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田

(香港科技大学 人文学部，香港 999077)

一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1932～2010)在对“近代性”的讨论中，不是把作为地区性的、欧洲的“近代”(日语中“近代”即modern)的概念看作是不证自明的，可以作为解释中国的当然“方法”，相反，他提出：

如果要在本来和欧洲异体的亚洲看透“近代”，那就只有上溯到亚洲的前近代，并在其中找到渊源。也就是说，以亚洲固有的概念重新构成“近代”。①

他对明清中国思想和制度的研究，正是希望找到一系列新的概念来重构“近代”。比如，他对“乡里空间”和“乡治”的发掘，对“公论”和“封建”的重新探讨，对辛亥革命的渊源再解释，都体现了以“千年”为单位在历史纵深中理解中国的努力。在他那里，中国不再仅仅是对象，而是从对象的位置上解放出来，可以提供一种重新认识世界史的“方法”。②

虽然，沟口雄三所用的“近代”一词基本相当于汉语中的“现代”，但他对“近代”的批判性论述，却为我们重新使用“近代”这个概念来表述中国的“早期现代”(early modern)，提供了某种基础。这里的“近代”，不再是依靠任何抽象的理论可以整合起来的叙事，而是充满不间断的运动与抵抗的张力场；不再是作为进化论和目的论意义上通向“革命”或“现代”的过渡，而是传统中国基体形态的蜕变与再生。“近代”同时具有对“现代”的追求和超越的双重性，或者更准确地说，始终保持着相对于经典现代性的差异性。

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中重访中国近代，我们很自然会对近代文学与文化史中的重要社团——南社的特殊意义作出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