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强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近代报刊诗话的生成与演变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近代社会的动荡不安和士人面对社会巨变的心理状态都对它造成了很大影响。由于近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开民智的需要，报刊逐渐走进普通民众，成为大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发达城市，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在对传统诗话的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报刊诗话得以在近代社会产生，并成为该时期一种主要的文学批评样式，并影响到其它文学的生成与传播。

一

近代报刊的发展和刊载诗话的出现，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清末之际，洋务运动失败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变法的呼声骤起，亡国、亡种的焦虑代替了理性的价值评判，富国强兵成为压倒一切的最终目的。如果说，洋务派发展工商业的富强之梦背后是对中国文明的自信心，它促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发展，但这种转变也是出于被迫学习西方科技的需要。黄遵宪《西学》篇曾说了一番很有意味的话，他认为:“余考泰西之学，其源盖出于墨子。其谓人人有自主权利，则墨子之尚同也;其谓爱汝邻如己，则墨子之兼爱也;其谓独尊上帝，保汝灵魂，则墨子之尊天明鬼也。至于机器之精，攻守之能，则墨子备攻备突、削鸢能飞之绪余也;而格致之学，无不引其端于《墨子经》上下篇……其入于泰西源流虽不可考，而泰西之贤智推衍其说至于今日，而地球万国行墨之道者，十居其七。距之辟之于二千余岁之前，逮今而骎骎有东来之意。呜呼!何其奇也!”［1］从中可见，他的话虽然表面针对泰西之学而来，实质却是对中国文化的价值考虑。在对西学“何其奇”的赞赏和感叹中既有对自身文明的本能自信，也有对文明失落中的切身悲哀。但不管怎样，在强大的国外文明压迫下，他仍能从古代资源中找到西方文明的源头，这是一种对文化资源的自信心，而不仅仅是对中国文化的自大心理，支撑着以他为代表的维新派对于变革的理论预设，在复古与变革的转换中，起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可见，复古的思想虽然与当时社会状况发生断裂，其“根”仍在，所以寻根之旅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的当务之急，这也是整个士大夫阶层对于西学的态度。但是这种自信在强大的外力压迫下，已经变得岌岌可危。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儒家一直压制和讽刺的“弱肉强食”成为了金科玉律，其中的文化消长也暗示了理论预设与中国实际状况之间的矛盾斗争。在对富强的急切期盼中，文化精英们很快接受了这种隐含知识霸权的思想。

对于近代诗坛而言，这种对知识资源的重新阐释影响到了诗人的创作。以王闿运为代表的魏六朝派，樊增祥、易顺鼎为代表的中晚唐派，陈衍、陈三立、沈曾植为代表的宋诗派得以迅速壮大，并形成声势浩大的宋诗运动，主要原因在于文化危机来临之时，这些知识精英试图通过复古的名义实现资源的转换，使得传统诗歌的“根”能得以保存下来。近代报刊诗话之所以能在清末民初发展起来，其中的文化象征意味是弥足珍贵的。至少在“五四”运动之前，报刊诗话还是作为近代知识阶层的一种精神支柱而存在的，也正是这种“寻根”及“存根”文人心态促进了近代报刊的发展与诗话的发生。最明显的一点是:在文化优越感自我破灭过程中，报刊诗话起到了很好的缓冲作用。不论对于保守派、改革派或革命派而言，报刊诗话都是其不可或缺的书写和阅读对象。如果纵观报刊的发展和诗话的产生，我们就可发现，报刊诗话的存在乃是特殊时期的必然文学产物，自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内涵。

二

中国近代报刊是受西方文明影响而产生的，它并不是源自中国古代报刊，而是一种舶来品，且国人对它的重视也是一个较为曲折的过程。1815年8月，英国传教士米怜在马六甲创办《查世俗每月统计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1833年8月，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在广州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这对中国报刊事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虽然这两份报刊都是宗教性报刊，但它们的出现却揭开了中国近代报刊事业的新开端。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宗教性报刊也得到了长足发展。据李提摩太《中国各报馆始末》统计，1815－1894年间，除《京报》外，全国先后出版的中文近代报刊共计76种，其中上海有32种，教会主办的报纸占 60%。［2］62与此相反，19 世纪初，当西方传教士雄心勃勃地利用近代报刊在中国传教时，中国的官方和士林阶层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相反却因其“搬弄是非”［3］而轻薄之。因为大多数的社会精英都醉心于科举事业，只有那些落拓文人、疏狂分子才会借报纸抒发抑郁之情。张之洞所云“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主笔为之末路”［4］123－125的观点在当时很有代表性;即使那些报社的主笔也自认为这是“不名誉”的职业，而自我轻薄。著名报人王韬在其日记中曾痛苦地写道:“余初至时，曾无一人剖析义利，以决去留，徒以全家衣食为忧，此足一失，后悔莫追。苟能辨其大贤，虽饿死牖下，亦不往矣。”［5］王韬私下里痛心疾首自己的办报生涯，认为这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可见办报在当时乃不得已之职业。当时，不仅官场上视之为异端分子，普通百姓也对他们侧目，鄙夷其职业，就连他们自己都觉得羞愧难当。不但如此，出于成本考虑，当时这些报人的生活也是非常艰苦的。雷瑨《申报馆之过去状况》曾云:“房屋本甚敝旧，惟西人办公处，尚轩爽干净。吾辈起居办事之室，方不逾旬丈，光线甚暗，而寝处饮食便溺，悉在其中。冬则寒风砭骨，夏则炽热如炉。最难堪者，臭虫生殖之繁，到处蠕蠕而动，大堪惊异。往往终夜被扰，不能睡眠。馆中例不供膳，或就食小肆，或令仆人购餐于市肆，携回房中食之。所谓仆人者，实即馆中司阍而兼充主笔房同人，差遗奔走，并非专司其事之馆役。”［6］笔者以写实的笔法叙述了报馆的艰苦生活，也加剧了正统文人对办报的蔑视;而儒家传统的“立言”事功观对报刊内容的异议，也加强了士大夫的抵抗心情。直到甲午战争后，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善。

出于开民智的需要，少数开明知识分子看到了报刊的巨大能量，并对它的到来表示欢迎，从而刺激了报刊事业的发展，使其影响力日渐增强。正如黄霖先生所言:“中国近代社会全面的危机、深重的灾难制约着一代文学家们的感情世界和审美观念。哀怨与焦灼，忧伤与愤怒，迷茫和亢进交织起来的主旋律即是悲与愤。”［7］正因如此，报刊以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宣泄出知识阶层对悲愤的哀叹，其对知识分子造成的震撼力远远大于其它传统媒介。如《时务报》创刊不久就发行了三千多份，一年后增至一万两千份，最高时候达到一万七千多份，［2］86－88它不但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报纸，也创造了发行量的最高纪录。包天笑在晚年时曾回忆道:“《时务报》在上海出版了，这好像是开了一个大炮，惊醒了许多人的迷梦。”［8］可见维新派在开始之际就把报刊纳入了变法的宣传轨道中，并以一种新的经世致用姿态努力争取话语权，报刊的作用也因此而得到知识阶层的广泛认可和积极宣传。清廷宣布实行新政后，报禁被真正打破，而报刊的数量也激增。1899－1905年间，共新增报纸354种，尤其是预备立宪后更形成了又一次办报高潮，报刊的出版地几乎遍及全国。［2］115民国成立后，更出现了“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4］211的局面;直至二次革命前，全国报刊达五百多种，销售数量达4200万份。可见当时已经形成了全国性的报刊网络，其已经成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报刊的曲折发展过程中，报刊诗话也悄然产生。

三

1873年，《瀛寰琐记》刊载的《蝶梦楼诗话》成为最早的期刊诗话;1890年，《益闻录》刊载的《东洲诗话》成为最早的报纸诗话。此后，像《女学报》、《农学报》、《算学报》、《工商学报》等专业性报刊;《指南报》、《奇闻报》、《游戏报》等消闲性报刊也相继问世。尤其是文艺报刊的出现，使得诗话作品开始少量刊载。此时，大批的文艺性期刊如《新小说》、《娱闲录》、《游戏世界》、《月月小说》、《扬子江小说报》等涌现出来。据范伯群先生统计，自1909－1919年间，上海地区就新创刊了42种文学期刊。［9］为了提高它们的品味，打开销路，这些文学性期刊多有诗话作品刊载。这也进一步刺激了知识阶层对报刊的关注，从而出现了报刊与诗话双赢的局面。

随着报刊事业的发展，报纸副刊的出现又一次为诗话的发展带来了绝佳良机。自从《字林西报》诞生中国第一份报纸副刊——《消闲报》后，报纸副刊逐渐为多数报纸所采纳。这些报纸副刊内容丰富、雅俗共赏，多以消闲娱乐为主。它虽然很少涉及国家重大问题，却受到了各种政治势力、文学团体的普遍重视。值得注意的是，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后，更把报纸副刊当作有力的战斗武器，并通过文学形式来传播政治主张，从而进行革命斗争。20世纪初，革命派创办的报纸副刊中，较著名的有香港《中国日报》的《鼓吹录》、上海《民立报》的《杂录部》、广东《广东日报》的《无所谓》等。这些报纸副刊在开通民智、反对压迫、反抗侵略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堡垒作用，同时也成为文人发挥才智的竞技场所和茶余饭后的文化消闲。这也有力地刺激了诗话的刊载，并出现了像《小奢摩诗话》、《黍离诗话》、《止观室诗话》等几十部诗话作品。从民国到五四，报纸副刊又有所发展。为了扩大市场，增加销售量，许多报纸都增设了副刊性质的栏目，其中著名的有《新闻报》的“快活林”、《太平洋报》的“文艺”、《时报》的“余兴”、《北京日报》的“消闲录”、《民国日报》的“艺文屑”等，即使没有副刊的报纸大部分也都开辟了固定的版面，刊载诗词、小说、戏曲等内容。这些报纸副刊的增加和内容的发展，都为诗话的刊载创造了各种条件。

正因如此，近代报刊诗话的数量也出现了惊人的增长。据笔者统计，自1870－1919年间，近代报刊共刊载出334种诗话作品。具体而言，1870－1911年间，近代报刊出现了像《春风阁诗话》、《筑轩诗话》、《勤补斋诗话》、《天风庐诗话》等38种诗话作品;1912－1916年间，近代报刊产生了像《寸楼诗话》、《玉台诗话》、《绿野亭边一草庐诗话》等129种诗话作品;1916－1919年间，近代报刊登载了像《琴鹤斋诗话》、《翠香室诗话》、《浩然堂诗话》等167种诗话作品。

这些报刊诗话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封建与开明思想的碰撞、保守与开放眼光的交汇、古代与近代文化的融合，也使得它从开始就具有了过渡性的特点。对于近代诗人来说，融汇古今与中外是他们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尽管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这种为诗歌发展寻求新方向的意识，在本质上已经超出了传统诗文革新的内容，具有了新的时代特质，这也为近代报刊诗话融入了新鲜血液，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四

近代诗话出现于报刊，乃是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是文学自身发展变化的结果，也是近代社会思潮的推动使然。

第一，近代报刊诗话的产生是近代报刊与文学相互较力的结果。报刊开始出现之际，其主要阅读群体以文人士大夫为主流群体，尤其是那些既接受科举又不排斥新知识的士人，他们的审美旨趣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报刊的内容。因而它在出现之际虽然以宗教性和政治性为主，但并不是报刊的唯一常态。要想吸引文人的关注，扩大它的影响，就必须找到与之契合的关注点，即报纸本土化。实际上，当时报刊的创始人对此也有着充分认识。正如米怜在《查世俗每月统计传》中所云:“至本报宗旨，首在灌输知识，阐扬宗教，砥砺道德，而国家大事之足以唤醒吾人之迷茫，激发吾人之志气者，亦兼收而并蓄焉。本报虽以阐发基督教义为唯一急务，然其它各端，亦未敢视为缓图而掉以轻心。”［4］432这种“兼收并蓄”的办报思路虽以“灌输知识，阐扬宗教”为主，却俨然披上了庄严的儒家外衣，并以此来获得中国文人的认可和尊重。他们把近代报刊的传播理念和模式带到中国后，也在客观上开始改变中国自给自足的封闭文化模式，为知识阶层放眼看世界提供了可能，从而加快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脚步。这种举措不但在无形中提高了报刊的地位，也在客观上为报刊诗话时代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对于雅文学的追求也是提高报刊地位的重要方式。自《诗序》对《诗经》阐发以来，作为正统的诗歌一直受到世人的推崇与尊重，而小说、词曲等传统俗文学则被人当作了“小道”而受到轻视，要提高它们的地位，俗文学的雅化也一直是其努力的目标，这与当时报刊的本土化方向是一致的。他们的努力都试图将俗文学雅化，以期取得正宗地位。这种雅—俗—雅之间的转化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学变化，而是一种争夺话语权的战斗，关系着双方之间地位等级的差别。因而，刊载诗话的思路也是出于追求雅化的理论预设，这对于其在知识阶层中的定位，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正因如此，报刊诗话作为特殊的文学形式，其作用亦得以显现。这些诗话记录、品评诗歌作品时，其指向已经超出诗歌本身而具有了很强的象征意味。如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简单说明了创作原因，即以洋溢的热情介绍嗣同的诗歌，极力推崇他的志节，并许其为“开幕第一人”。［10］1这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志哀”的悲情，其背后维系的乃是变法失败后的愤懑写照。正如狄楚青所载的女郎诗所云:“无计能醒我国民，丝丝情泪搵红巾。甘心异族欺凌惯，可有男儿愤不平?”［10］4可见在内忧外患中徘徊的精英士大夫阶层，对诗话的复杂心态也超出了诗话本身，不可等闲看之。

第二，近代报刊诗话的发展与国粹思潮的出现有直接关系。清末民初之际，国粹主义思潮开始流行。晚清以来，知识界向西方学习，以挽救民族危亡的呼声越来越强烈。1902年2月，梁启超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文明，公开与传统儒家道统决裂。但我们必须注意:这种社会思潮带来的最大影响并不是彻底打倒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而是突破了针对孔子的传统“一尊”态势，把孔子近代化和现世化。因为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革命派)虽然不满于封建专制，但也往往把民族主义与爱国情怀联系起来，反对“见中国式微，则虽一石一华亦加轻薄”(鲁迅《破恶声》)的极端主义倾向。梁启超后来也承认:“正惟倾心新学、新政，而愈感旧道德之可贵;亦正惟实践旧道德，而愈感新学、新政之不容已。”［11］引进西方进化论的严复后来也认为:“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非，而异日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12］把复古当作唯一救命稻草了。这种现象正是近代社会的文化异质，它不但造成了近代知识分子与传统文学无法割舍的关联，也注定了近代文学仍要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着传统文学的轨迹发展。

正因如此，不管是何种派别的知识阶层，都无一例外地在积极宣传国粹，以应对西方势力的文化挑战。虽然其最终目的不尽相同，但对国粹的欢迎却是出奇的一致。概而论之，立宪派之所以宣扬国粹，是出于对文化更新的需要。这是复古思想理论预设的延续，以便通过对上古文明的审美想象来重新整合士子对于忠君爱国的向心力，以实现其君主立宪美梦;革命派在大力宣传民主共和思想的同时，也以积极的姿态宣讲国粹。这不但是出于宣传革命思想，进行民主革命的需要，也是提高民族自信心，激发士人爱国主义热情的重要途径。要知道，所谓的立宪派和革命派只是出于他们各自信仰的不同而区分的，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国粹的欣赏和热爱，更不用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论是立宪派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或是革命派的陈去病、章炳麟、柳亚子等还是女学派的陈志群、张展云、周蕙卿等人都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宣扬国粹也是他们应该负有的本来使命。

有鉴于国外文化的强势来袭，宣扬国粹也是这些利益集团相互认同，以对抗异域文明的唯一途径。正如梁启超所云:“中国事事落后他人，似文学差可颉顽西域。”［10］5虽然不同的信仰已渐渐变成不同党派利益纷争的工具，但是对于民族文化而言，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而，上述各派在大力宣传各自主张的同时，都没有排斥对国粹的宣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近代国粹派悄然出现，并产生较大影响。1908年，吴仲、沈宗畸等创办《国学萃编》，参加者有刘仰勋、张瑜、梁广照、金葆桢等23人。他们有感于“欧化灌输，士苴群籍;俗学波靡靡，古怠绝谊;莘莘学舍，无闻咿哦;籍籍诸生，羞云旧业”的文学现状，以“寻坠绪于微茫，绵希声于雅业”为己任。［13］此后革命团体国学保存会也创办了《国粹学报》，与之相互照应。《国粹学报》的发行更是标志着报刊从“性质甚复杂不明，政谈学说，庄言谐语，错杂于一编中”逐渐到“纯为学问上之性质”［14］的转变，这也进一步刺激了文艺性报刊的发展。对于报刊诗话而言，这种思潮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第三，近代报刊诗话的兴盛受到鸳蝴派文风的强烈影响。对于报刊诗话的繁荣而言，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群体——鸳蝴派作家群。因为近代报刊的编辑和撰稿人中，鸳蝴派作家占有很大的比重。像《申报》的陈蝶仙、姚鹓雏、周瘦鹃，《新闻报》的范烟桥、许指严、王蕴章，《民权报》的蒋着超、吴双热、徐枕亚，《时报》的包天笑，《小说新报》的李涵秋等，鸳蝴派作家在当时都有着很大影响。民国成立后，鸳鸯蝴蝶派中的许多人一方面对于共和梦的实现欣慰不已，从而耽于消闲乐于享受，有意为之创作;但随着革命激情的消退和对新社会的失望，他们不愿较多过问政治转而开始埋头创作，并以卖文为生。这些在理智与情感之间备受折磨的敏感知识分子，摒弃前期报刊以口号和说教为主的政论性内容，而是以优美的文字和动人的故事来引导世风，以“忘却那些不快活的事”(周瘦鹃《快活祝词》)，于残酷现实之外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因而，鸳鸯蝴蝶派的创作对报刊在政论性、文学性、综合性的文风转变过程中也起到了很好的承前启后作用，对近代报刊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许多的报刊像《民立报》、《小说海》、《小说新报》、《小说时报》、《小说月报》、《小说丛报》、《小说大观》、《中华小说界》、《民权素》等都成为他们创作的园地。

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乃是过渡性知识分子的典型，旧文学的风格和新文化的特征在他们身上得以完美体现，他们既有很深的旧文学功底，又留恋洋场的新生活。出于对旧文学的熟悉和依恋，他们在创作了大量小说的同时，也创作了大量诗话作品。如在上述报刊中，除了《小说时报》外，其它报刊都有诗话作品刊载，其中李涵秋主编的《小说新报》刊载了8种诗话，蒋箸超、刘铁冷等主编的《民权素》刊载了25种诗话，被视为鸳鸯蝴蝶派“大本营”的《小说丛报》亦有9种诗话刊载。由于特殊的历史时期造就了特殊的人才，从而产生了这种特殊的文学现象，使得近代报刊诗话逐渐走向了繁荣，并成为旧文学在近代社会的最后一次“文艺复兴”。

综上所述，近代报刊的发展是一个渐变的、曲折的过程，近代报刊诗话的生成和发展也与报刊的发展相得益彰，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促进了近代报刊文化由精英走向大众，并最终变成普通民众的日常精神消费。这种文化“下移”的发展历程，正是推动近代文明变革和发展的巨大动力，从而造就了近代文学特殊的二元相融现象。正因如此，报刊诗话则以其特殊的文化形态而受到文人的青睐。不同于传统的诗文学，这种二元化是中西文化对比、融合的结果，乃是近代文学独有的现象。这不仅是雅、俗文化的抗争，也是文人载道精神命脉的再现，体现着近代文学的价值之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报刊诗话的生成和传播乃是近代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近代文明格局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潜在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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