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 英

由立足于世纪之交的美学基点考察可知，鲁迅的美术出版理念，十分鲜明地表现出世纪之交的求新求变的现代意识。无论是本质论、特征论，还是鉴赏论、创作论，鲁迅常把文学与美术等量齐观，从幼年喜爱民间花纸（即年画）到晚年提倡新美术，自费印行画册，译介外国艺术理论，鲁迅的美术出版理念一直站在时代的潮头，成为崭新美术出版理念的引领者。鲁迅的美术出版理念的现代性特征见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与时俱进：美术出版引路的先觉

早在20 世纪初，鲁迅已经开始在美术出版方面与时俱进了。在1919 年年初的《随感录》里他就指出，美术家应该是“引路的先觉”，美术品是表记中国民族智能最高点的标本。[1]1927 年，在陶元庆的画展开幕之际，鲁迅再度提倡美术用“觉醒、挣扎、反叛”来参与世界，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3000 年的桎梏里断然不行。[2]

20 世纪上半叶，随着西方美术技法的引进，西方美术史论也被引进中国，中国的一些学者、美术家和作家陆续编译或翻译了一批介绍西方美术史论的书籍，这些编译作品有些是根据日本学者编译的西方美术史再编译的，是编译的编译，其大多内容简略。1928 年, 在《奔流》的编校后记里，鲁迅提出作品中美术插图的重要。他坦言，之所以翻译《坦波林之歌》《跳蚤》等三首诗作，全是因为插画，译诗不过是充充配角。[3]可以看出，鲁迅十分强调美术作品的引领作用。

鲁迅先生对封面设计的观念是，不排斥吸收外来影响，提倡继承民族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