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毅强

(中共中央党校 哲学教研部，北京 海淀 100091)

《实践论》、《矛盾论》的当代审视和价值挖掘

刘毅强

(中共中央党校 哲学教研部，北京 海淀 100091)

本文分析了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成因，探讨了“两论”的理论精华及当代价值。

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写作;精华;价值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体党员、干部都要把学习作为一种精神追求，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学习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真正做到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创业。”［1］10按照这个要求，本文尝试对《实践论》、《矛盾论》(简称“两论”)进行当代审视和价值挖掘。

一、毛泽东当年为什么写《实践论》、《矛盾论》

《实践论》、《矛盾论》最初是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稿，时间为1937年的七八月间。毛泽东当时讲这两个问题，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要从哲学上对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进行总结，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武装广大干部，以迎接抗日战争新阶段的到来。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最重要的是要找出导致革命遭受挫折的根本原因，特别是找出共同的带规律性的东西，这只有从哲学上加以总结才能做到。毛泽东认为，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受挫，问题主要都出在党内，特别是出在党的领导层。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是导致两次革命受挫的元凶。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虽在政治上表现不同，但在思想路线上有其共同点，这就是背离实事求是，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理论脱离实际、主观背离客观，因而提出了与中国国情不符、混淆社会矛盾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一贯认为，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面对的最大敌人，不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而是党内的主观主义，因为主观主义是思想懒汉，他们不知道“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2］707。“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3］800

延安时期，毛泽东看得最多的书是哲学书。他曾在哲学读书批注中断言：“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4］311－312批注最多的哲学著作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艾思奇著《哲学与生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思想方法论》。毛泽东在读哲学书的过程中，许多地方划了竖线、横线、斜线、浪线、三角、方框、问号和圈、点、勾、叉等各种符号;有的是用红铅笔圈划的，有的是用蓝铅笔圈划的，有的是用黑铅笔圈划的;最长的一段批注有1200多字。毛泽东还提倡成立学哲学小组，并亲自任组长。一次在听完艾思奇讲授《大众哲学》后，毛泽东请艾思奇吃饭，打趣地说，你讲课，给我精神食粮;我请吃饭，给你物质食粮。这就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虽说是玩笑话，但反映出毛泽东对知识的渴望，对学习哲学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一生都强调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尤其是要求党的各级干部要善于从哲学高度来思考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

毛泽东写作“两论”得益于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毛泽东是带着中国革命所遇到的棘手问题去研读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他一遍又一遍地认真批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写下了一万多字的读书批注，对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也写下了两千多字的读书批注。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对于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毛泽东无意去背诵其中的词句，也无需去研究其理论结构和来龙去脉，而是迅速准确地把握其中的要点。目的性很明确，就是只有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科学认识和正确指导中国现实的阶级斗争，才是真正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列主义。他在批注中写道：“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是决定要素。”［4］14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博古、李德)“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4］9，他们都不是马列主义者。如何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读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过程中，不断对照思考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例如，中国社会的特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中国革命中的土地问题、中国民主革命中各个不同的阶段，等等。他力图运用书中提供的马列主义观点分析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在读到“在主张对立的统一之时，而不理解斗争的绝对性，必然不可避免的引到对立物的和解。对立物的和解论，是右翼派的立场之特征”这段话时，毛泽东在下面划上浪线，并在旁边批注道：“这两句是说的陈独秀主义”［4］97。在读到“外的矛盾，只有通过过程之发展的内的规律性，才影响于过程的发展”这一观点时，毛泽东批注道：“‘非战之罪，乃天亡我’的说法是错误的。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国民党能够破苏区与红军，但必须苏区与红军存在有不能克服的弱点。若能克服弱点，自己巩固，则谁也不能破坏。”［4］105－108由此，毛泽东得出结论：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虽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却有共同的认识论根源：二者都离开了对现实过程唯物的和辩证的理解，陷入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他批注道：“左的与右的相通，因为都离开过程之正确的了解，到达于不顾过程内容，不分析具体的阶段、条件、可能性等抽象的一般的空洞见解。因此，他们两极端就会于一点。”［4］112－113至于理论界有人认为“两论”是抄袭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是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中国版”，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有悖于历史事实。因为“两论”是毛泽东带着中国革命问题研究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学习心得，体现出活生生的中国革命的认识论和中国革命的辩证法;“两论”和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微观吸取其精华，宏观改造其结构，以新的结构重组其精华。“两论”就是在这种“吸取”和“改造”的过程中形成的。“吸取”是学习，“改造”是超越。“两论”与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关系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另外，“两论”写作也植根于当时中国文化的土壤。在上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在李达、瞿秋白、郭沫若，尤其是艾思奇等人的推动下，很快兴起了一个大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及辩证唯物论的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地下斗争的共产党员和进步的理论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冲破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公开或秘密地翻译出版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资本论》、《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一些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陆续翻译出版。特别是1932年后，大量苏联哲学教科书被译成中文，其中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西洛可夫等人所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艾思奇、郑易里合译的米丁主编的《新哲学大纲》，沈志远翻译、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这三本书，对中国哲学界影响巨大且深远。不少大学开设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的课程。如李达在20年代前期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时就讲授过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学》、《社会发展史》等课程，他的《现代社会学》和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是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作。李达后来正式出版的《社会学大纲》一书(1937年在上海出版)，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并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此书，还曾当面称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青年哲学家艾思奇编写的《大众哲学》，从1936年到1948年共出32版，在中国知识界和普通民众中广泛传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著作的大量译介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传播，为社会科学界对唯物辩证法展开系统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最新的思想资料，从而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准备。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毛泽东才有可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较为系统研究和结合中国革命经验进行深入的反思。“两论”的写作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必然结果，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由传播升华到了实际应用这样一个新的阶段。

二、《实践论》、《矛盾论》的精华是什么

“两论”的实质是对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作充分的哲学论证，对否认这种“结合”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作深刻的哲学批判，对如何实现这种“结合”在方法论上给予系统的总结。“两论”的问世，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系统形成，从而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重要的哲学基础。“两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经典，蕴涵着有待于我们继续深入挖掘的理论富矿。

《实践论》就是中国革命的认识论，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认识论是在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的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包含中国人民革命实践的成功和失败的种种经验和教训。中国革命的敌人的强大，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而必须经过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过程，它又是以大量的事例活生生地向人们显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性。而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则无视中国的国情，否认革命实践的重要性，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讥讽毛泽东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是“狭隘经验论”;他们割裂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到处套用，去吓唬人们，尤其是广大的工农干部，导致革命事业屡屡失败。

为了驳倒教条主义，毛泽东把认识论定位为实践论，即从认识高度上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他在《实践论》中阐明了实践和认识(中国哲学称之为“知和行”)的辩证关系：首先，知和行统一的基础是社会实践。毛泽东针对教条主义轻视实践的错误，特别强调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指出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地位和作用，系统阐明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检验真理的标准、认识的最终目的等问题。其次，知和行的统一是在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实现的。毛泽东阐明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由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两个能动地飞跃的认识过程，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这样的多次反复，即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就是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毛泽东特别强调在革命战争实践中，必须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主观能动性。再次，知和行统一的过程，也就是人们获得真理的过程。毛泽东认为，真理的发展过程，就是真理同错误作斗争并战胜错误的过程，也就是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互相作用、互相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无限发展的，永远不会完结。《实践论》的目的在于解决中国革命过程中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的历史的“左”或右的错误思想。

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党的群众路线相统一，科学地阐明了“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两个过程的一致性。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独创性贡献。他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3］899这段话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一致的。它表明：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也是认识的主体。“从群众中来”，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就是将群众分散的不系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系统的意见;“到群众中去”，是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实践，是将集中起来的正确意见，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并在实践中检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坚持不断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认识上说也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为了更有效地贯彻和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创立了一整套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他一贯反对那种不做调查研究，喜欢凭主观发表议论、凭主观制定工作方法的错误做法。认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5］112无论什么人，不管你担任什么职务，“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5］109那么，进行调查研究应抱什么样的态度?首先，必须树立实事求是的态度;其次，要向人民群众学习，“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3］790再次，调查研究“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6］21

《矛盾论》就是自觉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不断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高度重视唯物辩证法，尤其是对立统一规律。这个问题的形成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的复杂性决定的。在旧中国，不仅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有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由于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所以在各个帝国主义之间以及附属于不同帝国主义的封建势力、买办资产阶级之间又存在着各种复杂的矛盾，就中国资产阶级内部又可以作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分，所以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况。二是批判党内教条主义的需要。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只知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只言片语，根本否认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不懂得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鉴于上述两点，毛泽东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人要把革命引向胜利，就一刻也离不开对中国社会矛盾的科学分析和正确解决，而对立统一规律则提供了我们认识和解决错综复杂矛盾的锐利武器。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开始提出，列宁又进一步加以明确的重要思想。毛泽东从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以及唯物辩证法的各个规律和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上阐明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根本规律。《矛盾论》从一切事物内部无不包含矛盾，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这一根本观点出发，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的统一性和矛盾的斗争性，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等问题，而贯穿于这一切的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问题，即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道理，就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并强调不懂得精髓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关于矛盾精髓问题的提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哲学基础。毛泽东在阐述对立统一规律时，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他以矛盾的普遍性为指导，从物质运动的形式、各个运动形式的发展过程阶段，以及过程和阶段的矛盾的诸方面，分析了矛盾的特殊性，建立了一个分析矛盾特殊性的逻辑结构，这个逻辑结构体现了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的一致性。毛泽东在分析矛盾特殊性问题时，把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特别地提出来加以分析，从而揭示了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他认为，从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看，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情况;从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看，“就中国的情形来说，帝国主义处在形成半殖民地这种矛盾的主要地位，压迫中国人民，中国则由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会变化，在双方斗争的局势中，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所生长起来的力量必然会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国，而帝国主义则将被打倒，旧中国必然要变为新中国。”［5］324关于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原理为中国革命走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提供了可靠的哲学依据。

把辩证法娴熟应用于中国革命战争，是毛泽东的大手笔。在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中，毛泽东运筹帷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5］171否则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向胜利。他明确提出研究战争要着眼于其特点及其发展，要把握矛盾的特殊性，必须注意时间、地域和性质这三个环节。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深入地研究了表现于战争中的辩证法，论述了战争中的各种矛盾，敌我双方的特点在战争当中的展开，战争发展的各个阶段及其特点，战争发展过程中的量变与质变以及由此产生的战略战术，论述了人民战争与人民军队、政治与军事、人和武器、战争的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能动性等问题。在《论持久战》(1938年5月)中，毛泽东依据对中日敌我矛盾双方的全部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的必然性的认识，首先从纵的(时间顺序)方向论证了持久战将要经历的三个阶段：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阶段;敌之战略退却，我之战略反攻阶段。接着又从横的角度具体地推断出抗日战争的犬牙交错的矛盾状态：内线和外线、包围和反包围、大块和小块、有后方和无后方同时存在，相反相成，矛盾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向对立面转化。再接着从“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到“兵民是胜利之本”而得出了“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毛泽东就是这样一步步地把抗日战争的客观辩证法从逻辑上再现出来，并为抗日战争的过程所证实，形成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壮丽奇观。

“两论”的精妙之处，是从实践和矛盾这两个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问题入手，进行仔细分析，把人们的认识一步步引向深入;“两论”不是一般的经验总结，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哲学层面上展开的经验总结。因此，这种总结是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是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是深入本质的而不是止于现象的。这样的总结，已经从经验上升成为理性，成为理论形态的东西，成为哲学论著。既是对革命实践的哲学总结，又是专门的哲学论著，可以说“两论”是中国革命过程的理性写意和实践写实的辩证统一。

三、重读《实践论》、《矛盾论》的价值何在

首先，“两论”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没有过时。“两论”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理论原则，以及由此引申出的一系列重要结论，诸如“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具体矛盾进行具体分析”、“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做好矛盾转化工作”等等，不仅是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胜利的思想法宝，也是新时期我们进行改革开放、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须遵循的理论原则。邓小平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最初二十年的经验教训时指出：“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7］118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历史。我们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破除苏联那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观念，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破除超阶段的“左”的思想观念，坚持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破除抽象谈论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式，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破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思想影响，坚持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例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新判断，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新论断，关于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重要动力的新思路，关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论断，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概括，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概括，关于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概括，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概括，等等。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它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各个方面，又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在政策上的每一次重大调整，在实践上每一步重大跨越，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结果，也都是继承和发展“两论”的重大胜利成果。

其次，“两论”彰显善于从哲学高度上来思考和解决问题的睿智。面对变化无常的大千世界，有没有以“不变应万变”的东西?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这就是哲学。因为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尤其是兼备了科学性和实践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当年之所以能写出“两论”这样的著作，与他在革命斗争之余，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是分不开的。在延安时期，据美国友人斯诺的回忆：“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化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8］67“两论”使得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极其错综复杂的问题迎刃而解。毛泽东的睿智影响了当时一大批第一代中央领导人。改革开放之初，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和陈云都十分强调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邓小平说：陈云同志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陈云说，他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受益很大。毛泽东同志亲自和他讲过三次要学哲学。他在延安的时候，把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认真读了一遍，这对他后来的工作关系极大。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学习哲学，终身受用。这是两位老革命家发自肺腑的殷切希望，也是他们终身受益的切实感受。李瑞环说过：“把“两论”作为学习哲学的主要内容，是哲学入门的一个有效途径……我认为，当前学哲学仍然可以提倡从学‘两论’入手，这同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其他经典著作不矛盾，同强调着重学基本观点也是一致的。在学习‘两论’时，还要注意同学习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论著结合起来，加深对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加深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9］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切身体会，印证了马克思在1842年6月写的一篇时论中所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0］220。马克思抒发这一见解时，还是一个年仅24岁的青年。他何曾想到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一见解已经成为了政治家和哲学家们反复引述的至理名言。我们党的各级干部，天然与哲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缘分，应该做有心人，放弃应酬，热爱学习，善于思考，勤于总结，是能够拥有发展哲学的话语权的。“两论”仍不失为我们今天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一个榜样，也应该是各级领导干部进行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读范本。

［1］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5］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9］李瑞环在黑龙江省考察工作时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N］．人民日报，1990－08－17．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Contemporary Examining and Value Mining ofOn PracticeandOn Contradiction

LIU Yiqiang
(College of Philosophy，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Haidian，Beijing 100091)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for Mao Zedong to writeOn PracticeandOn Contradiction．It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quintessence and contemporary values of the two theses．

Mao Zedong;On Practice;On Contradiction;writing;quintessence;value

A84

A

1674—0351(2012)01—0071—06

2011－11－30

刘毅强(1956— )，男，河北乐亭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责任编辑 刘 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