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化敏

（本文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讲师 北京 100872）

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运动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和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独立探索，而且培养造就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对于此后中共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左翼文化运动的既往研究，已经充分关注到中共左翼文化运动的政策方针、左翼文化团体、左翼文化人物与左翼文化各领域的活动与成果以及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评价等基本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一是左翼文学构成左翼文化运动研究的重心，文学史研究者介入最多，对于经济学、史学、国际政治在内的新社会科学运动的研究还显单薄；二是对于左翼文化人物的研究仍显单薄，细致深入的个案探讨较为少见①关于近年中共左翼文化运动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学术史梳理可参见林伟民： 《中国左翼文学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陶柏康、谭力：《中国共产党与左翼文化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刘辉：《民国时期中共党人的 “社会科学”观初探》，《人文杂志》2008年第6期；朱法娟、张太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左翼文化运动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2期；等等。。

本文以往常较少关注的左翼文化人物何干之为个案，探讨其在左翼文化运动中的社会活动和理论建树，展示这一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如何在20世纪30年代的抗战救亡形势下集结于左翼文化战线，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创造革命文化成果，并赋予中共文化建设以何种影响。

一、抗日救亡与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成长

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尽管国共政治对峙，国民政府加强对文化教育领域的管控，但日本侵华加剧国内政局动荡，加上苏俄革命文化理论的传播和中共的组织动员，中国左翼文化运动遂形成并迅速发展于北平、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大中城市，构成文化界抗日救亡的重要活动。

左翼文化运动之所以形成规模，与左翼知识分子的成长密不可分。这些人文知识分子尽管人数众多，年龄和经历不尽相同，以后的人生道路也存在一定差异性，但亦表现出较为普遍的共同特征，即均奉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关怀现实的激进立场。尽管无法一一枚举，但从学界熟知的一些左翼人物来看，这一代知识分子大抵出生于20世纪初，家境大多殷实，幼时受过传统文化的启蒙，青少年时期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20年代末30年代初受到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登上左翼文化舞台，走过一条从改良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从一般爱国知识分子到中共文化战士的道路。

何干之 （1906—1969）是左翼文化战线的一员健将，他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历程是左翼知识分子群体成长史的一个缩影。由其观之，左翼知识分子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他们不同程度地吸收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营养，产生了改造社会的人生理想。何干之1906年出生于广东台山县的一个华侨之家，幼时被同族前辈赞为 “吾家之千里驹”，从1925年起逐渐受到五四新思潮的影响，撕掉原来贴在案头的梁启超开列的 “国学研究书目”，转向阅读 《新青年》 《向导》等刊物以及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瞿秋白等人的文章，接触到基尔特社会主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主张，逐渐放弃了 “教育救国”的理想。他后来感言说：“回忆我少年时读了胡适之的有条有理显浅明白的文章，读了陈仲甫的慷慨激昂，尖锐明快的鼓动文章，不知不觉中也会五体投地。”①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刘炼编：《何干之文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44页。1926年他考入广州中山大学后，受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阅读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刊物，思想进一步发生变化。1928年，他因思想左倾被学校开除后，回家乡台山担任中学教师，始以 “谭秀峰”为笔名在报纸上发表10余万字的社论和文章，宣传反封建、倡导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推动教育改革，在追求革命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②何干之：《1928年—1931年台山新闻界情形》（1968年10月18日）。

其次，海外留学尤其是留日经历构成左翼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渠道，为其登上左翼文化舞台奠定了理论基础。何干之先后两次赴日留学。一是1929年至1931年，先后入东京早稻田大学专修科、明治大学经济科学习，自学日文、马克思主义、文学和社会科学③《谭超夏谈何干之留日的一些情况》（1980年6月8日）。。期间，他受到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藏原惟人和秋泽修二等人的思想影响，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如 《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 《列宁主义基础》等，还广泛涉猎了《普罗科学》《战旗》《产业劳动时报》等日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二是1935年5月至1936年春，在中共上海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后，再次东渡日本求学，更为明确地自谓 “学点马克思主义，将来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④何干之：《何干之日记》（1969年1月10日）。。两次留日经历使何干之阅读到较多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加深了自己的理论修养，为参加左翼革命文化斗争提供了知识储备。

再次，积极从事群众文化运动，构成他们参加中共左翼文化斗争的演练。自1928年起，何干之走出书斋，参加现实的文化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中国留学生在东京银座大街的罢课游行，事后被遣送回国。1932年秋，何干之担任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国民大学教员，成为广东知名的左倾教授。他在找不到中共组织的情况下，先后组织成立世界情势社、普罗文化同盟，后推动广州左翼文化组织实现大联合，于1933年4月成立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 （广州文总），担任文总书记，确定了宣传革命理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迎接红军到来的宗旨。文总的主要活动是学习马列主义与中共关于时局的主张，出版 《大众科学》 《新路线》 《星光》《诗刊》《地下火》等油印刊物，在街头散发抗日反蒋传单，张贴革命标语，排演反映劳动大众苦难和宣传抗日救亡的进步剧目，开展面向群众、揭露社会黑暗的社会调查等。1934年，因为广州当局的镇压，广州文总停止活动，何干之被迫转移到上海。广州文总虽然对内对外均无中共组织关系，却使何干之登上左翼文化运动的舞台，具有了从事革命文化斗争的体验。

自1934年2月起，何干之参加上海左翼文化运动，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和中共，与艾思奇、柳湜等人编印刊物 《时代论坛》。他在自传中剖析入党的原因是家庭经济的破产与思想的转变，慨言：“如果我的父亲成了资本家，我早已留美，也许变成另一种人了。又因在中大 （中山大学——引者注）那几年中，目睹了时局的大变，又接近了新的思想，又在日本研究过马克思学说，回国之后，又在广东参加过文化运动，这些都是我入党的主要原因。”①何干之：《何干之自传》（1943年6月10日），刘炼编：《何干之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2006年，第8页。1936年自日本归国到上海后，何干之凭借扎实的理论修养和勤奋写作，成为左翼文化斗争中的一员健将。

更重要的是，在世界性的集体向左转的“红色的三十年代”，中国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构成左翼知识分子关怀社会现实的内在动力。在日本加紧侵略中国，国内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发展的时代环境中，何干之大声疾呼社会科学家应该勇敢担负起抗日救亡运动的历史使命，直言 “中国社会的变革，赋与我们思想家的责任实在太大了”②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刘炼编：《何干之文集》第2卷，第142页。。从1936年起，他写作取 “何干之”为笔名，即 “何以干之”的意思，立志为马克思主义的党做文化斗争的工作，而他的革命伴侣梁媛雄取名 “梁唯文”，即 “唯文化斗争而为”的意思，就是这个问号的答案③何干之：《何干之自传》（1943年6月10日），刘炼编：《何干之纪念文集》，第9页。。为此，他建议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从三个方面担负救亡的职责：第一，研究国防经济，研究帝国主义如何掠夺我国资源，研究我们如何保护和开发资源；第二，分析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对抗日的关系；第三，研究如何搞好思想发动，动员一切抗敌力量投入抗日最前线。可见，他把著书立说看作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理论武器。为回答这些问题，他以战斗的姿态在很短的时间内撰写了大量评论国际政治经济和中日战争的著作和文章，考察了中日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以及中华民族联合起来的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必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进行持久抗战的理论、政策，以行动实践了社会科学家的历史责任。

1936年6月至1937年7月，何干之凭借扎实的理论修养和勤奋写作，为上海各进步杂志和出版社写稿写书，多数由邹韬奋创办、张仲实担任总编辑的生活书店出版。这一时期，他处于文化学术创作的高峰，主要著作有 《列强支配中国的经济网》（与李凡夫合著）、《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日国力的对比》（与李凡夫合著）、《转变期的中国》《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等。据不完全统计，他共出版六七本著作，发表30多篇论文，共约70多万字，平均每三四个月就写出一本10余万字的专著。从研究领域来看，他涉及政治、经济、历史诸多方面，可谓广博。这种 “井喷式”的学术创作，是何干之在经济常无着落、不断躲避当局追捕、东奔西走于国内外的艰难时境中，始终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现实问题，进行大量资料工作与理论储备的结果。这是他一生当中理论著述最丰硕的时期。何干之因此在中共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很快成为国内外颇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从 “教育改造论”的服膺者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信奉者，再到加入中共，成长为中共文化战线的理论战士，这是何干之参加左翼文化斗争后思想发展的产物，代表着当时左翼知识分子思想发展的基本轨迹。

二、关怀现实的理论建树

在左翼文化舞台上，以何干之、艾思奇、张仲实、李凡夫、周扬为代表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在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语境下，创造出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构建新社会科学体系的文化成果，形成一个独树一帜的马克思主义早期学派，构成了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坛的一道风景。

左翼文化学者耕植的学术文化园地很广阔，不仅涉及当时所有的学术领域，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辟了很多新领域，一些左翼学者往往有 “百科全书”的治学特点，所涉领域既广且杂，因此难以以一文而观其全景。从何干之来看，他的理论建树主要是：

1.关注经济问题，倡导经济学。从经济学入手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是何干之研究工作的一大特点和基石。何干之视经济学为 “公民常识必修课的第一课”，力倡输入西方经济学理论，号召学人深入研究经济问题。他幼时读古文时，对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记忆深刻，因为这句警句打动了他的心灵，给他一个有力的启示—— “做事应从基础做起，认识应从根本着眼”。由此，他把经济学作为国民认识和再造中国社会的工具，强调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为欧美社会科学的一门主要学问，中国尽管翻译了德国、俄国、日本的经济学入门书，1928年后经济问题的著作流行最广，销量最大，但是经济学理论的输入有待于继续深化和广泛化。他认为，一部剩余价值学说史就反映了由亚当·斯密、李嘉图至卡尔及其后继者的经济学说的变迁，呼吁中国学者应该有计划地翻译古典经济学名著。

何谓经济学？何干之指出，广义经济学是应用新哲学的方法论，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现象的学问；狭义经济学是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 （生产关系），研究它的发生、发展和没落的学问。他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以唯物史观为工具，根据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的观点，先从经济制度的分析入手，了解政治运动的形式和动力，进而探讨中国革命问题。

何干之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是中国政治理论的测量器，通过分析经济关系来研究各种社会政治关系是一条捷径。他指出：“要认识一个社会，必先认识它的生产方法或生产关系。认识了这一点，方才知道某个社会中人与人间的关系和矛盾，提出各式各样的医治方案来。”①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刘炼编：《何干之文集》第2卷，第144页。在他看来，只有以先进的认识工具才能把握中国社会的性质，只有把握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辨明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对象，这是探讨中国经济问题与中国革命问题二者关系的基本逻辑。他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强调说：“要把握中国社会的性质，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我们可以说，只有正确地应用新方法论，以分析中国经济现象，然后晓得中国是一个什么社会”，“根据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来估量各社会层对革命所抱的态度，中国现阶段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是什么？同盟力量是什么？革命的主要对象是什么？”②何干之：《怎样研究中国经济》，刘炼编：《何干之纪念文集》，第80、81页。

在评述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时，何干之既指出论战是经济学界的空前盛举，又强调不应当浅尝辄止，呼吁经济学家关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并建议 “不妨再发动一次经济问题的论战”，重新估量已有的研究结论，深入研究工业、农业、金融、财政诸问题，进而经过综合分析写成中国资本主义发达史、中国工业论、中国农业论、中国金融资本论、中国财政论与中国社会构成论，以完成经济学上的新启蒙任务。

从其理论著述来看，何干之早期著作都是关于经济问题的。1934年9月出版的 《中国经济读本》（上海现实出版部），是目前所见何干之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问题的首部著作。该书 “始终企图以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这个主题为经，以真实的材料为纬，使理论与实际纵横交错，把中国经济的真相，和盘托出”①何干之：《中国经济读本》，刘炼编：《何干之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31页。。之后，他与李凡夫合著有 《列强支配中国的经济网》一书，阐明西方列强如何布置经济网并一步一步使中国沦为殖民地。

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为指导，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并以之与中国革命问题相连接，是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普遍认识。何干之以经济学为工具，探究 “中国要向何处去”，深化了经济学界对一系列问题的认识。

2.“半殖民半封建”的论战总结。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国思想理论界开展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紧接着进行了与此密切相连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 （以下统称 “大论战”）。这一场主题一致而内容分为三个方面的大论战，从1928年起至1937年结束，长达10年之久，以上海为中心波及全国，先后有代表各种观点的50多种期刊参加论战，发表有代表性的论文143篇，发行有关专著32部。这场大论战既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各派政治势力围绕 “中国革命到底选择何种道路”这一核心命题的现实性的思考和答辩，是中共党人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问题和中国革命出路的探索，又是中国学术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尝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在民国学术舞台上的集体登场。对于这样一个充满现实关怀和学术争辩色彩、影响极为深远的重大事件，中国学术界作出系统总结的第一人是何干之。

1937年1月、6月，何干之的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先后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对当时整个论战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和评价。他为大论战作总结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出于对这场论战的长期关注和深刻洞察：“这一次思想界的盛事，至今也还没有人肯作结算的工夫。我抱着这个目的，是几年以前的事。”②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刘炼编：《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183页。

关于大论战发生的背景，何干之指出论战“成为思想运动的核心，不会是无底无根、无头无脑的”③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刘炼编：《何干之文集》第2卷，第89页。。他首先揭示了论战的国际因素，指明其与国民革命时期苏共、共产国际内部围绕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争斗之间的内在关联：“这是一场有国际意义的论战”，中国、苏联、日本代表各派思想体系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历史科学家都出场参加， “对于中国社会的分析解剖，对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研究，在民国15年国民革命军奠定了广东全局出师北伐的时候已在苏联开始了”④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刘炼编：《何干之文集》第2卷，第145、89页。。其次，他阐明大论战 “并不是好事的文人的妄举乱动，而是革命实践的紧急要求”⑤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刘炼编：《何干之文集》第2卷，第88页。，是1927年革命陷于低潮后革命战线内部的自我批判，是各党各派检阅革命失败原因，规定和宣传自己的革命政纲，打击敌对党派政纲的产物。大论战之所以引起中共党内和思想理论界的共同关注，恰因为其与中国革命运动脉搏的跳动相一致。这种关于论战背景的分析是立体多维的，从国际到国内，从远源到近因，从敌到友的各党各派，都有涉及，使人们能够站在广阔的背景下思考这场论战的意义。

何干之始终视旷日持久、辩题繁多的大论战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精准地揭示出论战的目的、核心、焦点和症结。他指出这三场论战是 “关于一个问题的多方面的探讨”，都是 “认识过去、现在与追求未来的准备工夫”⑥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刘炼编：《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186页。。

关于论战的内容，何干之指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主题是：一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关系，二是帝国主义对民族资本的影响。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主要涉及：一是亚细亚生产方法是什么？中国曾否出现过这样的时代？二是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中国奴隶制和希腊、罗马奴隶制的区别是什么？三是中国封建社会有什么特性？中国封建经济长期停滞的根源是什么？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内容是：中国农村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挽救中国农村经济破产的出路是发展农村生产力，还是变革农村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的出路是解决 “愚穷弱私”，还是反帝反封建？等等。

关于三场论战的关系，何干之认为它们虽然时间有先后，问题有侧重，但始终围绕中国社会性质的课题展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是认识现实的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是放大眼光追寻中国过去的历史，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则是基于落后农业国的国情，由农民运动在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因此，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是总论争的核心。他精辟地总结出大论战的症结在于如何认识帝国主义、民族资本和封建残余三种社会势力的相互关系，这是几年来中国思想界论争的 “焦点”①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刘炼编：《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216页。。他通过批判 “托派”的观点，判定帝国主义在三者的相互矛盾中起着主导作用。上述见解揭示出论战各方争论背后的关键所在。中共党内 “左”右倾及托派的认识皆源于此，而找到解开这一症结的钥匙，也就构成了中共探索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基础。

何干之高度评价了论战的收获—— “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经过大论战，中国思想理论界一方面从横向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各方面的关系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一方面从纵向把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与帝国主义入侵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做了比较具体的分析研究，从而把 “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两个原本独立分散的概念连缀起来，用作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总概括，使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得到了充分的理论论证，并广为接受。经过大论战的推动，中共开始自觉地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认定为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唯一正确结论，进而形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

在这一理论形成过程中，何干之富有创见。1934年，他在 《中国经济读本》中自称 “始终企图以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这个主题为经”，率先提出 “半封建性半殖民地性是中国经济的特点，这种社会可以叫作 ‘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社会’”②何干之：《中国经济读本》，刘炼编：《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31、42页。。1936年11月，他在 《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进一步提出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概念③何干之：《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刘炼编：《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120页。。1937年1月，他认为 “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社会的定义，在此已有了一个雏型”，进一步概括了 “半殖民地”与 “半封建”的辩证关系，“半封建性不过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半面，除了这半面以外，还有一个半面，就是半殖民地性”④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刘炼编：《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211、214页。。进而，他运用辩证法深入阐述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 “过渡性”；（二）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 “互为因果性”； （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 “普遍性”和 “特殊性”，中国属于 “特种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他最后得出结论：“有人问中国是什么社会，我可以丝毫不用迟疑来答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或换一句话来说，就是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社会。”⑤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刘炼编：《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199页。上述分析全面系统地说明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既有力批驳了把这一概念简单化的谬论，又澄清了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一性的认识，使这一论战成果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传播。

又如关于 “亚细亚生产方法”这个模糊混乱的概念，何干之反对从政治公式出发来辨别社会形态，反对随意拿 “专制主义”、“前资本主义”、“先资本主义”这些笼统的术语来套中国社会的构成，而是倡导一种 “折中方案”，既兼顾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与中国的相关性，同时又要承认中国没有脱离历史发展的普世法则，从而一举两得，在使得对于 “亚细亚”社会的解释合理化的同时，还解决了为什么中国的封建社会从未能够完成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并阐明反封建的革命才是中国发展的需要。著名经济学家吴大琨认为，何干之在30年代的见解 “实在是了不起的卓见”①吴大琨：《吴大琨致刘炼信》（1981年9月30日），刘炼编：《何干之纪念文集》，第408页。。

何干之对大论战的总结具有打扫战场、检阅成果、展望未来的现实意义，受到思想理论界的高度评价。他对论战所做的综合评述，既详尽介绍了论战的背景，特别是苏联、日本学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的观点，同时也融入个人对大论战的立场和观点，成为中国革命史视角下的经典解释，即强调这场论战对于马克思主义战胜托派，形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社会功能。

3.“新的民主革命”的创见。由研究中国经济入手，通过明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性质，何干之着力探索大革命后的中国革命问题，形成中国革命既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推翻封建社会的民主革命，也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由 “下层势力”领导的反帝反封的 “新的民主革命”的观点。

何干之通过分析中国革命的主要根源，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三者明确定为中国革命的对象，指出三者汇合为一即是中国革命的基本条件—— “反帝反封建反资本的运动”。他依据革命对象，指明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并以 “皮毛论”比喻反帝与反封的逻辑关系。②何干之：《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刘炼编：《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163—164、168页。在比较中国与欧美的革命后，何干之认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是工人农民而不是市民阶层，工人阶级又是革命战线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基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殊国情，何干之进而认为 “革命决不是脑子里的空想，也不是急进小资产阶级的幻梦，它有一定的步骤和一定的等级，不能跳跃，不能躐等”。中国首先要完成反帝的民主革命，然后再可以向反资本的社会主义过渡；革命的前途 “不是单纯为了取得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决条件，乃在先进工人国家的援助下，不通过资本主义，而和平地转入社会主义阶段”。③何干之：《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刘炼编：《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160、166页。他把二者的关系概括为革命过程中的 “两着”，好比登梯，是一级一级地上升。

作出上述分析后，何干之得出结论：“客观的革命形势和革命主体的变化，规定着中国革命采着新的形式，规定着中国革命不是过去的重演。”④何干之：《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刘炼编：《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166页。他论述道：虽然革命初期的火把是由知识分子燃烧起来的，市民阶层在过去的国民革命时代也领导过革命工作，但革命的最后担当者是工农民众。这种革命主体的变化，使革命政权不是普通所谓 “国民会议”，而是工农民主主义，即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的民主革命；不是普通的民主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转到未来社会的过渡形式；不是纯社会主义，也不是带着完成民主革命认为的社会主义或急速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民主革命，而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的民主革命。可见， “新的民主革命”的概念具有较为明确的内涵和外延，与社会上、中共党内的一些观点具有明显区分：它既不是国民党鼓吹的 “国民会议”式的民主宪政，也不是 “托陈取消派”主张的英美式的民主主义，更不是中共党内 “左”倾机会主义者鼓吹的 “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由内在规律性规定的具有特定阶段和有机衔接的民主革命。

这个观点离不开何干之对中国革命的历史与现状、理论与实践的系统考察和科学分析：一是依据对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考证，从物质基础、经济水准的角度说明革命两个阶段的必然性，强调 “经济发展的水准规定着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⑤何干之：《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刘炼编：《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161页。；二是借鉴俄国革命经验，认为 “中国革命决不是俄国革命的重演”，其 “新景象”在于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起于总危机时代，革命的元凶是帝国主义”⑥何干之：《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刘炼编：《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165页。；三是较为完整地阐述该观点的内容，将中国革命的性质定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军阀，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和实现民族解放，革命的政权是工农民主主义，革命分 “两着”进行，革命发展的前途是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过渡是有条件的，不是急速的。

何干之是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与艰苦的学术研究条件下，独创性地提出 “新的民主革命”的观点。在当时的上海，中共的文化工作者无法正常获得中共中央文件和马克思主义著作，马克思主义既不能公开研究与开展交流，并且还面临来自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挑战。这个观点在中共形成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具有理论探索的开创性作用。

4.近代启蒙运动演化的真义。参加大论战的经历使何干之的研究方向发生了从经济学向历史学的潜在而深远的转向。当时马克思主义新史学还很年轻，何干之把整理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工作视为其 “与史学交涉的开始”，坦言自己研究历史是 “被迫上梁山的结果”①何干之：《中国历史上农村公社的再评价》，刘炼编：《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391页。。他不是从事具体的史料工作、为研究而研究的学者，而是基于历史与现实的 “不可分离”，为着彻底了解现实问题才探讨历史问题。他认为研究历史应明晓历史问题的现实意义，先读历史方法论，接着读历史教科书，再读中国通史，最后才可以研究中国社会史之类的专题。这种历史研究的程序，代表着以唯物史观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要义。其史观优先于史料的立场，用何干之的话说：“史的物本论是历史的方法，历史是史的物本论的应用。”②何干之：《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基本知识》，刘炼编：《何干之纪念文集》，第74页。

何干之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的主要建树，是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运动史研究的先河。在他看来，研究启蒙运动史是整理批判中国思想史的重要工作，中国近代思想运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过程的伴生物，其主要任务是灌输民主科学思想，解脱愚昧、迷信与盲从的启蒙运动。

依据近代中国经济与政治的变化，何干之划分了近代中国思想运动史的谱系，即 “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新社会科学运动——新启蒙运动”的7个先后相继、环环相扣、依次上升、逐步扩大、程度加深的思想运动进程。进而，他依据思想运动与社会运动结合的程度，以1927年为分水线，将洋务运动至五四运动期间的启蒙运动总体上归入自上而下的以上层分子为中心的低级阶段；将1927年的新社会科学运动和1936年的新启蒙运动归入自下而上的以下层国民为中心的高级阶段。在他看来，以下层国民为中心的启蒙运动才是 “启蒙运动的模范”。

在概述启蒙运动的演变时，何干之格外注重对精英人物思想的评析。针对20世纪30年代 “思想界的荒芜状态”，他不禁叹道 “我们的思想家躲在什么地方？”③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刘炼编：《何干之文集》第2卷，第142页。他倡导研究西方启蒙运动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及其学说的演变，认为培根、霍布斯、笛卡尔、斯宾诺莎、狄德罗、拉梅特里、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卡尔（马克思）、恩格斯、伊里奇 （列宁）等西方哲人都需要全国各派的思想家加以专门研究与学习。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精英人物，从洋务派领袖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到戊戌维新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从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到五四运动健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从新社会科学运动的各派学者，直至新启蒙运动倡议者陈伯达、张申府、艾思奇、柳湜，何干之都予以重点剖析，藉此展现近代启蒙思想发展的历史脉动，揭示近代启蒙运动所达到的历史高度。

在评判历次思想运动时，何干之运用唯物史观具体分析思想运动当时具有的启蒙意义，同时又站在时代高度揭示思想运动的不足与缺陷。他的评价较为中肯，如：洋务运动既是洋务派企图利用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来巩固和维持没落的封建专制国家，又对妄自尊大的天朝起到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观念的作用；戊戌维新是上层分子的改革运动，锐意变革政治机构，主张以东方文明为主体，部分输入西方的思想，并把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辛亥革命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运动，粉碎了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没有坚实的民主要素，未能与民众运动相联系；五四运动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文艺复兴，在中国思想界中种下了无数 “革命的种子”，但不免患有“早熟病”，显得 “少年老成”；1925年的国民革命表明思想运动开始步入以下层国民为中心的新阶段，但仍然落后于实践，跳不出标语口号的圈子；新社会科学运动以大论战为核心，纠正了以往思想运动与社会运动互相脱节的倾向，开始真正转向以下层民众为中心，是对启蒙运动的第一次否定。

何干之把抗战后兴起的新启蒙运动视为启蒙运动的 “第二次否定”。1936年9月至1937年夏，北平、上海等地的进步文化界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倡导的 “民族复兴运动”，旨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新启蒙运动。他是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之一。1937年6月，他与艾思奇、吴清友、李凡夫、夏征农等上海文化界人士应 《读书》杂志社的邀请，举行了新启蒙运动座谈会①艾思奇、吴清友、何干之等： 《新启蒙运动座谈》，刘炼编：《何干之纪念文集》，第98—99页。。他借用哲学的 “否定之否定”的公式，概括分析了 “五四运动——新社会科学运动——新启蒙运动”的辩证关系，判定新启蒙运动系 “否定之否定”，因其为 “过去启蒙运动的综合”②参见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刘炼编：《何干之文集》第2卷，第112—113页。。

何干之系统梳理了新启蒙运动的背景、性质、内容、特点及意义。他总结了学界的共识，概括了新启蒙运动的四个特点：思想文化上的爱国主义运动、思想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运动、理性运动、建立现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他分析了四者的密切联系，认为目前思想文化运动是以抗敌救亡、民族解放为依归，以自由研究、自由发表、自由批判、自由讨论为前提，发扬理性，广泛深入地批判一切中国西洋的文化，以建立现代中国新文化的运动。③参见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刘炼编：《何干之文集》第2卷，第124页。

何干之对近代中国思想运动史的开拓性研究，一向为学术界所重视。他的 《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长期被视为启蒙运动研究史上的开山之作。据张仲实回忆，该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论述中国近代思想运动史的专著。它不仅概述了中国近代思想运动的发展脉络，还揭示出历次启蒙运动的规律与得失，从而初步构建出一个较为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运动史的学说体系。后世学者在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时，对何干之的研究成果多有继承④如陈旭麓主编的 《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有关新启蒙运动的章节在史料、观点、结构上基本按照何干之的论述展开。。

三、左翼知识分子学术崛起的象征意义

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中共的左翼文化学者都不是纯粹的书斋学者。他们在生活艰难，从事左翼文化运动时，环境、材料和时间都不允许长期潜心治学于某一问题。他们手头既没有多少参考材料，也没有多少研究时间，他们研究的许多问题更因 “现实性”没有多少人共同研究。对于当年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文章，何干之当时就说过因为著文过快，“连自己也觉得粗糙”⑤何干之、李凡夫：《列强支配中国的经济网》，刘炼编：《何干之纪念文集》，第30页。。

从何干之的个人著述来看，左翼文化学者的社会活动与理论研究具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其一，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础。何干之自言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8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书籍，而且从日本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汲取到较多的理论营养，所以其理论研究少有教条主义气息，体现出可贵的理论探索精神。正是凭借 “服膺尝试的精神”⑥何干之：《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刘炼编：《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122页。，何干之不断在学术的田野里担当艰巨的垦荒工作。

其二，学术研究紧密结合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实践要求。何干之以革命实践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总是根据革命实践的需要确定自己的研究课题。他的理论研究的重点都是从现实出发，着眼于当下，为现实服务。正如他在许多著作的序言中常说的，希望他写的这些读物能对热心救亡的青年研究中国问题有所补益。他与同一时期艾思奇、胡绳、柳湜、张仲实、李凡夫等左翼学者一样，他们的著作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许多人争相传阅这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读物，从中含英咀华，最终走上中共领导的革命道路。

其三，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建构对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新解释。这是何干之学术研究的旨归。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经济基础”、 “上层建筑”、 “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封建社会”、“奴隶社会”、“资本主义”、 “亚细亚生产方式”等模式和范畴，来对中国历史的变迁进行研究和解读。他最终论证的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即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依次演进，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从学术谱系的流变来看，何干之的学术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左翼文化学者崛起于民国学术舞台的一种象征。仅从史学领域来说，今天的学者已经明确得出结论：以郭沫若、范文澜、何干之、吕振羽、翦伯赞等人领衔的“史观派”经由大论战集体登上史学舞台，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新体系，与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领军的 “史料派”形成分庭抗礼之势①参见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7页。。西方学者德里克从 “群体”的角度阐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大论战的起源时，分析了以何干之为代表的这一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教育背景和社会活动以及治学特点，强调 “他们并不是作为职业的历史学家，而是在历史中寻找革命实践问题答案的革命者”②〔美〕德里克著，翁贺凯译：《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4页。。

何干之的学术活动与理论研究是这一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成长的真实写照。他的名字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见诸学界，延安时期声名鹊起，备受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的优待，长期在根据地从事理论工作，成为中共创办革命大学的骨干力量，新中国成立后更是中国革命史与中共党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以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中共党史学家载入史册。无疑，这一代左翼知识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文化学术园地的辛勤耕耘，为新中国构筑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科学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