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霞

一、引言

关于著作权法修改的消息，最近屡见报端。从背景上来看，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于1990年由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并于2001年予以第一次修正。从1990年到2001年，从2001年到2012年，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人为的设计，时空背景的转移已为我们做出最好的诠释，从纸本时代到数位时代，著作权法的修改乃是大势所趋。但任何一项修法工程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因为各个部门法之间存在衔接、保有联系，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工程。且不说著作权法修改对其他法律的冲击，就只以本文的研究主题而论，面对数位化时代著作权法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刑法目录是否足以应对？摆荡在数位化与犯罪化之间，刑事立法究竟入罪抑或出罪？这都是本文拟待讨论的问题。

揆诸历史，刑法与著作权法之间的紧密联系是不容置疑的，著作权法明晰了刑法保护的内容，刑法充当着著作权法保护的后盾。关于此点，我国政府更是身体力行地在执行，199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出台了《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罪的犯罪的决定》，这一决定首次突显了政府用刑法重拳惩治侵犯著作权行为的决心。随后，1997年，我国刑法又在侵犯知识产权罪一节中对著作权的保护设置了两个罪名，即：《刑法》第217条的侵犯著作权罪和第218条的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继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于2004年公布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7年又出台了新的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侵犯著作权罪中“复制、发行”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