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朝庆

在宋代的政治实践中，并不是只有通过常规的科举考试才能获得“科名”。统治者出于特殊政治目的，设置了“赐科名”制度，为不少布衣的入仕、武职序列转文职序列、特定岗位及低品级官员的晋升等，开辟了一条功能既与科举相联系，而操作程序又相对独立的获取“科名”的路径。对宋代的“赐科名”制，学者们尚无专论，本文试就其创置渊薮、实施状况、社会功能及政治利弊等方面略作分析。

一、“赐科名”的创制渊源与沿革脉络

科举考试中举子们在科举考试通过后，按成绩高下被分别赐予的相应称号称“科名”，举子所获“科名”的高低，与日后所授官品的高低及仕途的畅达有直接联系。统治者出于安定社会的动机，开创了不经常规科举考试而“赐科名”的新制。

唐朝前期尚无此例，至其后期，方见断断续续的非经科举“赐科名”的几个例子:咸通(860—874)年间，韦保乂“以兄在相位，应举不得，特敕赐及第，擢入内庭”。刘相邺“自长春宫判官召入内庭，特敕赐及第”。广明(880—881)年间，秦韬玉，“准敕放及第，仍编入其年牓中”。太原世家子弟王彦昌，亦“恩赐及第”。干宁(894—898)年间，殷文圭“携梁王表荐及第，仍列于牓内”。①光化三年(900)十二月，左补阙韦庄奏:李贺、皇甫松、温庭筠、罗隐、方干，俱无显过，皆有奇才，伏望追赐进士及第，各赠补阙拾遗。见存唯罗隐一人，亦乞特赐科名。②其中韦庄所奏有特殊性:第一，时间距唐朝灭亡不足七年，影响有限。第二，韦庄推荐的人才是科举不中且亡故的“遗贤”，均为抚恤性质，只有罗隐一人在“特赐科名”的同时补官，享受科名实惠。

五代后周恭帝时，为加强与辽相邻的河东城防卫，“募民入粟五百斛，草五百围者，赐出身。千斛、千围者，授州县官”③。此为实物与科名交换的特例，是“科名”内涵异化的重要标志。上列数例非经科举而获得赐科名，均属“特恩”赐予，所以后人称之谓“特敕赐名”，是宋代“赐科名”制的序曲。

二、宋朝非经科举“赐科名”的主要形式

宋代非经科举“赐科名”不仅形式多样，而且渐趋制度化。史称:“凡士不繇科举，若‘三舍’而赐进士(及)第或出身者，其所从得不一路。遗逸文学，吏能言事，或奏对称，或试法而经、律入优，或材武，或童幼而能文，或边臣之子以功来奏。其得之虽有当否，总其大较，要有可考。”④宋人马端临虽罗列出非经科举“赐科名”的一些主要名目，但既不全面，也不明晰易懂。下面，笔者把宋代非经科举“赐科名”的形式择要概叙。

1.累举赐科名

累举赐科名即设定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的级别与考试次数，符合相关条件者，便赐予科名。

开宝三年(970)三月，诏:“礼部贡院，阅进士诸科十五举以上曾经终场者以名闻。甲辰，得司马浦等六十三人。庚戌，复取十五举未经终场者四十三人，并赐出身。”此年的科举考试录取的合格进士仅8人，但“进士诸科十五举以上”落第者则有107人“并赐出身”，太祖空前规模给久举不中的士子赐科名，属安抚士子的权宜之举，因为参加十五举者都是五代时期的士子，所以告诫:“自今勿得为例。”即并不想立为永制。⑤宋太宗并没有牢记其兄的告诫，太平兴国二年(977)正月，在科举取合格者316人之后，不听臣僚的劝阻，“又诏礼部阅贡籍，得十五举以上进士及诸科一百八十四人，并赐出身。九经七人不中格，上怜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⑥。马端临就此评曰:“宠章殊异，历代未有也。”“唐朝有敕赐及第以表特恩，至是御试中第者皆称之。其后文学之臣，有不由科第者，或献文别试，亦敕赐进士及第。”⑦自真宗朝始，对久举不中的士子按参加贡举的次数、年龄等条件，创置了“特奏名”(又称“恩科”)，单独考试，单独录取。之后诸朝承袭，终宋世而不废，成为常规科举的有机组成部分。另外，作为非常规性的“赐科名”，仍旧沿用，渐趋制度化。

2.遗才赐科名

遗才赐科名实为弥补科举缺陷，广泛招徕社会遗才。常规科举考试由于评卷标准的程序化及考官个人的好恶等多种因素，取舍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准确无误。再者，也有少数士子虽有才华，但并不热衷于科场追逐。宋太祖意识到科举考试的局限性，为广揽人才，于开宝三年正月十九日下诏:“诸道州府，察民有孝悌彰闻德行昭著擅曲之誉为士庶所伏者，藉满万五千户听举一人。有奇才异行者，不拘此限。其所举人自闾里、县邑至郡国官吏第加审察，连书事状以闻。仍为治装，速令诣阙，朕将亲问其以置于位。”⑧开宝八年十月，又诏:“察民有孝悌力田，奇才异行或文经武略堪任用者，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第加铨择，具以名闻。仍速遣诣阙，当亲视臧否，以进退之。如乡邑无可塞诏者，亦以实告。或不尽称荐壅于上闻者，当置于理。”⑨所谓“孝悌力田，奇才异行或文经武略”，实指品德高尚、身怀绝技。这些在科场考卷中，均难以充分展现。

嘉祐六年(1061)夏四月，令“初诸路敦遣行义文学之士赴京师者二十三人，其至者十六人，皆馆于太学，即舍人院试论策”⑩。熙宁三年(1070)五月，又令“诸路搜访士有行义为乡里推重者以名闻”，“凡得二十九人”[11]，九月赴京考试。十一月，李逵、周颕、胡鄢，“并赐进士出身”。李杭、田籍、张田、谭立之、孙潜、陈舜岳、尚景纯窦恂，并赐“同进士出身”。“眉州任通夫、邢州国采、荆南伊瑑、普州雍林宗、临江军程礼、广济军周叙，并授试校书郎”[12]。乾道元年(1165)正月一日，南郊赦书称:“应天下士人，有节行才识之懿、济以学术、素为乡里推重不求闻达者，委监司帅臣同加搜访。每路一二人，仍与本处长吏具从来所为事实、所通学术，连衔结罪保明闻奏。即不得以常材备数，委三省再加询察，如所举不妄，当议擢用。”[13]随后，乾道三年十一月、乾道六年十一月、乾道九年十一月，其南郊赦书均再申明此制。若按“每路一、二人”的标准推算，每次择选遗才总数应在二十人左右。但每次究竟有几人得荐，有几人获得赐科名，均不得其详。

3.献文赐科名

献文赐科名分献家藏文献赐科名与献个人著述赐科名两类。一般是先由士子自荐上报，再经单独考试，合格者赐科名。如:乾徳中，涉弼、彭干等诣阙献书千二百二十八卷，诏分置书府，弼等并赐科名。[14]天禧四年(1020)二月，“赐光禄寺丞沈惟温同进士出身，惟温，伦之孙，献太祖、太宗与伦御署书，求赐科名故也”[15]。

4.要职赐科名

在宋代的文武官员构成中，少数任重要文职的官员没有科名，所谓要职赐科名，则指任某些特殊职务岗位的官员，因工作需要而被赐以科名。其一，特殊文职官赐科名。南宋人李心传称:“祖宗以来，两制二史必以进士登科人为之。其后有以才选者，例赐进士出身，虽徐司川、吕君人亦然，重科目也。”[16]赵升亦称:“元非科举入仕而特蒙大用，或赐同进士出身，方可执政，盖国朝法也。”[17]“两制二史”均属文职官序列，要求其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故“必以进士登科人为之”。而“以才选者”虽可以胜任工作，但“例赐进士出身”既体现皇恩浩荡赐科名，又能激励这些人尽忠效力。其二，台谏官赐科名。宋人称:“国朝故事，无出身人不任台职。”[18]偶有无科名任职者，则择机赐科名。其三，宰辅重臣赐科名。在宋代的宰辅重臣中，部分拟任或已任者，常被赐以科名，南宋最为典型，如:隆兴二年(1164)十一月，“兵部尚书钱端礼，赐出身签书枢密院事”[19]。乾道四年二月，“王炎赐出身签书枢密院事”[20]。亁道八年二月，“户部尚书曾怀，赐出身，参知政事”[21]。嘉泰四年(1204)四月，“吏部尚书钱象祖，赐出身，同知枢密院事”[22]。嘉定十五年(1222)九月，“吏部尚书薛极赐出身，签书枢密院事”[23]。其他任官也时有赐科名的案例，因非常制，从略不叙。

5.任子赐科名

自真宗时有臣僚或以恩泽及所转官为子孙乞赐科名者，则召试而授之，后来朝廷下诏并禁止，不得陈乞。景德二年(1005)三月，“毕士安、寇准各以所亲为请，上不得已而从之”，诏令今后“诸王、公主、近臣，无得以下第亲族宾客求赐科名”。[24]景祐元年(1035)三月，“赐光禄寺丞刘玘同进士出身，其妻父枢密副使李谘为请也。仍诏自今献文及恩例与试者，更不赐及第，但赐出身、同出身”[25]。这是对任子赐科名的等级限制。但其“不得陈乞”禁令，也不能信以为真，只是更加从严控制而已。

6.铨试赐科名

哪些人要参加“铨试”，宋人称:“凡任子若同进士出身之人皆赴。”[26]即对恩荫补官、低品级官员任满升迁、科举考中名列第五甲(即第五等)的士子进行的定期统一考试。宋神宗之前，尚无对参加“铨试”成绩优异者赐科名的法令。熙宁四年，改革铨选法，规定:“凡守选者，岁以二月、八月，试断案二，或律令大义五，或议三道。后增试经义。法官同铨曹撰式考试，第为三等，上等免选注官，优等升资。如判超格，无出身者赐之出身。”[27]哲宗至南宋，铨选法虽不断变革，但铨试赐科名始终未废。

7.宗子赐科名

至仁宗初，赵宋宗室的第三代、第四代繁衍日众。他们集中居住、集中教育，但还没有参加科举的硬性规定，因此也无科名。皇祐元年(1049)六月，“右清道率府率叔诏，试于学士院中格，特赐进士及第”[28]。治平三年(1066)五月，始令:“宗室入学十五以上通两经者，大宗正以闻。命官试论及大义，中者，度高下赐出身，或迁官。”[29]

三、宋代非经科举赐科名的形式与程序

1.赐科名的形式

若以是否经过考试为标准衡量的话，宋代非经科举赐科名的形式可判为两类，即:直接赐科名，考后赐科名。直接赐科名属于非常态赐名。其特征有二:一是赐科名的时间是随机的;二是赐科名的对象是特定的，仅适用于少数人。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一月赴泰山行祭祀大典，对其46世孙孔圣佑等六人“授官、赐出身”。[30]考后赐科名属于常态赐名。其特征有四:一是有明确的考试时间要求，二是有相对固定的考试地点，一般在中书“舍人院”进行，三是有指定的考试内容，四是按考试成绩优劣赐相应的科名。前文所述的献文求试赐科名，举遗才赐科名，铨试赐科名，任子赐科名，宗子赐科名等，均属此类。

2.赐科名的考选程序与考试内容

其一，赐科名的考选程序。赐科名的类别有异，其考选程序也不完全统一，但大致可归为四个流程:第一，颁布相关诏令，申明设选的目的、参选条件、考选事宜安排等。第二，按诏令规定标准，履行士子、选人自荐，官员推荐等。第三，按规定例行专场考试，并评定成绩等级。第四，按考试成绩等次，赐以相应科名与授官。其二，赐科名的考试内容。非科举赐科名的考试内容因考选对象而设，考试场次也多少不一。如:嘉祐六年(1061)四月，选“行义文学之士”，诸路推荐共23人，赴京参加考试的仅16人，“即舍人院试论策”。[31]熙宁三年五月，又选有“节行才识学术之士”，诸路推荐共29人，赴京参加考试的21人，集中于“舍人院”考“策、论各一道”。[32]神宗之后诸朝，已很少成规模的举行选行义之士。零散的非科举赐名考试，则时常有之。所考内容，大同小异。孝宗朝曾屡下选荐之令，但究竟几人赴试不详。故马端临称:“凡特旨试艺者，有于中书学士舍人院，或特遣官专试。所试诗、赋、论、策、颂、制、诏，或三篇，或一篇。”[33]其三，赐科名等次，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九，赐科名类别为:赐及第者，有赐进士及第、赐本科及第、赐童子及第;赐出身者，有赐进士出身、赐本科出身、赐三傅出身、赐学究出身、赐上舍出身、赐明经出身、赐童子出身;赐同出身者，有赐同进士出身、赐同三傅出身、赐同学究出身、赐同上舍出身、赐同明经出身。

四、宋代非经科举赐科名制的利与弊

1.宋代非经科举赐科名制的积极意义

非经科举赐科名制是宋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值得关注与品评的“怪象”，其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从选贤任能的角度看，非经科举赐科名制的特质是“行实”优先，这是对科举取舍尚文词的重大修正。所谓“行实”，指士子平常做人做事的业绩表现。常规科举中，重视的是考卷成绩，忽视的是士子“行实”。对此弊端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改革建议也时有提出。如嘉祐五年，时任殿中侍御史的吕诲上书说:“臣窃以科场自间岁以来，人数减半，取之至艰，来者愈滥，其间实有才行遗者甚多。先朝诏诸路津遣行实之士，当时被荐虽有滥名者一二，终是比之常调，得人稍优。若此科不废，诚有所劝。臣欲乞诏天下郡守常切捜访，有学识通明，履行清洁，以名荐于监司。委提刑转运使司同共甄察，实可取者，津遣赴阙。”[34]吕诲对常规科举与举行实的对比评价比较中肯，但他的建议并未付诸实行。不过，两宋间多种形式的赐科名，亦使部分士子获得做官与升官的必备资格。其二，从巩固政权的角度看，非经科举赐科名制的作用功不可没。在宋代的入仕诸途中，有恩荫、有军功、有科举等，但科举已跃居最显赫的地位。科举诸名目中，又唯进士之科最大。非经科举选材赐科名，实质上是把荣誉与部分权力分配给更加广泛的社会阶层，从而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无疑是吸引士子、巩固政权的有效举措。其三，从提高执政能力的角度看，非经科举赐科名制是激励官员在职学习的重要手段。宋代的低品阶官员，多数非经科举入仕，参加年度例行的铨试成绩优异者则可获得科名，并从优升迁，不合格者，则不准出官任职。南宋人杨万里评曰:“铨试之法，上至于公卿，下及于大夫士，近至于权贵，远至于寒畯。其子弟以门荫补官者，非中铨试，不许出官。此非特为国选才也，乃所以为公卿士大夫教养其子弟之才也。此非特为国惜名器也，乃所以为权贵寒畯之子弟得之之难，而爱惜其官也。人惟教而成才，然后可以使之临民。人惟爱惜其官，然后可以责之律己。此近世之至良法也。”[35]这种制度体现了明确的用人导向，即激励无科名官员认真学习相关知识，以求获取科名。

2.宋代非经科举赐科名制的主要弊端

其一，非经科举赐科名的形式多样，作为一种制度缺乏应有的严谨性与规范性。除铨试赐科名一项外，如献文赐科名、任子赐科名、宗室赐科名等，均无严格的考试时间、考试内容、赐名等级的统一标准设计，随意性较强。尤其对少数人免试赐科名，更失公允。其二，非经科举赐科名的考试监管不力，舞弊程度甚于科举。最为严重的是代名入试，虽屡有申禁之令，但却屡禁不止。淳熙三年(1176)三月，韩元吉在奏章中说:“铨试之弊，甚者身不至场屋，赂他人冒名入试，无以辨其真伪。而又门禁不密，有自外传稿本而入者。”[36]敢如此作弊者，非权贵之家，则富余之室。其后果是考试成绩失真，名实不符，影响了朝廷自诩的公正形象。其三，非经科举赐科名制常为权臣操纵，受益者多为亲友。在真宗、仁宗两朝，宰辅之臣为子、侄、孙等求赐科名已成惯例。神宗朝以后，略有节制。南宋初，不仅秦桧为其亲信求赐科名，武臣张俊亦为其兄求赐科名。显见，赐科名已演化为一种特权，严重背离了选才赐科名的设计初衷。

注释

①王定保:《唐摭言》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②洪迈:《容斋三笔》卷七《唐昭宗恤録儒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1册。③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一百十四《周书》第五，商务印书馆，1975年。④⑦[33]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一、卷三十、卷三十三，中华书局，1986 年。⑤⑥⑩[11][12][15][24][25][29][31][3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一、卷十八、卷一百九十三、卷二百十一、卷二百十七、卷九十五、卷五十九、卷一百十四、卷二百八、卷一百九十三、卷二百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⑧⑨[13][18][28]《宋会要辑稿》，选举三、选举三、选举三十四、选举九、选举三十二，中华书局，1957年。[14]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百二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74册。[16]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二，中华书局，1936年。[17]赵升:《朝野类要》卷三，商务印书馆，1939年。[19]《宋史》卷三十三孝宗一，中华书局，1977年。[20]《宋史全文》卷二十五上宋孝宗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21][22]《宋史》卷三十三孝宗二，中华书局，1977年。[23]《宋史》卷四十宁宗四，中华书局，1977年。[26]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三《取士》，中华书局，1936年;《两朝纲目备要》卷二光宗绍熙二年，商务印书馆，1935年。[27]《宋史》卷一百五十八选举志第一百十一选举四《铨法》上，中华书局，1977年。[30]《宋史》卷七本纪第七真宗二，中华书局，1977年。[34]赵汝愚:《宋名臣奏议》卷八十儒学门贡举上，吕诲《上仁宗乞荐举行实之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31册。[35]杨万里:《诚斋集》巻六十九《轮对第三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0册。[36]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十《论铨试帘试札子》，商务印书馆，193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