法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在民间金融即将合法化的前夜，吴英不能被冤死。

从废除财产犯罪死刑的趋势来看，判处吴英死刑是不公正的。生命的价值高于金钱，欠债偿命不合天理。财产犯罪不适用死刑，已成世界普遍的共识。长远而言，中国应废除死刑，但要循序渐进，充分考虑国情和民众的接受度。财产犯罪应首先废除死刑，贪腐领域可暂且保留。当下，应进一步减少死刑罪名，集资诈骗罪应尽快取消死刑，并坚决贯彻少杀慎杀的司法政策，可杀可不杀者一律不杀，严格限制死刑适用。吴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远未达到极其严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步。

网络调查95%以上的人认为吴英罪不至死，社会各阶层广泛呼吁、关注吴英，是对基本的、底线的正义情感的维护。关注吴英，就是关注法律的尊严，关注公平和正义，避免中国司法倒退至三十年前，回到流氓罪、投机倒把罪可判死刑的时代。近年来，许多重大案件在舆论的影响下导向了公正的判决，如孙志刚案、许霆案等，但也有案件受舆论的不当影响。而从实证角度来看，民意对司法的影响基本是正面的，有助于实现公正。因此，既需警惕民意暴力，更需透过民意制衡滥权。问题的根源在于司法公正、公信、独立和权威不足，而不应恐惧和批评民意。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曾提出，对待判不判死刑问题要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以“感觉”为依据，似为不妥；但将民意作为考量因素之一，实属应该。在法治社会，司法当独立于民意，但在诸如吴英被判死刑之类的紧迫情形中，法院回应民意，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

最后，我再次呼吁，最高人民法院刀下留人，也希望各界人士广泛呼吁。▲（作者是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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