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民

(南京晓庄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

王鼎钧先生自小跟着母亲上教堂，后曾一度远离教会，1975年，他复又皈依基督教会。即使在远离教会的岁月里，他仍是一个自修的基督徒。作为基督信徒，他又喜读佛经，“有志以佛理补基督教义之不足，用以诠释人生，建构作品”[1](P279)。在《宗教信仰与文学创作》、《高更高》、《王鼎均答问集锦》等文章中，他对文学与宗教的关系又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阐释。由此来看，其散文创作与宗教关系甚密。关于基督教与其散文意蕴、风格等方面的关联已有学者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拟从修辞学的视角来讨论《圣经》与其小说化散文文体的关系。

一

《圣经》既是一部宗教圣典，又是一部文学巨著。《圣经》的律法书、历史书、故事书、诗歌书、启示书和福音书等采用叙事性散文和抒情性诗歌写成，占《圣经》的大部分，另有一部分像先知书、使徒书信等则属于论说文。罗曼·雅柯布逊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曾论述过修辞与文学文体之间的关系，认为“在俄国抒情歌谣里，隐喻的结构居支配地位；而在英雄史诗里，转喻方式则占有优势。”[2](P419)叙事散文基本上是依据邻近性原则组织语言、结构，而抒情诗则靠相似性建构文体。“对诗来说隐喻是捷径，对散文来说转喻是捷径”[2](P421)。由此可知，《圣经》的主要修辞方式是隐喻、转喻和议论，在这些主要修辞方式的支配下，对主题材料加以处理，对教义进行阐释论证，以达到传播宗教教义、智慧和情感，发挥修辞的劝说、说服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