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第一研究部，北京 海淀 100080)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再研究

李 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第一研究部，北京 海淀 100080)

一份《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向人们展示了一个隐秘的事实：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省重庆的早期传播，无论是规模还是深度，都比人们以往了解的范围要大、要深刻。以往人们更多地重视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地区，很难想象在中国西南部、内陆地区的四川省重庆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影响所达到的程度。深入研究《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并对若干相关问题进行解读，有利于推动这段历史和这个专题的深化研究，有利于更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认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创立发展和壮大的历史必然。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再研究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是一份保存在档案中的客观存在［1］27－32，①。正如有的专家指出：“至少，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里，‘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也是被当作原始文件对待的，它也并没有被打入另册，而是堂而皇之地与北京、广州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放在一起。”［2］不仅如此，这份文件不仅送达共产国际，并且还被翻译成了俄文，这也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对这份文件是认真处理过的。解读这份报告，对于全面认识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影响，全面了解中国共产主义的组织和活动，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产生历史必然性的认识，都是至关重要的。有外国研究者也注意到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存在，认为它说明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本土根源。如万德凡(Van de Ven)在强调共产主义运动的本土根源时指出：“不仅地方观念强烈地影响了中共头10年的历史，而且还出现了地域性的集团，如在四川，这些集团的存在与共产国际无关，他们甚至没有接触过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他表示，中共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艰苦过程才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变成了一个布尔什维克组织。”②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和研究《报告》，对共产主义思想在四川省重庆传播和产生的影响，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出现和活动，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区位优势和特点以及和《报告》有关的几个问题进行讨论，以请教于大家。

一、从《报告》看共产主义思想在四川省重庆传播和产生的影响

关于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影响，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全面认识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影响，仍然有着很大的空间。从时间上，人们经常追溯到李提摩太的《万国公报》和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传播;从地域上，人们则更多地从北方的李大钊谈到东方的陈独秀和南方的杨匏安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对位于中国西部地区的四川省重庆，关于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宣传也有不少记载。这些记载说明，虽然“四川省与中国其他先进省份相比，由于交通工具很差，共产主义尚很幼稚。可是由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影响”，四川省的共产主义思想传播也不容小视，“情况也值得一谈”。

《报告》用了相当篇幅，说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产生的背景，说明20世纪20年代初的四川省重庆，之所以会出现共产主义组织，同当时共产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分不开，更同全国的形势，五四运动兴起、民族危机的加深和中国人民的抗争分不开。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是，北洋军阀的统治和军阀的混战，使中华民国名不副实。先进的中国人，提倡新文化，培养新国民，解放了长期被禁祻的思想，为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爆发准备着条件。“从推翻满清王朝起，战争一直连绵不断。战争的破坏给全国带来了无数灾难和极端贫困，带来了不幸和恐怖。”从《报告》所描述的四川省重庆的局势，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尖锐，特别是军阀混战给社会发展造成的破坏和给人民带来的痛苦。

《报告》指出：“从满清政府垮台时起，四川一向同中国的中央政府闹独立。在这时期，各派军队的首领在四川各霸一方，不仅不受中央政府管辖，而且彼此之间也不能相互控制。在他们的统治之下，人民过着悲惨而艰难的生活。”这些内容反映了当时四川重庆的社会状况。辛亥革命后，四川境内军阀混战的此起彼伏，绵延不断，人民饱受兵灾之苦，由此可见一斑。

1918年，以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名义摄行四川军民两政的熊克武，决定按各军驻防地区，划拨地方税款，由各军自行向各县征收局提用，作为粮饷之需。四川军阀防区制由此形成，各防区成了军阀割据的“独立王国”。各军阀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扩大防区，争霸四川，不断加紧混战。“正象在地主统治下的欧洲附属国一样，在和平时期，四川的农民必须向其统治者交纳重税，而在战争时期，则被迫拿起武器去打仗。”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四川军阀首领熊克武和刘湘于1921年1月发表了两个声明，“宣告迫切需要创办工业和实行民主主义。为了证实自己的言论，他们开办了一些工厂，并设立了某些银行。”《报告》据此得出判断：“四川已从封建主义进入资本主义时期”。这个判断在今天看来实在是太简单化了。但不能说报告者没有一点眼光。他们认为，矛盾仍然存在，“随着一些资本家手中资本的集中，今后贫富之间的鸿沟定会不断地加深。”他们多少看到了社会财产分配不公会导致贫富之间的鸿沟。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寻找国家和民族的新出路。这就是当时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创建者们面临的使命和任务。

可见，共产主义思想在四川省重庆的传播和影响，和当地先进分子对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以及个人的发展的忧虑和思考，是紧密相连的。连年的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如何救国救民，这便是共产主义思想在四川省重庆得以传播并产生影响的土壤和重要历史背景。斗争的实践需要正确的思想武器，对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和重视便由此而产生。

《报告》中，有几个重要概念值得关注。一是共产主义及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组织等概念，《报告》共用了16次。其中，“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组织”各5次，“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者”各2次，“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情况”各1次。二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各2次。三是“资本主义”共4次，其中含“外国资本主义”一次，而提到“封建主义”共3次。四是提到“民主制”3次，“民主派”2次。五是提到“共产党人”3次，其中两次是“俄国共产党人”，一次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从上可见，“共产主义”是整个报告中使用频率最多的概念。

《报告》直接引述或阐述的马克思的观点至少有两处。

一是《报告》谈到：“在研究战争的性质时，将会有趣地看到，正如马克思所说，战争是符合世界历史趋势的自然斗争”。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人类历史上的战争，都是源于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3］123。毛泽东也曾指出：“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4］171。

二是《报告》谈到：“我们研究马克思的学说，因而懂得封建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所代替。如果说这是对的，那么，四川的战争就是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这两个时期的斗争。”同上述观点一样，《报告》对于马克思学说的研究，并没有系统的论述和阐述，而是大致地列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这样几种思想或制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而“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5］273“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5］274可见资本主义是对封建主义的否定。《报告》提出了“全面了解共产主义”的重要任务，可见他们对全面了解共产主义的迫切要求。

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在中国已经有翻译、出版和传播，但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其他的马克思的原著没有翻译，中国人对马克思学说的了解更多的是通过李大钊等人的宣传。如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中就明确提出“马克思的学说”。李大钊还讲到：“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6］可见，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和影响极大，但是真正掌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件易事。这对20世纪20年代初四川省重庆的共产主义者来说，更是如此。

毋庸讳言，从《报告》中可见，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还是有限的，甚至似是而非。《报告》声称：“共产主义是现在和未来与邪恶进行斗争的手段”。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共产主义既是一种思想，同时也是一种制度。它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而《报告》则将其作为“斗争的手段”。这个理解和表述都是不准确的。同时，《报告》认为：“我们的敌人已建立了民主政体。但我们应当用共产主义思想对抗民主制思想。”这里所说的敌人，当然指的是四川军阀。仅凭着军阀的口头声明就认为军阀已经建立了民主政体，也未免过于单纯和简单。但《报告》也看到，“军阀所宣布的民主制，尽管好像是真正的、合理的，但它毕竟是维护一些资本家的权利的原则和手段，有害于多数人民，有害于无产阶级。”所以《报告》提出要用共产主义思想加以对抗。殊不知共产主义思想也包含着民主制思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即无产阶级的民主制思想。《报告》起草者还没有认识到民主制具有不同的阶级性，所以笼统地作为敌人的、军阀的主张，明确地加以反对。这当然是不正确的。

从《报告》中可以看到，参加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多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对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学说理解有不准确、不全面之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在他们的《报告》中也没有反映。这充分地说明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掌握还十分有限，远远没有达到系统、完整、准确的程度。但是，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报告》内容也没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无政府主义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纪律，反对一切强权、一切权威、一切国家。通观《报告》内容，很难将其和无政府主义划上等号。即使是人们常常提到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在报告中也未曾见到“无政府”主义的蛛丝马迹。1920年10月或11月在上海还存在的“中国无政府——社会主义同盟”［7］69，就是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的联系，但有关同盟的主张，在报告中也未曾见到反映。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报告》确实文如其名，反映的是一个有着明确区域性的、一定程度上反映着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中国传播实际情况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

二、从《报告》看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出现和活动

中国共产主义的组织是怎样形成和开展活动的，《报告》提供了一个可供研究的个案和侧面。我们可以看出，在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还在中国的初期传播阶段，必定会依托于一定的进步团体，因而具有从进步团体逐渐演变到共产主义组织这样一个特点。

提到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通常被认可的是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上海、北京、广州、湖南、湖北、济南和旅日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还有没有参加大会、但在1921年7月已经形成了的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恽代英在湖北黄冈成立的“波社”(“波”即布尔什维克之意)，1924年1月吴玉章等在四川成立的中国青年共产党。这些组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在同共产国际以及上海、北京没有联系的情况下独立展开了建党活动。要说是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没有代表出席中共一大，除了《报告》外也没有留下更多的资料，所以很少受到关注，在现有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名单中也鲜有提及。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形成，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党的早期组织的形成有类似之处。它首先是从建立研究会开始的。在这个层面上完全可以说，拥护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会，是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组织基础。辛亥革命以后，四川省重庆出现了“名目繁多的组织”。“重庆的共产主义组织情况却不同”。之所以不同，就在于它不是“由政客”所建立，目标不是利用“组织来实现资本家和军阀的愿望”。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是“由一些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教师所建立的”。他们起初成立了一个研究会，在研究会里聚集了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大学生。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组员一直与其他地方的大学生通信，因而又影响了某些大学生，他们也请求加入研究会。“由于这种情况，再加上丝厂和毛加工作坊的罢工，使得一些工人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有必要把我们的研究会改组为更有权威的组织。”于是，共产主义组织得以在重庆正式成立。从上述《报告》内容可见，“我们小组的组员一直与其他地方的大学生通信”，说明有的研究会成员是在外地。这和李大钊1919年成立的马克思研究会的情况有些类似。“他们起初成立了一个研究会”，给人的感觉是，《报告》起草者“起初”不一定参加研究会，而是后来参与其中的。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会到共产主义组织，无疑是一个飞跃。由比较松散的研究会，改组为“更为权威的组织”，这不仅是组织形态上的一个明显变化，更是组织性质、任务的根本变化。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过程中，人们通常会提到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思想理论基础，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和登上历史舞台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阶级基础。但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组织基础呢?过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太明确。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出现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还出现了许多进步的团体以及进步的刊物等等，但构成中国共产党创立组织基础的，就是这些进步团体，即以拥护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为目的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出现的进步团体很多。所谓进步的标准，当然可以不同，也是相对而言。这里说的进步，是要以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为矢志和宗旨的。从中国的少年中国学会到新民学会，从天津的觉悟社到武汉的互助社等，都应该包括在内。建立“更为权威的组织”，也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必然要求。只有建立起“更为权威的组织”，也才发挥更为权威的作用。这是当时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的自觉意识。

当然，在一定条件下成立的组织结构和性质也不是一成不变。正如人的思想可以不断变化一样，思想、思潮具有可变性即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会直接导致组织结构和性质的变化。共产主义组织通常要有先进阶级——工人阶级的参加。虽然在当时的四川省重庆，包括在全国，工人阶级数量并不多，但有了他们的参加，特别是有了科学理论的武装，这个组织虽然还很不成熟或者说有待成熟，但却可以建立在相当稳定的基础之上。

事实上，五四运动后全国思想界十分活跃，进步人士纷纷组织起来，成立各种进步社团，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其基本倾向是进步的，这是应该肯定的。与此同时，先进的青年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认识和选择的过程。正如张国焘在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中所指出：在1920年七八月间商量筹备北京共产党组织时，张国焘和李大钊“与无政府(派)接洽”，因为“他们也赞成马克思主义，阶级争斗”。此后，“1920(年)十月组织 S．Y(即青年团)，共有 30人分三派，A)马克思主义派——马克思共产主义;B)无政府派——无政府……;C)与研究系有关系——社会主义”。［8］658可见当时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这些新思潮关系密切，常常还是并行不悖。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对于无政府主义是排斥的。因为《报告》中讲到：四川的“资本家们，由于商业、工业贸易陷于无政府状态，只是勉勉强强地生存下来”。可见，《报告》对于无政府状态，并不是采取一种欣赏态度，而是取痛心的态度。

共产主义组织成立后，必定要开展活动。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来看，其活动的开展主要是从宣传着手。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把购买印刷机器，出版刊物，宣传组织的主张作为一项大事。虽然经费非常有限，他们仍然拿出3600元在上海定购印刷机和铅字。这可不是一笔小数字。这里涉及到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经费的来源问题。有资料说，1922年1月陈愚生在重庆出版、主编的《新蜀报》，得到了当时在军队中任职、以后成为民主人士的鲜英的赞助。当时的四川，地方政府和社会名流对社会文化事业加以资助颇为风行。如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毕业的学生，考试名列前30名的可以得到官方每人补贴旅费400元。［9］6重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出发时也得到了来自重庆官方的300元大洋的赞助。四川各地商界、绅界人士也给以经费资助。［10］15想到苏俄考察的秦德君，从重庆到北平时，得到了吴玉章100元的资助。但是，目前还没有更翔实的材料披露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经费来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仅凭一些拥护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教师，要募集3600元是很不容易的。

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宣传对象来看。受着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有限，但方向是明确的，即把同工人阶级的联系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因为，“重庆是一个商埠，那里的大多数工人是在丝厂、毛加工作坊和造船厂做工。在成都市(四川省会)，大部分工人是在缫丝、成衣和制鞋等作坊做工，这些地方的工人有很大的影响。四川的人口十分之六是农民，因而很明显，他们对该省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我们的运动的方针是争取他们。士兵现在有两万多，他们多数是由于失业和谋生才去当兵的。因此，我们的运动也应极力在他们之中产生影响。”可以说，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兵士，都是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宣传的对象。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宣传方式，主要是谈话、散发宣传品、写信等。“我们组织的成员通过同大学生和工人谈话，以及向他们散发各种小册子，经常秘密地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凡是能够想到而且可行的方法都会尽力去做。宣传的范围比较广泛。《报告》提出：“我们的宣传工作，由重庆往左可以扩大到云南，往右可以扩大到贵州。我们的组织还为东南三省运动的发展准备采取措施。”从云贵川到东南三省，还要加上西藏，可以说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进行和准备进行宣传的省份达到六七个省之多。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们“对未来充满着希望”。之所以如此，是他们认为自己代表着“多数人民”和无产阶级。所以，他们“成功地进行着”工作，并希望“摆脱糟糕透顶的民主制”。这里所说的“民主制”，实际上是指的军阀口头上声称、实际是封建军阀的统治。摆脱封建军阀的统治以及他们影响下的所谓民主方式，也是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责任。

三、从《报告》看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区位优势和特点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具有明确的区位优势。长江和黄河都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长江位于中国的中部，贯穿中国大陆的东西。在长江沿岸，不仅有四川重庆，还有湖北武汉、江苏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四川位于长江上游，重庆是西南的中心，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组织才设在重庆”。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设立在地理位置选择上很值得考究。重庆是总的组织，是人们知道的“正式组织”。而在四川成都、叙府、雅州、顺庆等地各有一个组织。而且，还可以“扩大到云南”，“扩大到贵州”。正是具有这样的战略区位优势，《报告》才雄心勃勃，不仅把西南地区作为活动平台，还积极准备进军东南、西藏。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具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1．先进性。《报告》指出：“我们的组织肩负着如此重大的责任，因此其成员不能不力图把它建成为先进的组织。”由在今天看来仍很“前卫”的“先进性”要求，说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确实不同凡响。它让自己区别于当时四川其他由政客组成的组织，以先进的理论作为指引，吸收先进分子包括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参加队伍，还有严格的加入组织的环节和程序。只有经过“组织的两个成员介绍，并经过五、六个月的候补期”;候补期满，“认为可以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者”，并“经全体大会议决，发给党证”，这时“才能成为组织的成员”。从《报告》可见，完成上述组织程序的成员“近四十个”，还有“六十多个候补成员”即愿意同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建立联系并希望成为其成员的，尚在考验阶段。所以，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正式成员实际不到40人。

2．开放性。这主要表现在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对内对外开展的几方面的工作：一是派出代表，力图“联合各省的一切共产主义组织，以取得他们的帮助”;二是派出代表，“到俄国去，研究俄国共产党人建设他们社会的方法，获取中国没有的珍贵书籍”，学习俄国同志的经验，“全面了解共产主义”;三是坚持写信和其他地方的大学生通信并宣传马克思主义，施加影响。《报告》相信，通过这种知识的学习，“我们的组织就会变得好得多，毫无疑问，工作定会获得成功”。

3．务实性。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难。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提出了发展工业，改善人民处境的任务。在现代社会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工业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工业的发展程度，往往标志着一个国家、社会的现代化水平。重庆共产主义者把“发展工业”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这对中国这样的农业国的经济发展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报告》认为：共产主义者和“四川的民主派”(这里不仅指四川军阀，还应包括主张自治的四川人)主张，既有“发展工业”的相同之处，但又说明“二者的主张完全不同”。前者主张，“工厂应当属于工人和农民”。而后者主张，“生产系统或工厂应当属于一些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的观点是一致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从这个意义上，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观点表述是很不准确，但也多少反映了工人、农民是社会的主人观点。

《报告》提出要“改善人民的处境”。而“为了改善人民的处境，民主派祈求军队首脑解除士兵的兵役，而我们共产主义者不仅希望改善士兵的状况，而且希望取消那些专门保护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的现有军队，建立一支红军队伍，以便取而代之。”从中可见，重庆共产主义者希望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处境特别是士兵的处境，提出建立红军并取代保护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的旧军队，其目的也是要改善人民的处境。建立起红军，就可以保护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的压迫。怎样才能取消旧军队呢?《报告》还没有提出更具体的办法。仅仅是“希望”取消旧军队还远远不够。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给自己提出了“发展工业”和“建立红军”这两项计划并作为自己的任务，这是很有创意的。虽然《报告》也承认，这“并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但我们今天来看待这两项计划时，仍然可以感到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对人民的处境的关注，感到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先进性、开放性、务实性，都是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鲜明特点。

四、和《报告》有关的几个问题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问题重新提出、进入人们的视野后，有关其地方组织、具体人员、报告的写作时间、报告是写给谁的、报告写于何处、报告的起草者是谁、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和重庆适社有无关联等若干问题，也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

1．关于地方组织问题

按照《报告》的说法，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机构“共有五个组织”，即重庆、成都、叙府(即宜宾)、雅州(即雅安)、顺庆(即南充)，“所有这些组织，都在成功地进行着它们的工作”。可是，迄今为止，却没有找到相应的可以证明这些组织存在的文献资料。从《报告》可见，五个组织中，只有重庆是正式的。换句话说，其他几处都是非正式的。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的地方组织应该是一种比较松散的结构。如果注意到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方式，谈到他们“一直与其他地方的大学生通信”，就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靠通信。不仅该组织的候补成员和组织多半是通过通信的方式保持联系，各地的组织机构，似乎也主要是通过通信方式加以联系。而通信方式很不稳定。信件在途中的丢失、延误，都可能影响到通信的效果。同时，对候补成员半年候补期的严格规定，也可能使候补成员在考察期里因各种变故不能坚持而中途而废。这样，除了不到40名的正式成员的组织关系可能比较稳定一些，其他成员的组织关系就比较脆弱。所以，要寻找到当年组织与个人间的这些通信，才能证明和说明重庆和其他地方组织的联系和具体活动情况。但因为年代久远，能够保留下来的通信微乎其微。要想说明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地方组织，也就成了一个难题。

2．关于具体人员问题

根据《报告》所说“我们的组织现在有近四十个成员和六十多个候补成员”，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成员除去要经过半年考验的60多名候补成员，剩下不到40人。这些成员以后没有任何踪迹。他们到哪里去了?雪泥鸿爪，他们不可能不留任何痕迹。最大的可能是以下几种：从学校毕业、外出求学，离开了当地;留在当地，但因为各种原因不再活动，或不为人们所知。

(1)离开四川，以集体方式赴法国勤工俭学，这是一种可能。1920年前后，四川重庆赴法勤工俭学的人数众多。从五四运动到1920年，全国留法勤工俭学的总人数达到1600人，而四川即达500人，“为全国之冠”，更为确切的说法则是 511 人［11］1，［9］8。1919年冬，在成都的青年学生成立了进步社团“劳人会”又名“劳人团”，提倡“劳工神圣”，学习进步书刊，参加进步活动。参加该组织的有肖树域(肖朴生)、穆清、许祖雄、许肇櫺、李季达、程秉渊(程子健)、陈家珍、李枬、何嘉谟、杨长茂、周权、刘仕信、黄映湖等13人。1920年12月15日，这13人全部赴法国勤工俭学。到法国后，他们以克鲁梭为中心继续开展活动，并与当时在法国组织的“勤工俭学互相社”、“工学世界”等组织较严密和有影响的团体有联系，直到1921年春与其他组织联合后才停止活动。其13名成员除了一人外，均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2］5而这 13 人中，既有四川德阳、合江、富顺、巫山人，也有雅州程秉渊、叙府李枬等人。

(2)离开四川，以分散方式到法国勤工俭学，这也是一种可能。来自叙州的傅钟、秦青川等人于1919年从成都外语学校等校毕业后，考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从该校毕业后，于1920年11月离开四川经上海到法国。傅钟到法国后，于1921年冬与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取得联系，随后参加筹建旅欧少年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5年任中共旅欧总支部书记。以后又到苏联留学，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来自四川江津的冉钧，在五四运动中受新思潮影响，于1919年夏考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1920年8月与戴坤忠、傅汝霖、江泽民、熊云章、邓希贤(小平)一道赴法国勤工俭学。当时在重庆求精中学读书的王奇岳于1919年考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1920年赴法国蒙达维公学学习，并在一家橡胶厂做工。两年后赴莫斯科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共顺直省委秘书长、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等职，1935年5月在赣东北作战中英勇牺牲。许多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其在四川活动的时间，都和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时间重合。这是考虑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下落时值得重视的一种可能。

(3)离开四川，到苏俄考察学习，也是一种可能。1921年初，四川内江人廖划平及一行共17人从重庆到上海，准备赴苏俄考察。行前曾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学习期间，廖划平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现保留下来的上海外国语学社的教职员名单共65人，除去教员和学员中有姓名和籍贯者，有15人不能认定籍贯，他们是：彭湃③、周兆秋、陈启沃、曹平、蒋热血、韩平的、廖划平、汪冠群、何骧、万虞、杜小马、徐敦让、李若虚、董淑清、吴先瑞。［13］183－201其中，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 3 人可认定为四川人外，其他人不能认定籍贯。有四川江津(江津现属重庆)人吴平地，1921年从上海到莫斯科学习，1927年同李大钊一起牺牲。“韩平的”和“吴平地”是否为同一人还有待考查。其余人员没有下落。但赞同到苏俄考察的不光是从重庆到上海的17人。据廖划平在赴苏考察途中发回的两封信件，一次有3名接收者即小我、天然、无我诸君，一次是另一人。可见至少有4名同情者。另在四川内江，和廖划平同样对苏俄感兴趣者还有韩文畦、锺白心、李仲权3人。3项相加，至少有23人。而且他们对苏俄不是一般的兴趣，而是“以为此正可为吾国示范”，“以为更张国政之本据”。［14］其实，在留法勤工俭学的人员中，除有一些是抱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而到欧洲法国外，也有的是因为到苏俄的路途不畅，准备先到欧洲再寻机转道去苏俄的。如秦德君回忆中谈到的1920年从北京出发到法国留学的刘伯坚，就和秦德君相约在苏俄见。事实上刘伯坚后来确实由法国到了苏俄。可见当初的约定并不完全是戏言。

(4)离开四川，到其他地方谋生或学习，同组织脱离或失掉了联系。这也是一种可能。正如王右木1922年10月11日致团中央负责人的信说：“成都旧有加入成都共产党分子茶务讲习所学生，曾慕沂(威远人)、刘敬思(武胜人)、任洪济(南川人)已到江浙来考察制茶等实业去了。茶务讲习生另有黄国禹(成都人)，已入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去了，高师毕业生任文楷，现已入北京高师研究科去，高师预科生郑集，现已入南京高师去。”［15］94王右木所说情况虽然不是或不一定是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的情况，但却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四川学生外出求学的实际情况。

还值得注意的是，王右木所说的“成都共产党”、“旧有加入成都共产党分子”为3人，身份是学生，时间是在1922年10月前。其中的威远人曾慕沂又名曾扩情，以后成为国民党特务。有资料说他是黄埔一期毕业，曾任过蒋介石秘书，做过黄埔同学会秘书，主持权力超过国民政府铨叙厅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参与创建复兴社，曾为蓝衣社“十三太保”，任过鄂豫皖三省“剿总”军队党务视察员，1933年3月任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时负责整理川军，担任国民党四川党务特派员。华北事变后做北平军政分会政训处长，红军长征到陕西，又任西北“剿总”政训处长。西安事变中被擒获，对南京方面作过广播讲话，被蒋斥为无耻，成为事变后遭到军法审判的三人之一。释放后混迹官场，所做官衔无非政治部主任。抗战胜利后做了四川省主委，接着被俘虏——是解放军俘虏中仅有的两名省党部主委之一。在牢里表现好，第一批特赦。而南川人任洪济后来也可能成了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高级特工人员，曾到安徽活动。［16］因为缺乏曾慕沂和任洪济的早年资料，不能肯定其是否加入过“成都共产党”。但成都的茶务讲习所有名有姓的成都共产党分子就有3名以上，也可见这所学校当年共产党活动是相当活跃的。可惜王右木于1924年过早去世，给我们留下了“成都共产党”的谜团。

(5)留在四川，但因为各种原因同组织脱离了关系，或者是失掉了联系。这也是一种可能。在王右木致团中央负责人的信中，曾说到这样一种情况：“因家累回去了一人，名刘先亮(合川人)”，这人“是马派健将，惜彼无力居成都，又因家遭变故，不能不于故乡觅护符居荒乡，此为畴昔所较信者。”［15］94可以说，这里提到的刘先亮就是因为家庭的缘故而被迫离开成都，也可能就不再和以往的组织保持联系了。

(6)组织名称和性质有所改变，有的成员不再参与、不再联系，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

总之，因为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主要是教师和学生组成，所以受到学校毕业和工作变动的影响会比较大。同时，组织内成员之间、组织与成员之间因为其他原因失掉联系的可能性也不排除。另外，组织本身的变化、成员个人追求的改变等等，也有可能使组织成员“烟消云散”。

3．关于报告的写作时间

原报告没有写明具体写作时间。可以作为判断报告写作时间的重要参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921年共产国际驻远东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给张太雷写信，提到了这个“重庆的共产党”。［2］71921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建立远东书记处，驻地在伊尔库茨克，也称伊尔库茨克局，由共产国际委派舒米亚茨基担任负责人。同年春，张太雷来到伊尔库茨克，参加刚建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担任中国科书记。6月，张太雷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在此期间，舒米亚茨基用写信的方式和张太雷交换意见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2)从报告的内容来看，所提及的四川军阀混战，特别是川滇黔军阀混战的内容，多发生在1920年至1921年间。所以，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应该是写于1921年，而不太可能早于此时或晚于此时。

(3)有研究者提出，这份报告可能是提供给原定于1921年底，后延至1922年1月召开的远东人民大会的。

(4)此份报告和北京、广州的两份报告放在一起，而北京、广州的报告均已被查实为1921年撰写。所以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也应作于同时。

4．关于报告是写给谁的

《报告》应该是写给和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有着同样性质的、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希望对方能够提供帮助和支持的组织。因为《报告》写道：“希望你们对这个地方的工作提出意见”。而在当时，有谁有条件和资格能够对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提出意见呢?有几种可能：

(1)写给上海的党团组织。1921年7月前，不仅上海的共产党发起组已经开展工作，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也非常活跃。所以，报告寻求帮助时，可能会向上海的党团组织提出。有资料说，廖划平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期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其实他在上海的时间不到一个月，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加入团组织，也是需要相当思想基础的。这其中也不排除投机的色彩，即希望上海的党团组织能够推荐其实现到苏俄考察的愿望而申请加入团组织。但从廖划平此后一段时间的表现看，还不能说他入团就是带有投机性质。所以，也不可排除他和其他人在上海时给上海的党团组织写报告的可能。

(2)写给共产国际方面。通常所说1920年初共产国际派人到中国活动，同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的先进分子见面。实际上可能更早。王若飞曾指出：“一九一九年共产国际就派人到中国来了，起初是苏联华侨通讯社社长，后有高丽人巴克京春到中国来组织党。当时上海有黄介民一派，找到了陈独秀，在广州找到了区声白、黄凌霜(黄是无政府主义，去过苏联)”。［17］335－336这里所说的苏联华侨通讯社社长即霍·多洛夫。他于1919年4月到上海，实际上为魏金斯基一行来华进行宣传和建党作了铺垫工作。［18］而“高丽人巴克京春”即是1919年11月从莫斯科到上海的韩人社会党总书记朴镇淳。他当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赴华使命中也包含着帮助组建一个隶属于共产国际的政党的任务。到1920年4月维金斯基到上海，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工作已有相当的开展。共产国际代表在上海帮助创建中国共产党、青年团，设立上海外国语学社，培养青年干部，还在中国的一些地区成立有共产国际也有中国同志参加的革命局，一起领导地方的革命斗争。1921年1月和5月，又先后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和东亚书记处，负责和中国、日本、朝鲜等国的联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尽力推动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全国代表大会”［19］57－58早日召开。1921 年6月3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又派出马林前往中国，帮助筹备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所以，在共产国际大力支持中国革命的情况下，《报告》写给共产国际方面以寻求帮助和支持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3)写给北京的共产党组织或其他进步团体。当时四川重庆和北京的联系相当紧密。1917年北京酝酿成立的中国少年学会，于1919年④派陈愚生到重庆工作。1920年初，陈愚生回北京办事，随同前往的有希望到俄国去的秦德君。吴玉章让秦德君随陈愚生到北京找李大钊，联系去苏俄，并给了她100元钱。［20］以后的恽代英、肖楚女在四川重庆、泸州等地活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四川党团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见，还在1920年初，吴玉章就了解李大钊同苏俄有着特殊关系。

同时，北京方面和苏俄、共产国际有着较密切的联系。1921年2月20日，据北洋军阀政府密探密报北京无政府党互助团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联席会议内容：“首由赴俄人刘仲容陈述此次到莫斯科之意旨，应负调查全俄经过及现状，以为吾人兴利除弊之良标本，并联络劳农政府而为本党国际上之助力。今得俄人百禄威(即柏烈威)介绍友人同行，更为旅行之机会，我与华清、刘稀、孟知眠四人，誓约为党务牺牲，不敢畏难，以冀有所贡献而利进行”［11］291。在秦德君到北京时，已有青年骆宾基等前往苏俄，却因路上不顺利，被扣在哈尔滨，而要北京方面打电报营救。［20］而且，《新蜀报》创刊于1922年1月，正和《报告》说：“我们用三千六百元在上海购买了印刷机和铅字，打算年底运到重庆，明年一月将创办自己的印刷所”的内容相吻合。1921年3月，共产国际在中国召开一次工作会议，地点就选在北京。

其次，通过少年中国学会这条线索，北京和四川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创始人是四川人。为扩大影响，请李大钊参加作为创始人。在筹备总会期间，四川的积极分子就已经成立中国少年学会成都分会，并办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的会刊《星期日》周报，宣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在当时很有影响。而在中国少年学会成立后，李大钊并没有脱离中国少年学会活动。直到1921年4月8日，李大钊还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北京部分会员谈话会，“至十一点半尽兴而散”。5月20日，又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北京部分会员会议⑤。通过李大钊的活动，可见他对少年中国学会的重视。蔡和森在1926年所作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及其使命的报告中指出：“少年中国学会，是一混合的组织(世炎、仁静、中夏等都在内)，现在已起分化了，一部分有社会主义倾向，接近或走入新青年社或星期评论社方面来了”。［21］60可见，少年中国学会有过分化，其中有的成员接近并信仰了社会主义。

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人民大会［29］60，邀请了少年中国学会参加。因此，少年中国学会派高君宇(即高尚德)出席了这次大会。并有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杨钟健于1921年10月25日致信“远东民族问题讨论大会诸君”，一是对大会邀请表示感谢，“我们十分欣喜接收你们约我们赴会的召请”;二是重申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少年中国学会的重要目的，是要从旧中国里奋斗出个少年中国来。我们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和达到她的方法，完全是要依据着科学的安置及指导”;三是派出代表到会，“很希望他能表示出我们为国际努力的恳忱，并希望他能给我们带归好多需要的训练及材料”。［22］809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少年中国学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对共产国际帮助的期待。这和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报告的相关内容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报告写给北京的有关组织，也是有可能的，目的还是通过北京有关组织转送共产国际方面或远东人民大会。

5．关于报告写于何处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写于何处，没有明确交代。但从其内容看，不外乎国内和国外。具体来说有以下可能：

(1)写于上海。因为报告中提到，经四川选出的4人肩负的委托，第一项是“联合各省的一切共产主义组织，以取得他们的帮助”;第二项是“到俄国去，研究俄国共产党人建设他们社会的方法，获取中国没有的珍贵书籍”。联合各省的任务，当然在国内比较方便;而“到俄国去”，则说明还没有到达俄国。从报告的上下文的逻辑关系和语气看，这份3000字左右的《报告》，很可能是在上海完成的。上海既是共产国际同中国共产主义者联系最多的地区之一，也是共产国际在远东、东亚开展工作的一个重要阵地。写完报告就近递交是最便捷的。

(2)写于北京。从中国少年中国学会和四川的关系，《报告》也有可能是在北京写好后送交有关方面的。

(3)写于赴莫斯科的途中的伊尔库茨克。有资料表明，秦慧僧等江苏7人和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四川 3 人，于1921 年3 月9 日［23］287，⑥搭装货船从上海到大连，再搭车到长春、哈尔滨。因到满洲里的交通断绝，秦慧僧和廖划平等在哈尔滨找了一份工作。直到“5月以后，在满洲里被捕的13位朋友自齐齐哈尔释归，盛言沿途的危险，劝我们不必前进”。同行的人都心灰意冷，准备南返，只有秦慧僧和廖划平决定冒险前进，最后从黑河过国境进入苏联。［24］288－289

张学琅是4月11日由上海动身，7月9日到达莫斯科的。路线是由上海而日本，而由日本长崎到海参崴，再经伯力、海兰泡、贝加尔湖、伊尔库茨克、托木克司、阿木克司、乌发、沙麻拉，最后到达莫斯科。5月下旬从上海出发的刘少奇、任弼时也是同样的路线。［25］21据张学琅于1921年8月24日从莫斯科写回的信说，此次来俄共60人，分六组出发，现有3组30人到了莫斯科。之所以在途中足足用了3个月，主要是因俄国革命后，交通尚未复原;所走路径大半都是曲径;途中停留的时间足占去一半。到伊尔库茨克时，每人领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东方共产大学的入学证和护照各一纸。［24］290可见，秦慧僧和廖划平完全可能因为途中的耽误，而在俄国的途中和其他赴俄者相遇。其中也不排除和其他的四川人相遇，并一起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领取入学证的伊尔库茨克，写下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报告》中说：“到俄国去，研究俄国共产党人建设他们社会的方法，获取中国没有的珍贵书籍”。从其语气看，似乎还没有到达俄国。因为当时中俄两国关系紧张，曾设立过远东共和国作为中立区，而远东共和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就是位于东西伯利亚南部的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大铁路从伊尔库茨克经过，共产国际也于1921年1月在这里筹建远东书记处(3月份成立)。所以，即使不是廖划平等人写下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也有可能是其他组织成员在伊尔库茨克写下报告。

(4)写于莫斯科。按张学琅的说法，他们一行到达莫斯科时，正值共产国际三大召开。他们“好好地休养了20余天”，于8月3日搬入东方大学宿舍。从张学琅介绍的情况来看，廖划平到莫斯科后，也是有时间完成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的。但从舒米亚茨基给张太雷的信提到了这个“重庆的共产党”的情况来看，廖划平在莫斯科完成报告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在莫斯科完成报告，不太可能将报告转送到伊尔库茨克的舒米亚茨基手中，再由舒氏写信告诉在莫斯科的张太雷。从报告内容谈到研究俄国建设社会的方法，同俄国同志谈话，同俄国同志接触等文字看，有的是采用的完成时态，说明是已经经历过的事情。这从“从四川到俄国，行程很长，令人疲惫不堪”的语境中也能有所体会。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需要考虑，这就是《报告》原文由中文翻译为俄文，又由俄文翻译成目前所能看到的中文。翻译过程中的信息流失难以避免，即使是最好的翻译者，也不能保证报告在翻译过程中的不准确之处。在没有找到原始的中文稿之前，在研究俄文译稿时，需充分估计到上述情况。

6．关于报告的起草者

《报告》没有署名，只是说“我们四个人是四川选出的”，可知作者为4人。根据现有资料，报告的起草者似乎有以下几种可能：

(1)此前有学者提出的4人即廖划平、秦慧僧、杜小马、徐敦让。但有学者指正：秦慧僧不是四川人而是江苏人。［24］288－289所以秦慧僧由四川选出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原判断为上述4人不能成立。

(2)廖划平在四川内江时有密友3人即韩文畦、锺白心、李仲权，4人经常在一起讨论时局，并相约赴俄考察。但因家庭拖累、经济窘迫等原因，大家只给廖划平凑够了到重庆的路费，其他三人未能成行。所以，此4人可以一起起草报告，再由廖划平送出。而且，廖划平、李仲权当时都是中学教师，韩文畦也曾任教。［10］11这和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成员的身份也是吻合的。

(3)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和在重庆的陈慕勤(陈小我)4人。据《陈慕勤烈士传略》记载，陈在五四运动后在重庆和廖划平等常在一起研究苏联的情况……决定赴俄亲自考察”。［26］，［27］陈慕勤介绍过多起有志青年赴苏俄。但他因为经费问题留在重庆，没有和廖划平等17人同行。所以，廖划平可以和陈慕勤等4人起草报告。

(4)和廖划平同到上海的17人中的4人。这4人如果在上海写报告，杜小马、徐敦让都可能参加。

(5)参加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因为了解组织情况并作为代表选出，所以承担了报告的起草任务，并将报告送至共产国际。

7．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和重庆适社有无关联

(1)关于重庆适社，保留下来的资料不多。关于其成立时间，一说是1912年以后、1919年以前第一次成立，1919年后再次成立;一说是1920年寒假后成立。其领导人为陈慕勤，1892年生，四川达县黄都乡人。他1908年考入达州(时称绥定府)中学堂。1912年毕业后，逐步接受无政府主义，组织“追求人类最适宜的社会”为宗旨的无政府主义小团体“适社”，提倡“以己为小，事业为大”，推崇“互助”，并更名为陈小我。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站在学生一边，川东学生联合会成立时，被选为领导人之一。他和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再次成立无政府主义小团体“适社”。陈慕勤在1921年5月1日出版的重庆《人声》杂志第二号发表《是谁的劳动节》。文中写道：每次纪念五一节，“都是视他所希望的那个自由、互助底社会快些实现，他所憎恶的这个不公道经济制度、租压制度的政治组织快些扑灭……”，“自由、互助的社会，是我们大众最纯洁的泪——血——汗三种流质的结晶”。“且请创造事业，也莫悲观现在，更请乐欢将来，觉悟复觉悟，努力、奋斗!”。其文章明确宣传互助论，呼吁觉悟的青年，“实际的研究和运动”，以寻求自由之路。基调还是乐观向上的。

1921年5月1日出版的重庆《人声》杂志第二号还登有一则启事，说明适社曾邮来银元7元捐助《人声》邮费。而《人声》社“同人感甚，特此鸣谢”，并“敬祝贵社胜利，并社友健康”。［28］470透过这则启事，可以说明重庆适社与《人声》杂志有着比较友好的关系。而在同一期的重庆《人声》杂志，不仅刊出了廖划平1921年的两封旅俄通信，同时也刊登了巴金的文章。而巴金当时是赞成重庆适社主张的。他曾回忆说：“陈慕勤在重庆办适社，刊印宣传无政府主义小册子时，曾在成都《半月》上登广告，我写信给他要过这些小册子”。［27］885，［29］

(2)关于巴金和无政府主义的关系。据《巴金传》可以得知：1921年春节后，巴金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加速了对“社会革命”的献身决心。他在成都的《半月》杂志第14期上看到了《适社的旨趣和大纲》。这篇文章拨动了他的心弦。文中说：“在今日这个恶劣社会底环境，除了委屈、迁就、甘受环境的支配讨苟且底生活外，要解决这个问题，达到这个目的，当向积极的方面去活动，不当在消极的歧路上徘徊。”这积极的方面就是：“‘刬除统治权力’，‘灭绝经济制度’，‘建设互助、博爱、平等、自由底世界!’质而言之，我们‘适社的意趣’是要‘冲突恶劣底旧环境，改造美善底环境，来适应人类全体生存底要求。’”文中还申明对人对己应采取的态度：对军阀、资本家等，要根据其表现和质地，分别采取“诛尽杀绝”的排除手段和“吸收拢来”的感化手段;对自己，则应言行一致，“抱守极端底严格信条”。文中还具体勾画了该社分三期进行的“事业”：第一期设立编辑、印刷、贩卖、教育四组，彻底革新人群的思想;第二期添设破坏、生产、消费、娱乐、医疗等组，用暴烈手段对付强有力者，同时创造较小规模的公共机关;第三期则组织劳工团、天讨军，实行大破坏和大建设。仅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和《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相去甚远，甚至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

而当年的巴金却认为“这正是他眼前梦寐以求的一个组织”，于是马上给编辑部写信，希望他们介绍他参加适社。而《半月》杂志编辑部派人来和巴金谈了话，并介绍他与那边的负责人通信，还送给几本适社出版的小册子。同时还告诉他，成都也准备另外成立一个组织，要请他加入并参与工作。据巴金说，成都的组织后来果然成立了，它的名称叫“均社”，是个与成都的军阀统治相对立的秘密组织。从这个时候开始，巴金就被人认为是“安那其主义者”。巴金在几十年后谈起自己接受新思想时并不否认“开始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但声称“也只是从克鲁泡特金的小册子和刊物上一些文章里得来的……”。［29］52他对自己被人认为是“安那其主义者”似乎并不认可。因为他已经是要准备献身于“社会革命”的，《适社的旨趣和大纲》引起了他强烈的思想共鸣，但并不完全代表或始终代表着他对社会和人生的全部主张。仅从上述的内容看，更多地是反映了巴金对当时社会的黑暗、社会环境恶劣的强烈不满，对“建设互助、博爱、平等、自由底世界”的真切向往。

(3)四川的无政府主义势力历来很大，重庆适社受无政府主义影响，适社的成员信奉过无政府主义，这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上，作为适社领导人的陈慕勤，以后也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廖划平也是如此，他本人在1924年1月被杨闇公称为“十年来的友人，有才识而抱大志者”［30］39之一，和吴玉章、童庸生、刘伯承齐名。1921年廖划平到上海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有来往，在写回重庆的信中对陈独秀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不恭之处，这也是事实。廖划平在1921年3月9日的信中批评广州的陈独秀：“现刻广州那面，布尔塞维克的人，如陈独秀们在广州很活动，他时常在报上狂吠，说是‘主张安那其的人早生于几百年’，你们看他混帐不混帐”⑦。

事实是，陈独秀1920年12月到广州后，开始整顿党组织，并写了不少文章批评无政府主义。但陈独秀并非不讲道理的批评，而是摆事实讲道理。即使是在共产国际代表要求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纯洁性，要求把广州的无政府主义分离出去的情况下，陈独秀也尽量有意回避同无政府主义者的直接冲突，并为此还引起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的不满。关于陈独秀和重庆的关系，包惠僧在回忆中谈到，陈独秀让他剪辑广州的报纸，并寄给重庆，据说是给重庆的报纸用。从包惠僧的回忆中，可见陈独秀对四川重庆的重视，但具体的联系对象目前还不得而知。

廖划平在给重庆陈小我等人的信中确实表示了对陈独秀为代表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不满，虽然此时他已经在上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可在他看来，自己信奉的社会主义和陈独秀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有区别的。陈独秀曾讲到社会主义有5种形态，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当然人们对这些新思潮、新思想认识还十分有限，混淆不清的情况随处可见。但从廖划平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为四川党团组织的发展做工作的情况，包括引导他的弟弟、妹妹参加革命，他弟弟为革命牺牲成为烈士、他妹妹参加革命并在全国解放后担任党的高级干部来看，不能简单认为他当时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廖划平于1931年在北京被捕叛变，出卖同志。薄一波在《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谈到对廖划平的印象和他叛变的情况［31］118－128，廖划平被开除出党［32］。叛变后，他随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败退台湾，担任过国民党中将，后吃斋念佛当居士，1951年在台湾因病去世。

(4)重庆的“安派”和“马派”，也是客观存在。“安派”即无政府主义派，“马派”即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派。重庆适社主持人陈小我曾明确主张“安(安那其)布(布尔什维克)合作”，就是一个明证。［33］6，7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期间，还同其他的进步组织建立过社会主义同盟。参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活动的袁振英，在1920年10月(或11月)写给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一封信，还在信末自称是“中国无政府——社会主义同盟秘书”。［7］69这则史料证实了社会主义同盟的存在，并明确其名称为“中国无政府——社会主义同盟”。它反映了社会主义同盟和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关系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合作情况。但后来，因共产国际代表的干涉和强调，共产党人同无政府主义者分道扬镳。在以后人们的观念中，也把无政府主义作为敌对势力加以批判。而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无政府主义也曾被作为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流派，被分不太清楚是非的青年人追捧。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无政府主义最终在中国失去了市场。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无政府主义也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积极方面。所以，还是要客观地评价和认识其地位和作用。

(5)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和重庆适社到底有何关联?现在还缺乏更充分的材料加以说明。倒是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重庆《人声》杂志和成都《人声》杂志的关系。1921年发表廖划平旅俄通信的重庆《人声》杂志，在1922年2月，在成都也创办了同名杂志。这是被誉为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先驱者的王右木在成都创办的《人声》杂志。两份刊物一个在成都，一个在重庆，名称却是一模一样的。这是碰巧还是有意?值得研究。

王右木曾留学日本，1918年回国，1919年受聘于成都高等师范学堂任学监并授课。1920年暑假到上海会见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施存统等人，回川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年底组织了马克思读书会。［15］287陈潭秋在1936年写的《中共第一次大会回忆》一文提到：“在第一次大会前除掉在日本、法国的留学生侨民的共产主义小组外，只有在上海、广东、长沙、武汉和济南有共产主义小组，在南京、成都和杭州只有个别的共产主义者”。［34］42王右木就应该是陈潭秋所提到的成都的共产主义者。而且由巴金回忆录也可知道，当时重庆适社和成都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

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还有许多问题可以继续探讨和研究。随着资料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入，一定会有更多的历史事实更清晰地呈现出来。

注释：

①本文中凡引自《报告》的内容均出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修订版，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不再加注。

②见 Hans Van de Ven，From Friend to Comrade．The Founding of the Chingese Party，1920－1927(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91)。转引自托尼·赛奇《共产国际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19－1943)，载于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课题组编《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资料选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

③此处的彭湃和广东海陆丰的彭湃同名，但不是一个人。

④现对这一时间有不同说法，认为陈愚生到重庆是1920年而不是1919年。

⑤见少年中国学会机关刊物《少年中国》1920年10月第2卷第4期。

⑥秦慧僧回忆为“2月某日”。

⑦见廖划平《俄游通信》，载于1921年重庆出版的《人声》杂志第2期。转引自王迪先《关于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赴俄学习的几个问题》，载于《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1期。

［1］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G］//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杨奎松．关于重庆“共产党”及其他［J］．党史研究资料，1992(12)．

［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4］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M］//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J］．新青年，1919第6卷第5号．

［7］李继峰，郭彬，陈立平．袁振英传［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8］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M］//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0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9］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

［10］中共内江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内江市党史资料选编(1919年5月－1949年12月)［Z］．1991．

［11］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国YC团［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

［12］潘清雍．四川留法勤工俭学与旅欧团组织［Z］//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成都地方历史资料选编(一)．2004．

［13］慕水．外国语学社师生名录［G］//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北京：开明出版社，1992．

［14］韩文畦．回忆亡友内江廖划平生平事迹碎录(1982年8月19日)［Z］．由中共内江党史研究室提供。

［15］中共江油县委党史研究室．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先驱者——纪念王右木诞辰一百周年［G］．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

［16］黄凯．我的特工生涯(上)［EB/OL］．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355f6b0100kry3．html．

［17］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1943年12月)［G］//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关山渡若飞》编写组．关山渡若飞——王若飞百年诞辰纪念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18］李丹阳，刘建一．霍·多洛夫与苏俄在华最早设立的电讯社［J］．民国档案，2001(3)．

［19］К·В·石克强．俄罗斯新发现的有关中共建党的文件［J］．百年潮，2001(12)．

［20］刘淮．火凤凰——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21］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一大”前后［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2］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第7辑［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3］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G］．北京：开明出版社，1992．

［24］俞秀松烈士日记(1920年6－7月［G］//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北京：开明出版社，1992．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6］陈慕勤烈士传略［J］．四川党史研究资料，1987(2)．

［27］四川省达县志编纂委员会．达县志·人物［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

［28］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五四运动在四川［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

［29］徐开垒．巴金传［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30］杨闇公日记(选录，1924年1月4日)［M］//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国YC团(中国青年共产党)．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

［31］薄一波．七十年的奋斗与思考：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

［32］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廖划平等十六个叛徒的决议(1931年10月12日)［Z］．

［33］杨世元．试析《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J］．四川党史，1996(2)．

［34］陈潭秋．中共第一次大会回忆(一九三六年六、七月间)［G］//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Restudy ofthe Report on the Communist Organizations in Chongqing，Sichuan Province

LI Rong

The Report on the Communist Organizations in Chongqing，Sichuan Provinceindicates a secret fact：the early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in Chongqing，Sichuan Province is more extensive in scale and more profound in depth than previously understood．Previously，more attentions were paid to such areas as Beijing，Shanghai and Guangzhou．It is hard to imagine the degree of dissemination and impacts of Marxism in Chongqing，Sichuan Province，an interior region in South－Western China．Studying in－depththe Report on the Communist Organizations in Chongqing，Sichuan Provinceand interpreting several related questions help to promote studies of the historical period and the special topic．It’s also beneficial to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adapting Marxism to Chinese conditions，and of the founding，development，and expans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Chongqing，Sichuan Province;communist organizations;restudy

D235

A

1674—0351(2012)01—0118—14

2011－12－18

李蓉(1954— )，女，四川成都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刘 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