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旭颉

(枣庄学院 传媒学院，山东 枣庄 277160)

中国古代音乐之所以受重视，音乐理论之所以发达，和中国礼乐并重的传统是分不开的。中华民族是重礼乐的国度，许多文献中的表述都是礼乐并提，如孔子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1])，“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礼记·孔子闲居》[2])，《乐记》中也说“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干戚之舞非备乐也，孰亨而祀非达礼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穷本极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3]等等。这同时也使中国的音乐理论具有了另一个特质，即重视其教化功能。这种音乐理论从本质上说，并不是美学模式，而是“美教化，厚人伦”的伦理学模式，音乐所表达的是社会风气和人们的道德修养，而不是艺术技巧。以《乐记》为典范，“乐教”思想贯穿整个音乐理论体系的始终，是中国古代音乐理论中的核心。

纵观古代典籍中的论述，可以用“广博易良，中正谐和”来概括乐教的基本特点。“广博易良”，是《礼记·经解》中提出的，“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3]孔颖达《正义》解释说：“乐以和通为体，无所不用，是广博，简易良善，使人从化，是易良。”[4]朱自清在他的《诗言志辩》中提到这些时认为，广博易良的乐教只不过是诗教“温柔敦厚”的注脚罢了。其实乐教并不一定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因为上古时期并没有什么证明诗比音乐所处的地位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