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境与儒家命运——1949年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

闫 帅

1949年以来，儒家在中国的命运经历了“J”字型的变化趋势，从“反儒”到“复兴”，根源均在于国家政权建设之需要。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在国家政权建设上表现为“与国民党政权作出区分”。由于儒家思想之于蒋介石和国民党，不仅内化于心而且外化于行，“孔子”、“儒家”和“蒋介石”、“国民党”被并列在一起受到批判，“反儒”运动由此在大陆展开并不断走向强化，直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批林批孔”运动。但毛泽东本人对儒家文化的态度显得有些模糊，“反儒”更多的是一场“反蒋”、“批林”的政治运动。改革开放在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引致传统文化和国人精神信仰的危机，“原子个人”和“伦理侏儒”成为社会常态，西方文化的输入直接影响到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这种态势唤起了国民内心深处的民族主义意识，在国家层面要求作出“我族”和“他族”之分，在社会层面要求重塑文化信仰。在此背景下，中共逐步重新肯定并支持儒家文化的复兴，但目前试图复兴的儒学的价值理性没有完全驾驭消费至上的工具理性，更未内化为国人的心灵追求和价值认同，儒学被严重地庸俗化、浅薄化、商业化、娱乐化和标签化，所谓“儒学复兴”呈现严重的得“势”不得“理”的非均衡发展模式。如果不解决儒家文化内力不足、根基不牢等问题，儒家文化便难免再次成为象征性治理的政治符号，难逃其工具性的历史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