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玉娇， 奚皓晖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在现代欧美，随着科学主义大旗的高扬，源于理性主义的人本哲学作为万有之学的地位不断遭受质疑，我们所熟识的“哲学”几乎动摇了对生命的本源追问和整体沉思，而成为逻辑学、语言分析学等等科学主义学派的反驳对象。与此同时，科学主义在追随理性合法性的同时却丧失了其诞生之初作为命运之思的合理性，诗学逐渐承担起了挽救危机的使命，以其感性化的审美理想关注着与人类生命必然相关的本真特征，即直接对人类生死问题进行哲思追溯。在中国，冯至(1905－1993)是其中的先驱之一;在西方，艾略特(1886－1965)是其中的先驱之一。二人的诗学思想以其存在主义的意蕴架通了通往现代主义诗潮的桥梁，表达了对生命存在的哲学之思。本文通过细读艾略特和冯至的作品，主要分析了这两位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的诗人的存在主义思想所表现出的可通约性的一面，并在结束语中指出了他们思想的不可通约性的方面，试图说明不同文化中所产生的相似的思想的同时，也有其不可通约性的一面。

一、完成使命和正当死生

探讨生死问题是冯至和艾略特诗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在他们的大多数作品中，这两位作家以同样的心情牵引着对“死生”问题的严肃思考。冯至在其《十四行诗集》第十首中提出了“正当死生”命题观点，此观点体现的是:每一个生命个体都必须自觉地去承担并完成自己的死生义务。此命题是受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而提出的。冯至于1930年10月赴德留学，在他留德期间，正值德国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由诞生而达到辉煌的顶峰之际。冯至直接受益于存在主义思想家海德格尔、雅斯贝斯、克尔凯郭尔，以及唯意志主义哲学家尼采，还有现代派诗人里尔克的影响。正如后来冯至回忆说:“在留学期间，喜读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作品，欣赏荷兰画家梵诃的绘画，听雅斯培斯教授讲课，受到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1］卷5，288艾略特的“死生”观与他素来的哲学修养有关。艾略特在哈佛大学念书时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都是探讨意识和生命认知的哲学问题，曾师从许多世界哲学名师，研读过从柏拉图以降到他同时代的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等等的作品。这些对冯至和艾略特思想的影响体现在他们的创作中，二者的观点颇为相似。譬如:艾略特的《海伦姑妈》中的海伦姑妈去世时，与她为伴的八条狗死了，与她为伴的“那鹦鹉不久也死了”。［2］29海伦姑妈的死如同冯至的《一颗老树》中的放牛人的死亡，恰切地体现了“正当死生”观，因为他们已经承担了自己选择承担的那一部分责任，完成了存在的使命。放牛人一生与牛为伴，最后，牛死了，他也随牛而去。冯至和艾略特根据先行的死亡来安排和筹划作品人物中的人生，用现存在的个体生命的努力完成自己的使命，以便领受生命这最完美的“死亡”时刻:“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未来的死亡，象一段歌曲/歌声从音乐的身上脱落/归终剩下了音乐的身躯/化作一脉青山默默”;［1］卷1，221“我们一路而来，是为了/诞生还是死亡?……/我见过诞生和死亡……/我情愿再死一次”。［2］103

诗中的“诞生”是指耶稣的诞生，三贤哲不顾路程上的千辛万苦，步行来到伯利恒庆贺圣人的诞辰，他们终究到达了目的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既是死去，也无怨无悔。此外，艾略特的戏剧《鸡尾酒会》也有同样的描述，剧中的主人公西莉亚经历了各种苦难后，体验了人类的罪恶以及人类内心的空虚，接着以向上帝赎罪、忏悔来完成自己的使命，然后，幸福地死在沙漠上:“a happy death in the desert.”［2］351冯至笔下的伍子胥是一位不停地思考人生价值的哲人。伍子胥是一个在人生历程中逐渐成长的青年，但他心中仅有一个使命:通过对日本鬼子复仇来实现他承担一个“伟大的死”，或“死在人人的心中”的使命。冯至这个思想还表现在《阿果尼》中转述茨威格的遗书时的愿望之中:“以明朗的心情与世长辞”，“在适宜的时刻以正直的态度结束一个生命。”［1］卷2，61冯至和艾略特对“死亡”的思考有着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先行到死”的思想印记。海德格尔的“先行到死”最本质的一点是“向死而生，为死而在”，即“使自身自由地去为此不可超越的境界而先行，先行到死中去”。［3］6这种观点是指在现存中先行根据未来的死亡来安排和筹营自己的人生。它以为，人是带着对死亡的理解来投入目前的存在的，因而死亡作为人生的未来事件提前进入现有存在的选择和责任之中:蛇只有脱去旧皮才能生长，万物只有在死和生的交替中才能理解存在的意义在于主动地、自由地创造着自身，并在创造自身的同时维系着他物，因为这样的存在才具有可能性和超越性，才能“向死而生，为死而在”。［1］卷1，56同样，《荒原》序言中的西比尔在吊篮中祈求“死亡”的典故也说明了这一点:想到用死亡的人的现存在的意识所起的能动作用，来阐释死亡与存在关系，即祈求“再生”。这是对存在主义“死亡”观的美学阐释:死生归一。冯至和艾略特把死亡纳入生命之中，视死亡为生命的最辉煌的结束，因为人努力求生的过程也就是人自觉地“支配死亡”的过程。这种“支配死亡”观把死亡看作生命的辉煌完成的思想，强调的是人的生命的自觉、存在的自觉、死亡的自觉，它们是辨证统一的关系。“支配死亡”观作为一种存在的自觉，必然要求每个人通过努力完成自己的使命，使“死亡”正当化。此外，冯至和艾略特对待“死亡”的态度又有着里尔克存在观的思想:“死亡是作为把人引导到生命的最高峰，并使生命第一次具有充分意义的东西出现的……死亡是具有不可替代的个体性的人作为不可剥夺的真正自己的成就来完成的……人各生其生，各死其死。”［4］

二、孤独意识和存在自觉

冯至和艾略特诗学中的死亡意识来自一种既定的情绪体验，即孤独意识。其孤独意识与其死亡观相辅相成。孤独的心态弥漫他们诗歌的字里行间，抹上了浓厚的感伤和颓废色彩。这显然与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的本源是孤独的”观点一致。如冯至的《北游》全诗分13章，每章末尾的四个字都是“阴沉，阴沉……”全诗的色调是孤寂、忧郁:阴沉的自然景色，阴沉的城市，阴沉的街道，阴沉的装束、脸色、声音。“西方的那座水城，/它是个人世的象征。/千百个寂寞的集体，/一个寂寞是一座孤岛。”［1］卷1，40艾略特的《小老头》描述着一个精神孤独和肉体干枯、四肢瘫痪的小老头在低诉着自己孤单寂寞、悲观绝望的一生:没有幽灵、昏睡的角落、干枯的头脑。艾略特的世界是:永远孤独的世界、感性枯竭了的世界、幻想破灭了的世界、精神虚脱了的世界、生与死孤零零的世界。［2］191－196

冯至和艾略特在诗行中还写出了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的孤寂:“人人裹在黑色的外套里”，［1］卷1，74“各自把个人的世界耕耘”。［1］卷1，44“人人的眼睛都盯住在自己的脚前”，“各人在自己的监狱里，只需一把钥匙。”［2］74他们的诗行写出了人们各自独立成为生存者，在孤独的情绪体验中寻找真实的存在，在死亡中祈祷，追求自为存在的形式:“这是死亡的地带，/一个死人的手的哀求，/独自在这时醒来，/形成了对破碎石头的祈祷。”［2］81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荒原》，艾略特引用了英国哲学家布莱德利的《现象和实体》(Appearance and Reality)中的观点，对《荒原》作了一段较详细的注解，用以说明人的孤独处境:“我的外界感官，和我的思想于我的感情一样，完全属于我个人。在两种情况下，我的经验只在我自己的圈子里，这个圈子与外界隔绝，而且圈子里所有的成分都是一样的，每一个领域都与它围绕的领域互不渗透……简言之，作为灵魂里的某一个存在，整个世界，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独特的和个人的。”［2］79冯至的思想与艾略特的思想不约而同。冯至认为作为生命个体的人是孤独的，因为“人人都要自己料理自己的事，旁人是很难给以多少帮助的”，甚至“不能容有一些儿代替”。不仅如此，他还进而认为孤独是个体真实存在的本质:“谁若是要真实地生活，就必须脱离开现成的习俗”，［1］卷5，289以自我创造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存者。冯至和艾略特的存在观是以孤独的个体生命、个体存在为本位，阐释了海德格尔对孤独和死亡的看法:“孤独的自我在绝对的孤独中寻找自己。孤独的自我觉察到自身的自由和责任，死亡使人回顾人生的价值和意义。”［3］46海德格尔进一步解释说:人在世的活动不是一种思辨的活动，而是一种具有直接意义——情绪体验形式的与物和人的交往活动，其中“烦忧”、“孤独”、“死亡”等情绪体验是最能显露存在本身意义的状态。［3］47人有孤独情绪，是因为他在享受绝对自由的同时也能觉察到存在的责任。即绝对的自由是建立在存在的自觉和个体生命负担的责任之上的，也只有这样的存在才会有意义。如:《荒原》中的主体“我”在“沉沦”、“烦忧”、“孤寂”、“恐慌”、“死亡”等情绪体验中不断地解构自己，转化角色。当诗接近尾声时，主体“我”发出了内心的感慨，感到存在的责任性:“我坐在岸上/垂钓，背后是那片干旱的平原/我应否至少整治我的田地?”［2］74冯至的诗句像是延续了艾略特的诗行:“人之可贵……在于怎样担当自己的痛苦”，“各自把个人的世界耕耘”。［1］卷1，38这些诗行体现了孤独的个体应当担当各自的责任，来表现一种“存在自觉”的方式，同时体现个体自觉存在的意义。那么人怎样才能在个体的生命孤独的自由境域中使自己的存在自觉呢?艾略特在《荒原》中借用了佛陀的告诫:“舍己为人(Datta)、同情(Dayadhvam)、克制(Damyata)。”［2］74冯至在 1936 年的一篇文章中曾经写道:“我们需要的是经验:这样的经验，全是佛家弟子，化身万物，尝遍众生的苦恼一般。”［1］卷2，121这恰是对艾略特的诗行的认同和呼应。

三、死生与永恒轮回

冯至和艾略特的存在主义思想还有更深的内涵。孤独的情绪体验还暗含着一个永恒轮回的意识:“我是耶稣复活节，我是生命。/我是固定的事务，也是流动的事务。/我是丈夫，我也是妻子。/我是祭品，我也是祭刀。/我是火，我也是黄油。”［5］“你是鼠曲草，你是长庚，是启明，你一生是他们的祭享，你的热情到处燃起火。”［1］卷1，37这些诗行体现了尼采的“永恒轮回”的思想:个体的存在是一种无止境的创造和循环，从物种到人种，宇宙万物，概莫能外。个体生命的循环往复就其川流不息的延续而言是生成性的，就其亘古如斯的终极而言是存在性的。永恒轮回使生成变成了存在，是生存与存在的综合、交汇和延续。在尼采看来，这就是世界的本源，因为这种轮回不仅是个体生命超越性的循环往复，亦是生命本身的循环往复，而不是在生命彼岸的循环往复，它是死亡变成生命的过程。生命的形式可以渺小如有些小昆虫，匆匆一次交配，便结束它们的一生。它们活着是存在的“事务”，交配也是它们存在的“事务”，死亡同样是它们存在的“事务”。人类、动物、植物、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伟大的和渺小的，都处于永恒轮回之中。因此，冯至认为:小昆虫经过了一次交婿，便结束它们美妙的一生;你过一个渺小的生活，不辜负高贵和洁白，默默地成就你的死生，一切的形容化成了你的静默，这是你伟大的骄傲，为了人生;一次别离，一次降生，一年里有几回春，几回冬，我们只感受时序的轮替，感受不到人间规定的年龄。［1］卷1，51－53在这一点上，艾略特诗歌展现的是西方文化哲思中固有的直白。他相信生命的开始之日便是生命走向结束之时，从尘火到灰烬，从灰烬到泥土，房屋倒塌、重建，定时的男女交合，畜生交媾后的死亡，然而，太阳照样升起，东方又露出了曙光，开始了又一天，同时也意味着结束瞬间的开始。［2］177－179

永恒轮回综合了生成与存在，在对死亡的理解和成就中展现生的意义，尽管这可能体现着存在主义的虚无主义思想。但是，一切都会再次出现，无论是伟大的还是渺小的，高尚的还是卑鄙的，每个人都想要再一次并且无数次地显现。正如尼采所说:“如此地生活，以致你不得不希望，再次获得生命。”［6］383简言之，我们的生命可以在未来重复无数次，但死亡是一个瞬间，我们在不断地体验这个瞬间，体验的过程是一个生成的过程，死亡的瞬间就是存在:“人在死亡时，他的思想每时每刻都在死亡的时间里，前进吧!”［2］186雅斯贝尔斯对永恒轮回思想有精辟的论断:“永恒轮回的思想反映了对生命的至高肯定的态度，如果这一思想并未泯灭，对尼采来说，它具有解放人、救赎人的特点。”［6］210永恒轮回是克服虚无主义的最终保证，因为死亡是瞬间的辉煌，它能战胜普遍的平庸，生命的意义在质不在量:“主啊!按照您的吩咐，/现在让您的仆人安静地离开去吧!/因为我已经看到了您的拯救。”［2］105“因为我们不断努力尝试，/如果我们暂时回归黄泉可以滋养，/在那沃土中的生命，/我们对结束便感到心满意足。”［2］191“谁的身内都有死，谁的身内也有生。”［1］卷1，101“在适宜的时刻以正直的态度结束一个生命”，［1］卷2，181这一点与“正当死生观”相辅相成。冯至和艾略特的诗学思想能诠释尼采的“永恒轮回”思想并非偶然，他们对尼采均有很深的研究并受其影响:1916年，艾略特在“伍尔夫的尼采哲学研究”论文中，视尼采为文学批评家，是“有丰沛的生命冲动”的美学家。［7］冯至在“尼采对于将来的推测”一文中，称尼采是“近代少有的文化批评者”。［1］卷2，230

四、结 语

尽管冯至和艾略特的存在主义思想体现了诸多相似之处，但他们的思想也有一些不可通约的方面。艾略特赋予宗教情节于“正当死生观”，即临终者完成了使命之后，为一颗具有原罪意识的灵魂做祷告、慰藉和赎罪，使自己死后的灵魂能与上帝在一起，最终产生一个完整的新的自我:“祈求上帝给我们仁慈吧……/为我们罪人祈祷吧!在此刻和死时/为我们祈祷吧，在此刻和死时”;［2］87“如果一切顺当，事事如愿，/我们便会死于那绝对的父爱之中，/父爱不会离开我们，而是处处保护我们。”［2］194西蒙临终前激动地喊道:“主啊!按照您的吩咐，/现在让您的仆人安静地离开去吧!/因为我已经看到了您的拯救。”［2］106显然，艾略特继承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的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思想:“上帝的本质(essence)蕴涵着存在(being)。”［8］407然而，在哈尔滨面对人生的苦闷和生命存在的困惑的冯至在《北游》中回应着尼采“上帝死亡”的口号:“上帝早已失去了他的庄严”，以示他对上帝的权威的怀疑。从文化视角分析，冯至的“死生观”更体现了中国传统“死生观”对英雄人物死后的追思:“生得伟大死得光荣”，强调个体“死后的形象”，要“永久暗自保持自己的光彩”，“从你的独特之死到你的独特之生……/默默地成就你的死亡……/这是你伟大的骄傲”，［1］卷1，36－38“死得伟大……死在人人的心中”。［1］卷1，208从哲学意义上分析，冯至强调生命存在(life-being)的意义。一切存在物，一切生命的正当性在其存在的意义:“我们随着风吹、随着水流，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化成蹊径上行人的生命。”“我们并立在高高的山巅化成为一望无边的远景，化成面前的广漠的平原，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1］卷1，48这些诗行体现了老子的“道”思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它由终极存在而出发，得到了各种各样的特征性的存在。而艾略特强调生命生成(life-forming)的意义。万物皆流，世界乃是生成，没有最终状态，只有永恒轮回罢了:一座座房屋不断竖起来又倒下去，被运走，被毁灭，被复原;人们围绕篝火有节奏地跳舞，生活在有节奏的季节里，定时的四季更换，星斗转移;黑暗将是光明，静止将是舞动，你不知是你所知，你所有是你非所有，你所在是你非所在;我的开始之日便是我的结束之时，我的结束之时便是我的开始之日;过去与未来拆开、拉直、分开、再织拢，时间永无穷尽;上升的路就是下降的路，向前的路就是向后的路;我们所称的开端往往就是终点，而到了终点就是到了开端;我们与死亡的人一同死亡，我们与死亡的人同生。［2］171－197艾略特的这一思想阐释了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观:“火生万物，万物之间的一切相互转化生灭。一切皆流，对立统一。”［8］41此外，冯至在其作品中反复倡导的“认真”、“严肃”、“执着”、“舍生”的人生态度传承了以维护社会安定、群体谐调、群体利益为宗旨的儒家的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体现了一种伦理自觉和死亡的高尚:“在刹那中追求永恒:舍生取义，杀身成仁。”［1］卷2，293“在适宜的时刻以正直的态度结束一个生命”，即追求“死的伟大”。［1］卷1，79艾略特在《荒原》中反复重复佛陀的警示语:“舍己为人、同情、克制。”此外，还在《四个四重奏》中借用了基督教中的话语:放弃、归附、牺牲、死亡、泯灭、重建，这种思想体现了信仰的自觉和死亡的责任:“牺牲(sacrifice)、泯灭(extinction)、重建(recreation)。”

冯至和艾略特的诗学所表现的异同不仅仅只在“存在主义思想”方面，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所体现的话语生存模式、审美理想、生态诗学、心理诗学等等找到其“共象”，又能从这些“共象”中探讨其不可通约性的一面，以便我们了解不同文化的根源性和原初性，避免学术研究的排他性，尊重多元文化自身的差异性，在认识差异性中保持多元文化并存。

［1］冯至.冯至选集［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

［2］T S Eliot.The Complete Poems and Plays［M］.London:Faber and Faber，1969.

［3］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小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4］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卷［M］.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84-195.

［5］T S Eliot.The Waste Land:A Facsimile and Transcript of the O-riginal Drafts Including the Annotation of Ezra Pound［M］.Valerie Eliot，ed.，London:Faber and Faber，1971:11.

［6］雅斯贝尔斯.尼采其人其说［M］.鲁路，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7］T S Eliot.Review of Wolf’s The Philosophy of Nietzsch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nics，1916(26):426-427.

［8］Bertr，Russell.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M］.Indiana: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