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仁芝

(国防大学 马克思主义教研部，北京 海淀 100091)

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再认识

庞仁芝

(国防大学 马克思主义教研部，北京 海淀 100091)

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为线索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研究资本主义、揭示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基本方法。用这种方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且表现形式多样;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既具有引发经济危机的破坏性作用，也具有推动资本主义调整改革的建设性作用;它所推动的调整改革产生了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使当代资本主义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近。

当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社会主义因素;两个必然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学说，特别是其中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关于资本主义和变革资本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深刻而严谨，核心就是剖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揭示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历史大趋势。这一理论阐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总根源，而且贯穿于资本主义发展演变的全过程;“两个必然”所以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和运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二战结束以来的资本主义即当代资本主义，应着重考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的表现、作用及其意义。

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当代表现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的变化首先表现于矛盾双方。第一，生产的社会化获得大发展。生产的社会化表现为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即生产过程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为一系列的社会行动;生产资料使用的社会化，即生产资料从单个人分散使用变为大批人共同使用;产品的社会化，即生产出来的产品通过交换供应整个社会。战后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以加速发展的新科技革命为背景，雨后春笋般生长的跨国公司集三个方面于一身，有力地推进了生产的社会化。跨国公司及其子公司遍布全球，在资源丰富且价格低廉的国家采购原料，在劳动力充裕且工资较低的国家加工生产，在市场广阔且具有潜力的国家销售产品，从而实现了资本、技术、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把生产变为全球性的社会化生产。同时，热潮迭起的跨国并购活动也促进了企业的全球扩张，推动了市场全球化、产业国际化的发展。目前，全球有7.9万个跨国公司，79万个国外分支机构，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5万亿美元，销售规模达到31万亿美元;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产出的40%，贸易的60%，技术转让的70%，国际直接投资的90%。2008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 500强中，美国占30.6%，日本占 12.8%，法国占 7.8%，德国占7.4%，英国占6.6%。［1］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实行供应制(或承包制)，把零部件的科研、设计、试制、生产全都外包给其他企业，从而形成了以大制造商为首、有众多承包商参加的企业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各企业在法律上是独立的，在生产上却是一个整体，行动上协调一致，目标和注意力都集中于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当今时代，社会化大生产正在成为全球性大生产。如一部小小的产自中国的iPhone手机，它的闪存和屏幕产于日本，信息处理器及其相关零件产于韩国，全球定位系统微电脑、摄像机、WiFi无线产品产于德国，蓝牙、录音零件和3G技术产品产于美国。第二，生产和资本更加集中。伴随生产社会化的发展，生产的集中也在发展。在美国，资本超过10亿美元的大工业公司，1955－1992年由22家发展到316家;超过100亿美元的特大公司，1970－1992年由2家发展到49家;1960－1990年拥有的资本占整个工业资本的比例由23%增至71.2%，所获利润占所有公司利润的比例由38%升至73.2%。英、德、日三国，资本在10亿美元以上的大工业公司，1965－1991年由1家发展为191家;100亿美元以上的特大工业公司，1970－1991年由1家发展为56家。随着生产的集中，少数大垄断企业控制了某些产品的生产。以汽车行业为例，日本的丰田、日产和本田公司控制着全国产量的3/4，德国的戴姆勒－奔驰、大众和阿佩尔公司控制着全国产量的3/4，美国的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公司控制着全国产量的9/10。［2］垄断资本的核心是金融资本，生产集中及垄断是与金融资本的集中及垄断分不开的。早在20世纪初列宁就指出，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相融合，形成金融资本，确立金融寡头的统治。战后以来，随着银行信用体系的发展，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资本与各种工商服务业资本融合起来，形成了更为庞杂的金融资本，少数大银行几乎控制着全社会的货币资本。1970－1980年，美国银行从185家减为96家，存款却从2960亿美元增至1.33万亿美元。生产和资本更加集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生产社会化发展的需要，但由于是在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条件下发生的，反映了垄断资本的利益和要求，因而又与社会化生产存在着很大的矛盾。

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仍然突出表现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两个对立的阶级，对立的深刻根源在于二者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改善，这是事实;但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并没有改变无产阶级被剥削的地位，这也是事实。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马克思曾建立了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这个理论阐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力价值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呈下降趋势。“劳动生产力的变化，它的提高或降低，按照相反的方向影响劳动力的价值，按照相同的方向影响剩余价值”;“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劳动力的价值也是这样，因为它是由商品价值决定的。……因此，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3］594，371这里所说的“商品便宜”，是指商品(包括生活资料)价值的降低;“工人本身便宜”，是指劳动力价值的降低。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总是用提高生产率的办法来降低商品的价值，从而使劳动力价值降低成为“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劳动力价值的降低意味着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化。“工人的相对贫困化，即他们在社会收入中所得份额的减少更为明显。工人在财富迅速增长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比重愈来愈小，因为百万富翁的财富增加得愈来愈快了。”［4］240当代一些西方国家工人实际工资(实际工资可以大致代表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量)的下降，表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没有过时。据资料，美国的人均GDP，1973年是2万美元，2006年是3.8万美元;工人的每周实际工资，1973年是330美元，2007年是279美元;大约在同一时期内，前者增长了90%，而后者下降了15%。［5］莱斯特·瑟罗指出：“约翰·肯尼迪总统很爱讲‘水涨船高’，然而，到了70年代初期，水涨船高的情形一去不复返了。经济之水可以上升，但是多数船却在下沉。从1973年到1994年美国真实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了33%，但第一线职工(不参与管理监督他人的男女职工)的实际小时工资下降了14%，实际周工资下降了19%。到1994年末，实际工资回到了50年代末的水平。”［6］24

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又一重要表现，虽然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有所缓和，但越来越表现于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经济。跨国公司凭借先进的管理技术，实现了公司内部的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但又都按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组织生产和经营，竞争舞台基本上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世界市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它们不断提高生产能力，努力降低成本，以增强竞争能力、扩大市场份额、排挤竞争对手，结果必然是在全球范围导致生产的盲目性。近十几年来，世界市场的无政府状态突出表现为金融资本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流动和过度投机，导致金融危机频频发生。从形式上看，国际性调节机构已经存在，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一些经济组织。但从本质上看，这些机构主要是由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操纵的，规章制度和行为准则基本上是根据它们的需要制订的，因而维护的是国际经济旧秩序。既然如此，这些机构就很难对全球经济发挥公正而有效的调节作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尤其是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也就不可能不进入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制度的不合理，也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力有效监管资本的全球性扩张。巴西经济学家多斯桑托斯指出：资本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形成一种国际经济体系，但这种体系所依靠的私人企业和民族国家同生产力发展的世界性趋势是矛盾的，这必将导致世界范围内的新的无政府状态。

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还表现为许多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这里所说的社会问题，主要指老年保障、医疗保健、教育培养、失业救济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根源于劳动力再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表明，劳动力再生产已经由国家在社会范围内进行调节，即劳动力再生产社会化了。劳动力再生产社会化，是生产社会化的体现和要求。从整个社会来看，劳动力再生产既包括现有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包括补充现有劳动力的新生劳动力的培育。劳动力再生产社会化，意味着和要求着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由社会来提供和保障，包括劳动者的医疗保健条件和教育培养条件，失业人口生存的保障条件，等等。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力再生产又要服从于资本的利益。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必然要求把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尽可能压低。这样，劳动力再生产社会化的客观需要，就同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限制之间发生了矛盾。这种矛盾的具体表现，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里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奥巴马执政前的美国，没有医疗保险的人达4700万，联邦医疗保健中无资金准备的负债达36万亿美元。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时就强调医疗体系改革，执政后更把医改作为“新政”的主要工程不遗余力地推进，于2010年3月最终签署了国会批准的医改方案。

总体而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目前处于相对缓和的状态。任何事物都是作为过程而存在的，在这个过程中事物的表现不可能始终如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也是如此。事实上，战后六十多年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某一方面表现，有时在那个时期比较尖锐，有时在这个时期比较缓和。因此，我们应坚持辩证的观点，既看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必然伴随资本主义制度的始终，又看到它在不同时期会有缓和、尖锐甚至激化的不同表现。需要指出，考察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应有一种世界眼光。科学社会主义创立时，资本的活动和联系主要限于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主要表现于这一范围。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把考察的着眼点放在个别国家。战后以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越来越具有世界性。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诸多矛盾，如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各国家集团之间的矛盾，各跨国公司之间的矛盾，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归根到底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展开或表现。跨越国界后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仅形式与规模发生了变化，而且资本积累的主体和对象也发生了变化。发达国家中的资本集团主要是大跨国公司，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资本积累的主体，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成了积累的对象。这一新的情况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形态上的改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国际范围内通过两类国家的矛盾表现出来。

二、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两重作用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具有两重性：破坏性作用即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建设性作用即推动资本主义调整改革。在基本矛盾的双重作用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跌宕起伏，一次次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又一次次绝处逢生、转危为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替代的命运。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破坏性作用，集中体现于它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饿、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7］278经济危机不仅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破坏，还会使家庭财富特别是普通家庭财富遭受严重损失。据美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2010年12月公布的研究报告，2009年，1%最富有家庭的平均财富为1400万美元，普通家庭的平均财富为6.22万美元，分别比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减少27%和41%。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之所以引发经济危机，根本原因在于建立在资本私有化基础之上的分散决策运行体制。

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人类社会的早期交换是直接的物物交换，交换客体仅限于剩余产品，交换行为也十分偶然，每一交换主体既是买者又是卖者，不可能引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当以一般等价物为中介的间接交换发生时，特别是当货币充当一般等价物后，买卖行为发生分离，产生了出现危机的可能性。如果再考虑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而产生的支付连锁关系的破坏，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3］136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经济危机发生所需要的“一系列的关系”初步形成。第一，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经济危机由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第二，宏观经济发展与微观经济运行之间的矛盾。社会化大生产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但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微观经济行为选择的自主性与分散化，导致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微观运行的冲突。当这一冲突激化、社会生产所要求的比例关系遭到严重破坏时，经济危机便不可避免。第三，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资本积累作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推动生产无限扩张;一方面，以雇佣工人为主体的社会需求和消费相对萎缩。两方面并存，便扭曲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达到一定程度，经济危机必然发生。第四，信用体系扩张和商业过度投机。生产规模的扩大引起信用体系的扩张，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以及各种投机活动大量增加，要求进一步扩大信贷规模，从而制造出潜伏危机的虚假的市场繁荣。马克思的分析表明：“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8］548

较之二战以前，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现了新的特点。第一，程度有所减轻。危机期间，生产下降和固定资本投资下降的幅度较小，失业率较低，企业破产量较少，货币信用领域波动较轻。但80年代以后，又显示出趋重的倾向。第二，周期略有缩短。19世纪末以前，危机周期平均在10年左右;二战以后，危机周期一般在8年左右。第三，周期内起伏波动减弱。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四个阶段的区别相对模糊，既没有战前那样猛烈的经济收缩，也没有战前那样分明的经济扩张。第四，周期性危机与结构性危机交织。结构性危机，是指经济结构严重失调，导致整个经济的非常运行和增长下降，持续时间长于周期性危机，既可表现为生产过剩也可表现为生产不足，可能只发生于某个或几个特定领域。它与周期性危机交织在一起，抑制了经济的复苏和高涨，弱化了周期内各阶段的差别，也使结构性危机在周期性危机渡过之后仍然存在。第五，同期性与非同期性交替。世界性经济危机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爆发，以前基本是同期的，战后则表现出同期性与非同期性的交替。交替的原因，主要在于有关国家的干预和调节不同，对社会再生产的作用不同。第六，物价上升与利息率下降并存。经济危机发生时，以往的情况是产品严重供过于求、物价剧烈下跌，而战后却出现了物价不跌反升的现象。就利息率来讲，以往经济高涨时借贷资本供应的增长总是快于借贷资本需求的增长，因而利息率下降;以往危机爆发时对借贷资本的需求急剧膨胀而借贷资本的供应大大减少，因而利息率上升。二战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逆转。

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现象是金融危机接连不断。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实体经济中生产能力过剩，金融资本成了全球经济的驱动力。由于金融管制放松，金融业空前活跃，货币和资本市场的活动加强，资本积累及其价值增殖严重依赖于金融市场。由于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和全球金融体制的不健全，证券、股票、外汇之类的无物质载体的虚拟经济畸形发展，大大超过了实物经济。国际资本市场每天的外汇交易额一度接近2万亿美元，其中用于生产的仅有10%。随着虚拟经济的发展，金融泡沫犹如力量不断积蓄的火药桶。90年代多次发生的金融危机，尽管具体原因和背景不尽相同，但无不与国际金融资本的投机行为直接相关。甚至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士也认为，这些金融危机虽然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但根源在于发达国家金融资本的势力越来越大、国际投机活动越来越狂，在于发达国家所维护的国际金融秩序与经济全球化发展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这一见地比较深刻，很快便有了雄辩的事实支持。美国华尔街于2008年9月爆发的金融风暴，迅速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并进而演变为世界性经济危机。一位德国学者在金融危机不断的上个世纪90年代指出：“在卡尔·马克思逝世113年以后，资本主义再度驶入这位革命的经济学家为他那个时代所正确描述的那个方向上。”［9］10

经济危机发生以来特别是1929年美国大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学界就一直在反思危机的根源。最近，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引发对这一问题的热烈讨论，就这次金融危机的成因提出了“消费信用透支论”、“政府监管缺位论”、“金融创新过度论”、“货币政策失误论”等见解。这些见解反映了问题的不同侧面，有一定的道理。但深入分析，危机的根源依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当今的美国人，固然存在超前消费的问题，但还有许多属于次级信贷客户，也就是属于穷人。如果他们的收入足够高，能够还得上贷款而成为优质客户，那么这次危机就不会以次级贷款为导火索。这次金融危机，表象上源于有效需求过度，但用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分析，本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决定的生产过剩。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核心是关于危机根源的逻辑：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两极分化→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经济危机。表面上看，这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线不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需求过度。“过度需求”何以产生?面对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为了避免出现生产过剩危机，就必须提高个人消费需求，方法之一是推行透支消费，如分期付款、贷款消费、信用卡购物、次级房贷。这种方法虽有损于资本的即期利益，但消费者提前支付了远期利益(即“寅吃卯粮”)，因而既可为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接受，也可为囊中羞涩的普通劳动者认可，成为目前西方极为流行的生活方式。据报道，美国消费者在2001－2007年间仅汽车一项的透支消费案例就有1700万件，2009年仅汽车一项的透支消费额约有5040亿美元。透支消费暂时填补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掩盖了本国经济扩张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剩问题，不过是靠透支“未来”来支撑“今天”，把当下的危机延迟到未来爆发罢了。一旦对未来出现悲观预期，以至于没有“未来”可以透支的时候，危机就不可避免了。这样，危机根源的逻辑便清晰可见：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两极分化→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可见，当今经济危机的根源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理论逻辑。西南财经大学赵磊教授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从古典演变到现代，只不过是把‘皮球’从供给方踢给了需求方，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爆发从当下推到了未来。可以预计，在虚拟经济严重超越真实经济的大环境下，类似次贷危机的灾难今后肯定还会发生，并且会越来越频繁。”［10］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建设性作用表现为对资本主义调整改革的推动。社会基本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作为它的表现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推动作用，集中体现于它对资本主义调整改革的推动，因而是一种具有建设意义的作用。这种作用间接来自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直接来自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破坏力巨大的经济危机，迫使资本主义进行调整改革。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因就在于这一矛盾的运动。在这一矛盾的作用下，人类社会在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后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然而，这个社会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状态，迟早要被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所否定。恩格斯指出：“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11］217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它之所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暂时阶段”，“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生产力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首先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决定上层建筑，从而成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化生产力，生产社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而生产关系是以资本家占有制为基础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样，就形成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迫使资产阶级在资本关系可能的限度内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进行调整和改革。《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这一思想极为深刻，与其说点明了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一个现象，不如说揭示了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一个原因，即不停地变革、不断地革命，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各个方面。

如果说“不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就不可能生存下去”还只是理论推演的话，那么当代资本主义各领域的调整改革则为这一推演提供了佐证。经济领域，奉行凯恩斯主义，加强政府的干预和调节，求得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国民经济发展显示出一定的计划性，同时建立起由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劳动法、环境法等法律组成的相对完整的市场法律体系;实行以充分就业、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扩大社会消费能力，国民收入再分配的社会化程度有所提高。社会领域，适当限制垄断资产阶级的权力，吸收工人参与企业管理，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推行社会福利政策，发展社会公益事业，抑制和缓解劳资纠纷，提高社会生活的文明程度等。政治领域，逐步扩大资产阶级民主，健全资本主义法律体系，国家统治职能的实现，不仅仅依靠赤裸裸的暴力方式，更多地通过相对完善的民主机制。意识形态领域，维护资产阶级思想的统治地位，同时实行思想文化多元化，允许不同思想、不同观点和不同学派的存在，允许对政府的公开批评和发表不同政见，淡化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批判意识。对外关系领域，强调和平、对话与合作，同时实行冷战、遏制和军备竞赛，加强经济、科技、文化交往，同时进行思想政治文化渗透，加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的合作和协调，同时通过“援助”、“赠予”、“贷款”等方式推行新殖民主义。各方面的调整改革归一，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果说二战以前国家不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作用局限于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部条件，那么战后以来国家作为最大的所有者、投资者、购买者，直接参与了社会再生产并广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当代资本主义的调整改革，使国家的干预和调节机制不断完善，也使国家掌握着庞大的财政收支。1992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法国为47.9%，德国为 46.6%，英国为 37%，日本为32.9%，美国为 30.6%，意大利和加拿大均为43.7%。财政收入是国家实施调节和干预的最重要物质基础，如此高的比重反映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当代资本主义的调整改革，虽不像西方某些人所希望的那样能够消除经济危机，但也不像我们传统上认识的那样是徒劳无益的。它减少了社会生产的失调，缓解了经济危机;保证了重点产业和重点工程，加速了固定资本更新和积累;促进了资本投入的合理化，推动了科学技术和公益事业的发展;缓解了阶级矛盾，促成了相对稳定的国内经济政治环境。一些西方人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成为欧洲法西斯主义崛起的温床，而战后欧盟一度存在的1800万失业人口却没有导致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原因在于社会福利制度把社会凝聚在一起、抵御了这种危险，这正是社会福利国家的“伟大的历史性成就”。“没有这些改革，很难想像资本主义还会继续存在。”［12］8当代资本主义的干预和调节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经济危机由于得不到充分展开，也就难以充分发挥对生产的强制性调节作用，如难以加快淘汰过剩生产能力，特别是由于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调整改革不能不带有很大的负面效应，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成为难以根治的顽症。事物发展的辩证法要求我们坚持认识的辩证法，既看到调整改革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社会弊病，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本质及其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历史命运，又看到调整改革使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容纳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取代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三、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社会主义意义

战后以来，在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启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大时代下，资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的作用下所进行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调整改革，使自身出现了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因素，是指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新社会的要素特别是经济制度的要素。这种因素的增多，使当代资本主义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近，体现了资本主义矛盾作用的社会主义意义。

能否认识到当代资本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有一个前提，这就是是否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可以产生社会主义因素。关于这个问题，理论和实践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首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多次阐述了这个思想。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指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又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13］235这里揭示的“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的一般规律，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1871年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强调：“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14］60这里所讲的“新社会因素”，应首先理解为社会主义因素。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进一步指出：在《资本论》关于原始积累那一章末尾，“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被归结成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化为社会所有制”。［14］341在这里，马克思又明确提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并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创造出”这样的要素。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考察当代资本主义有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其次，资本主义国家的调整改革吸收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文明成果或社会主义因素。理论和实践充分证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当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既然如此，与社会主义国家并存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借鉴社会主义的文明成果。如果只承认社会主义可以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而不承认资本主义也可以吸收社会主义文明成果，这在逻辑上说不通，也与事实不相符。江泽民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不仅继承了封建时代形成的社会生产力和进步的文化成果，而且当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上诞生以后，它们也很注意从社会主义国家中学习和借鉴一些东西，用以缓和它们的劳资矛盾，促进它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以利于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日本的许多企业就学了我们曾经实行过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经验。不少西方国家增加社会福利，加强社会保障，重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尽管它们这种学习和借鉴往往是不自觉的。”［15］272资本主义吸收某些社会主义的文明成果，是为了延长自身的寿命，但在客观上造成了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

国有制经济。国有制经济由国家根据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支配和使用，这种所有制形式已取得直接的社会性。虽然它不是全民所有制，资产阶级国家也不代表全体社会成员，并且国有资本包含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但仅就国家占有生产资料这种形式而言，它已形成了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作为资本家的公共所有制，国有制经济破坏了私有制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使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告别了单一私人所有的时代。国有企业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社会再生产一般规律和科技进步的要求，承担着一定的社会服务职能，非盈利地提供一般居民需要的某些产品和劳务，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公有制企业已有某些相同之处。恩格斯指出：“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大规模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国家占有”;“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14］759这表明，较之其他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国有制经济更有利于剥夺剥夺者的实现，一旦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就可直接把它变为社会主义国有经济。

合作制经济。合作制经济在合作社内部否定了雇佣劳动制度，客观上侵蚀了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马克思指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8］497－498列宁在 1905 年写的《〈火星报〉策略的最新发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一文中，虽然不赞成通过组织工人消费合作社实现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观点和策略，但同时认为“消费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16］371战后，合作制经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了较大发展，目前总数约为64万个。这种由劳动者集体所有和共同管理的合作制经济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17］605

股份制经济。马克思曾就当时以萌芽形式存在的股份公司指出，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的扬弃，它和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一样，应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后来他又指出，在股份公司中，资本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股份公司所体现的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在战后的大发展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有了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特别是战后得到长足发展的职工持股制，尽管不过是资本主义企业制度或经济关系的边际调整，但开始突破雇佣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相分离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因而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制度演进。

社会保障制度。战后一个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迅速增长，逐渐形成了种类繁多、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制度，工人及其他劳动者的地位和处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工作时间缩短，周工作时数一般在40小时以内;收入种类多样，工龄工资、职位津贴、技能资格津贴、特殊作业津贴、实物津贴、分红、股息、奖金成为工人收入的重要部分;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电话、电视、冰箱、汽车等消费品普遍进入工人家庭，绝对贫困人口大大减少。被称作“生产中的资本主义、分配中的社会主义”的瑞典，产业工人的税率一般为35%，资本家的税率一般为70%，普通工人同资本家税后收入的平均差距降到了1∶5。媒体指出：“最显著的不同也许是瑞典的企业和个人上缴的税款要高于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一度被列入西方国家之最。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不同，正是从这里显示出了瑞典社民党人对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策：在分配领域，瑞典要比其他很多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公平。”［18］在一些西欧国家，社会福利已不仅是一种社会救济，而且是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社会保障、医疗服务、教育、公共住房等等公共政策是欧洲社会主义的产物。从马克思所分析的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现在人们所看到的比较符合人性的资本主义，不是资本本身的逻辑，而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社会主义保护了资本主义。”［19］这个认识有一定的道理。

职工参与制度。战后，西欧各国普遍实行共同决定制度，允许职工参与企业管理，以保障工人在工作、生活等方面的权利。在德国，职工超过千人的公司，监事会须有1/2的工人代表，职工超过500人、不足千人的企业，监事会要有1/3的工人代表，代表工人在监事会中与资方协商解决公司的一切重大问题。同时，企业中还成立职工委员会，维护工人的正当权利和利益。一位英国学者指出：“德国式资本主义不但在地理上接近前共产主义世界，在心理上和意识形态上也较为类似。”［20］194在法国，拒绝考虑职工代表要求或忽略职工代表咨询意见的厂主属于违法，罪名是妨碍罪。在瑞典，厂主要定期向工人提供有关生产和人事方面的情报，一切大事要同工人代表协商。在美国，政府、工会、资方于1980年签订了“全面谅解”的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一些企业开始吸收工人代表进入董事会，而更多的企业则实行人本管理、民主管理。从总体上看，工人参与企业管理是工人运动的重要成果，是社会主义新社会赖以产生的肯定性因素。

三大差别的缩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有关政策的调整，西方国家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正在加快消失。《共产党宣言》提出的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列宁设想的消除城乡对立，提高农村文化水平，消灭穷乡僻壤那种落后、愚昧、粗野、贫困、疾病丛生的状态，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变为现实。三大差别的缩小，集中体现于工人和农民大致同等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据2003年9月一位旅行者随机采访的资料，在法国小城波尔多市，70%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约1500欧元，在郊区和乡间工作的人(原来的农民)月收入为1000至1200欧元。在某些发达国家，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在人们的观念中大多消失了。恩格斯指出：“要看到那些将消灭旧的分工以及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将使全部生产发生变革的革命因素已经以萌芽的形式包含在现代大工业的生产条件中，要看到这些因素在其发展中受到现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阻碍，就必须把视野放宽些”。［14］648这一精辟论述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三大差别消灭的趋势及其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意义，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社会主义相通的思想道德。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新社会因素，既有物质因素，也有精神因素。讲精神因素，西方社会孕育的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相通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思想道德应是重要内容，尽管它不是西方社会思想道德的主流。比如，建立在商品交易基础上的契约诚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与基督教封建道德并列的有现代资产阶级道德，与资产阶级道德并列的有无产阶级道德，所以仅在欧洲最先进国家中，过去、现在和将来就提供了三大类同时和并列地起作用的道德论。“哪一种是合乎真理的呢?如果就绝对的终极性来说，哪一种也不是;但是，现在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那种道德，即无产阶级道德，肯定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14］434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思想道德文化中蕴含的社会主义精神因素，对于吸取这些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应充分重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地位和作用。以国家干预为实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从资产阶级甚至整个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来考虑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资本只顾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局限，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列宁明确指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就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21］266，265列宁的论述深刻揭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意义。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我们应坚持唯物辩证的观点，既正视它的存在，又认清它的地位。列宁指出：“辩证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确实就包含着新社会的因素，包含着它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但是，社会主义者应当善于区分部分和整体，应当按整体提口号，而不是按部分提口号”。［16］371“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这一提法本身，表明社会主义因素还只是“部分”。要使它发展为“整体”，必须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变革。怎样实现这个变革?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一是暴力的方式，二是和平的方式。进一步细分，不论暴力方式还是和平方式，又有多种表现形式。今后到底采用何种方式，只能取决于社会实践的选择。两种社会制度在当今所表现的多样化实践，预示着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方式也将是多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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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gnition of the Basic Contradiction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PANG Renzhi
(College of Marxism，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of PRC，Haidian，Beijing 100091)

Taking the basic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 as a clue is a fundamental method for the founders of Marxism to study capitalism and reveal the historical destiny of capitalism．With this method，the basic contradiction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is still found exist and is expressed in various forms．The contradiction on the one hand exerts destructive effects of triggering economic crises，on the other hand has constructive effects of promoting capitalist adjustments and reforms，which produce more socialist elements and make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pproach socialism．

contemporary capitalism;the basic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socialist elements;two inevitables

D502

A

1674—0351(2012)01—0041—10

2011－09－09

庞仁芝(1953— )，男，山东招远人，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book=50,ebook=121

［责任编辑 赵 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