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文 善

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术特点和风格*

于 文 善

抗战时期，作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重要力量，重庆史家在其史学研究中重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特殊性，关注史学研究的现实性和科学性，赋予史学研究的民族特色与爱国主义精神，立足于人民群众的立场，其史学研究表现出独特的学术特点和风格。

马克思主义史家；抗战时期；学术特点；重庆

抗战时期，随着大批知识分子纷纷云集重庆和延安，两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获得了迅速发展。这一时期，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身居重庆的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杜国痒、华岗、胡绳、吴泽、嵇文甫等人创办《读书月报》 《理论与现实》 《群众》，或主编《中苏文化》等刊物，并于1942年发起成立了“新史学会”。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重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和延安史学一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深深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史学事业的发展。关于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学术特点的研究过去学界多有探讨，如新中国成立后较长时期内，学术界围绕着中国古史分期等问题的研究，曾兴起过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热潮。不过这一研究无法摆脱当时所具有的为意识形态语境所掩盖的史学研究困境。20世纪90年代后，出版了几部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学回顾和展望的著作，如桂遵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陈启能等的 《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罗志田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姜义华的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此后，关于史家个案研究成果也较多见，如刘茂林等的 《吕振羽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林甘泉的《郭沫若与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史学史研究室的 《新史学五大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德国学者罗梅君的 《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撰：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谢宝成的《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朱政惠的 《吕振羽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王学典的 《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以及部分纪念文集等。进入新世纪，又有几部从史学观念、史学思潮研究的视角探讨的成果，如王学典的 《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田亮的 《抗战时期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侯云灏的《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与变革》（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瞿林东的《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这一时期，学界也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文。但纵观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要么比较零碎，要么不够深入。本文的主旨在于探讨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术特点和风格，并通过比较，认识重庆和延安两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不同方面，以便进一步增强我们对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

一、重视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特殊性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一规律表现在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五种社会形态的更替过程。马克思主义史家以这一理论为依据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注重探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把它看成是合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历史过程。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大论战中，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就已经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进行了高度关注，因为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证的焦点之一就是中国历史发展有无规律性。这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把中国合乎规律的发展问题理解为将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一般的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因此，他们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同世界一般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具有同一性。

在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前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吴泽等人就曾撰写文章，探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如郭沫若的 《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和 《社会发展阶段之再认识》，吕振羽的 《中国社会之史的发展诸阶段》和 《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郭沫若相信：“我们中国，其前资本主义的各个阶段是在罕受外来影响的状态下自然发生出来的，几千年来有一贯的历史”，“我们中国正典型地经历了 ‘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那些阶段的痕迹”①《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2页。。他认为：大抵在人类只知道利用石器或青铜器的时候，社会进化到氏族社会。在国家初始成立时候是纯粹的一种奴隶制。到了铁的冶术愈见发达，农业愈见进展，而异民族的被同化者愈加多，同族中的落伍者也愈见增剧，血缘的成分渐渐稀薄下来的时候，第二次的社会变革——封建制社会的出现。蒸汽机发明以后，产业进展到一种新阶段，大规模的生产、大资本的集中、海外殖民地的发现等在封建社会内部又来了一个第三次的革命——资本制度的革命。瞻望社会的将来，社会是要有最后的阶级无产者超克那资本家的阶级。②参见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18页。吕振羽也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一元的——均有其一般性”，“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法则，也和世界其他各民族一样，并没有什么本质的特殊”。此外，翦伯赞的 《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发展阶段之划分》和 《关于历史发展中之 “奴隶所有者社会”问题》，吴泽的 《中国古代社会形式发展之鸟瞰》等，也都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进行了探讨。这表明，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非常重视。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继续关注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如郭沫若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重申并进一步论证了西周社会的奴隶制性质，大体上确立了西周奴隶社会说体系。吕振羽发表 《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 《本国史研究提纲》《简明中国通史》（第一分册）等论文论著。《简明中国通史》按照一般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将中国历史划分成原始社会 （图腾时期和氏族制度时期）、殷代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 （“领主制”和 “地主制”）。翦伯赞发表《历史哲学教程》，其中专节对中国历史发展诸阶段进行论述。他认为，诚如列宁所云：“无例外的，一切国家几千年间全人类社会的发展……给我们以如次的指示。即最初是无阶级社会——贵族不存在的原始家长制社会。其次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在这种形态之后，历史上出现了其它的形态。”①转引自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7页。吴泽也再次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表明了态度，他后来在回顾《中国历史简编》的编撰工作时所说：“我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为理论总纲，从殷代以前的原始公社制社会起，中经殷代奴隶制社会、西周到春秋战国为领主制封建社会，秦汉到鸦片战争为地主制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时，划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②张艳国主编：《史学家自述——我的史学观》，武汉出版社，1994年，第220页。

在确信中国历史发展合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问题也进行了探讨。李达说，吕振羽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先把中国史和世界史作比较的研究，以探讨其一般性；又从中国史本身所具有的种种固有的独特之点，以指出其特殊性”③《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06页。。吕振羽通过古代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等社会与古代希腊、罗马社会的比较认为，古代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等社会与古代希腊、罗马社会 “在本质上存在着共同性或一般特点。虽然，在古代东方，并没有发展得像希腊、罗马那样高度或典型，但在另一方面，古代东方诸国，又都具有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的特征，即其特殊性”④吕振羽：《“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理论与现实》1940年第2卷第2期。。翦伯赞认为：“历史上各民族都经过奴隶制，这是历史发展的一般法则，但希腊、罗马而外的奴隶制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就表现为不同的形态，这就是各民族历史发展的特殊法则”。所谓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它 “确实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种附有独特形势的奴隶制的社会构成，它不仅存在于古代中国和埃及，也存在于俄国，日本、印度、中央亚细亚，它是古代希腊、罗马而外的一种普遍存在的奴隶制的变种”。⑤翦伯赞：《“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式”问题》，《中苏文化·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三周年纪念特刊》 （1940年11月）。侯外庐认为，古希腊为代表的古典的古代，由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是由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新陈代谢的革命路线，而亚细亚的古代则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这样一种新陈纠葛，是由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维新路线，两者是同一个历史阶段的两种不同路径，更是体现了与东方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进行研究的理论探索取向⑥参见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0页。。总之，马克思主义史家是非常关注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特殊性问题探讨的。

二、史学研究现实性的需要和自身科学性的统一

史学的现实性或称史学的革命性、战斗性，也是唯物史观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显著特点之一。抗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具有很强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责任感，他们的历史研究工作往往与时代要求相联系，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进程相一致，因为当时的中华民族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探索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就必然成为史学工作者的重要责任。在这个时候，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所以必然要应用这种理论来探讨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并为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服务。

20世纪20年代以来，社会问题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其他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因而历史研究也在朝着关注社会发展、革命和客观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状态转向。这种转变既与整个世界史的影响有关，更与中国的现实密不可分。所以，当马克思主义一传入中国，即显示了盎然生机。李大钊的 《史学要论》一出版即以其特殊的魅力，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其后蔡和森的 《社会进化史》，李达的《现代社会学》 《社会史大纲》，瞿秋白的 《社会科学概论》以及邓中夏的 《中国工人运动史》、彭湃的 《海丰农民运动》、华岗的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等一批关注社会问题、研究社会发展史和党史的著作受到关注。李大钊在其 《史学要论》中指出： “吾信历史中有我们的人生，有我们的世界，有我们的自己，吾故以此小册为历史学作宣传，煽扬吾人对于历史学研究的兴趣，亦便是煽扬吾人向历史中寻找人生寻找世界寻找自己的兴趣。”①《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47页。华岗则指出：“现在正是中国大革命失败之后，同时又是新的更深刻的革命浪潮将要兴起的时候，我们须仔细研究过去在大革命各种重要流变的过程，学习过去大革命的经验，求得许多活的具体的历史辩证法的教训，以帮助推动我们当前的实际斗争任务，以保证我们将来的胜利。”②《华岗选集》第1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页。

20年代末30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也是为了回答 “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现实问题而展开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向何处去”再一次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所关心的首要问题。如何证明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进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摆在马克思主义史家面前的首要任务。以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此时正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来探索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1930年，郭沫若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由于新的古代中国社会见解的提出，在整个理论界和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直接推动了其后中国社会史、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的全面展开，并使更多的人接受了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这对国共合作失败后，革命者正确认识中国革命形势、性质，明确革命对象、任务、动力、前途等基本问题都起了重要作用。何干之曾对引起这场论战的历史背景作过说明，他指出：“为清检过去革命运动的经历，确定解决中国问题的政策路线，关心中国前途的人，不得不重新细密地考虑提到大家面前的各种重大问题，如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对象是什么？革命的动力和逆动力是什么？……要在实践上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必须了解中国社会的性质。”③何干之：《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基本知识》，《自修大学》1937年第1卷第1期。吕振羽也指出，大革命失败以后，“大群革命知识分子提出重新检讨革命的自我批判，因而展开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史问题及中国哲学史问题的论战，展开了新史学的研究，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和科学的哲学的研究”④吕振羽： 《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第123页。。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 “救亡图存”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题，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革命性、战斗性特点也得以空前强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无不以历史为武器，积极投身于抗日洪流，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对此，吕振羽指出：“随着民族民主革命实践过程的深入，为抗战建国的神圣事业服务的新史学，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了和侵略者、汉奸的中国史观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错误观点作斗争，为了指示大众以正确的实践方向，树立正确的中国社会史体系，首先对新史家提出的要求，是对中国社会史的几个基本问题给予正确的解决。”⑤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序》，第9页。翦伯赞公开宣称：“现在，我们的民族抗战，已经把中国历史推到崭新的时代，中华民族已经站在世界史的前锋，充任了世界史转化的动力。为了争取这一伟大的历史胜利，我们认为决不应使理论的发展，落在实践的后面；反之，我们认为，必须要以正确的活的历史原理，作为这一伟大斗争的指导，使主观的努力与客观情势的发展，相互适应。”①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序》，第3页。因此，他认为，这时的历史研究已经不再 “是一个经院派的学究的把戏，而实为一个迫切的政治任务”②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59页。。郭沫若在这一时期始终把学术研究 “集中在抗战这一点，集中在于抗战有益的这一点，集中在能够迅速地并普遍地动员大众的这一点”③《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19页。。此外，像吕振羽的 《中国社会史诸问题》 《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的 《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论集》，郭沫若的 《十批判书》 《青铜时代》，侯外庐的 《中国古典社会史论》等论著都包含有强烈的革命性、战斗性。

史学经世致用的体现，乃以尊重历史事实为前提。马克思主义史学革命性、战斗性的凸显，要以科学性为基础。只有把科学性与革命性、战斗性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与时代共鸣的史学作品。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史学研究的科学性一方面表现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重历史观、历史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表现在尊重历史事实，客观地对待史料。

从史家对历史观、历史理论的研究来看，强调历史观以及在历史观指导下的方法论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史学观同以往史学或其他史学的一个重要区别。这个历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在中国诞生之日起，便自觉以唯物史观作为剖析社会历史的唯一科学工具。在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已逐步克服了初期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时所存在的那种简单化与公式化的缺点，已能比较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从事中国历史的研究。他们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社会发展形态学说，同时紧密结合中国自身的历史特点，把中国的历史演变当做有规律的过程来把握，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历史演变的规律性，使人们对中国社会历史有了全新而科学的认识。同时，在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他们也能够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将其置于具体历史条件下加以客观全面的分析，从而正确评判其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在清理历史文化遗产时，他们又始终注意立足现实，着眼未来，注重从全部民族文化史中进行科学深入地探究，发掘其优良成果和进步因素，这些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家客观的治史态度和科学的扬弃精神。

当时在历史哲学领域，翦伯赞的 《历史哲学教程》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的具体实际，论证了 “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历史的关联性”、“历史的实践性”、“历史的适用性”等问题，深刻地抨击了各种旧史观，并且在此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终目标，即 “把历史还原到他自己所具有的阶级性，战斗性，实践性，生动性和关联性。把历史科学从那些所谓饱学的奴才之污秽的手中夺了回来，使之成为大众以及一切被压迫人类革命斗争之最高的指导原理”④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37页。。作为社会史论战的理论总结，《历史哲学教程》对历史认识的一般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既指出了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和合法则性，批判了中国 “国情特殊论”，又指出要重视中国的历史事实，从具体的历史实际出发以克服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错误。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还撰有多部史学理论论著，如吕振羽的 《中国历史研究提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华岗的 《论中国历史翻案问题》《研究中国历史的锁钥》《怎样研究中国历史》，吴泽的 《中国历史研究法》等。吕振羽在论著中指出了数十年来史学和各门科学研究的成果，更确切证实了历史的合法则性，并认为这种一般性的规律，虽不能排除个别国家个别民族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但却是最基本的决定性法则。总之，这些论著大都探讨了历史学的性质、历史学怎样成为科学、研究历史的意义以及历史学方法等，是对史学研究科学性的阐扬。

从史家对史料的重视程度来说，这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开始关注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他们相信：客观历史的真相就隐藏在材料中间和材料背后，轻视材料而光看重 “方法”是虚伪的。他们认为， “方法”不是治史的根本，而是治史的 “工具”；“要使历史学走上科学的阶梯，必须使方法与史料合而为一。即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史料之收集、整理与批判；又用史料，进行对科学方法之衡量与考验。使方法体化于史料之内，史料融解于方法之中”①翦伯赞： 《史料与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0页。。

翦伯赞较早开始了对史料学的深入研究。早先，他以 《史料与历史科学》为题，在内迁重庆的复旦大学作讲演，其后应书店之约，计划 “写一本关于史料学方面的小册子”②翦伯赞：《史料与史学》，第14页。。这期间，他先后发表了 《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 《史料的搜集与辨伪》等文，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史料的重视程度。郭沫若在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说：“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③《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页。华岗这时对考证学在整个历史科学建设中的地位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认为考证学在整个历史科学中，“乃是主力部队之一，不应该让它局限于旧的岗位，而应该移置在新的战略据点上”④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作家书屋，1946年，第28页。。侯外庐在谈他撰写 《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的体会时说： “马克思主义的治史要求，在乎详细地占有史料，从客观的史料出发，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认真地分析研究史料，解决疑难问题，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⑤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第292页。马克思主义史家如此大规模地检阅有关中国史的文献资料，研究这种资料中的各种类型、价值、功用，这在当时的确是空前的。

三、史学研究的民族特色与爱国主义精神的并存

马克思主义是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对人类社会历史文化各个方面加以积极扬弃的结晶，马克思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页。，恩格斯说： “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它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4页。。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的新思想叫做 “历史的科学”，就是强调它和西方古希腊以来的 “哲学传统”不同，它不再从概念出发，而是以既成的历史事实为思考的起点，把思想认识与社会历史统一起来。这种强调事实、反对空想思辨、以历史主义为方法的认识理路，和中国文化强调事理一体，理在事中，注重历史经验的方式是一致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是外来的，但其史学的基础却是民族的。不论哪一个史学家，他们的研究离不开中华民族几千年悠久的史学传统，离不开中华传统史学所造成的深厚的历史积淀，加上抗战时期 “学术中国化”运动的推动，一起形成了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强烈的民族特色。这种民族特色表现在：

首先，史家对待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和重视。1940年，吕振羽发表 《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他指出，中华民族 “在长久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特别在封建制时代，我国封建文化的成果获得人类封建文化史上的卓绝地位，对世界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的文化战士要 “从全部民族文化史中进行科学地深入地探究，去发掘其优良成果和进步因素。从而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优良传统这一问题，才有实践的内容”⑧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第124页。。吕振羽还进一步指出：“民族新文化并非凭空创造，而是从旧文化的母胎中产生出来的，是中国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一种继起的历史形态——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相适应。”①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第137页。

侯外庐在 《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一文中也认为：“中国学术的古典历史，有实践性，对于学术传统不但没有放弃继承，而且在知识形式上做过极大的努力”，“中国学术史古典……保持着历史学的探究，实在是中国学术最好传统承继的优良精神”，新时代中国社会史的承继 “正是几千年中国学术史的宝贵遗产”，“‘学术中国化’的基本精神就在于知难行易的传统继承，使世界认识与中国认识在世界前进运动实践中和中国历史向上运动实践中统一起来”②侯外庐：《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理论与现实》1940年第2卷第2期。。

嵇文甫在 《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一文中说：“中国需要现代化，需要把世界上进步的学术文化尽量吸收，使自己迅速壮大起来。然而我们有自己的社会机构，有自己的民族传统，有自己的历史发展阶段……世界上任何好东西，总须经过我们的咀嚼消化，融合到我们的血肉机体中，然后对于我们方为有用……我们要‘中国化’，要适应着自己的需要，把世界上许多好东西都融化成自己的”，“所谓 ‘中国化，就是要把现代世界性的文化，和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有机地联系起来。所以离开民族传统，就无从讲 ‘中国化’”③嵇文甫：《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 《理论与现实》1940年第1卷第4期。。

在充分认识到民族历史文化遗产意义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其他史家的史学研究也给予了肯定。如吕振羽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 “科学态度”去 “整理国故”的方向是对的，“在这个方向下，不可否认，自由主义者也进行过若干有益的工作”④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第120页。。郭沫若指出，王国维 “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工夫……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罗振玉的功劳 “即在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⑤《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7、8页。。

其次，史家在历史研究方法上也坚持鲜明的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家在研究历史问题的基本宗旨上与传统史学有所不同，尤其马克思主义史家所关注的有关中国社会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带有规律性的宏观问题，用传统史学的方法不能奏效。但是，不论怎样的宏观历史研究都必须以微观研究为基础，都必须建立在严格的史料考证的基础上，这是传统史学治史的方法之一。而史料考证的方法在中国史学史上，从司马迁到司马光再到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以及近代以来的许多中国学者，都曾是他们治史的基本方法。他们凭借史料考证的方法在中国历史的研究领域曾取得巨大成就。抗战时期的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史料考证方法的价值大都有着较高认识，并运用这一方法从事史学研究的实践活动，由此形成了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史学方法上挥之不去的民族特性。

在这一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史学著作还渗透着爱国主义的内容。有学者对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想进行了研究，并根据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进程将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史学分为三阶段。从三阶段爱国主义史学反映的主题及其表现形式看，第一阶段，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需要团结一致抗战的主题下，史家的爱国主义史学表现为对历代英雄人物所具有的民族精神的演绎，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铺叙，对祖国边疆史地、民族和地理的研究，对帝国主义侵华种种谬论和侵华史的揭露，对世界各民族反侵略斗争史的颂扬等；第二阶段，在维护团结、坚持抗战，争取民主政治的主题下，史家的爱国主义史学表现为对历史上昭示内乱与外患因果关系的一些历史事实进行研究，对历史上出现的一些投降汉奸分子进行揭露，对历代强弱盛衰的一些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等；第三阶段，在抗战建国，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主题下，史家的爱国主义史学表现为对英雄史观的批判，对“人民本位”价值观的主张，对复古主义的批评，对民族虚无主义的抨击等。①参见田亮： 《抗战时期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6—328页。

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以其史学研究的实践，充分体现了上述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如在铺叙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方面，吕振羽的 《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的两部 《中国史纲》倾诉了对祖国壮美河山的热爱之情，颂扬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讴歌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突出了劳动人民勤劳勇敢、艰苦创业的精神。

在批驳日本法西斯主义侵略史观方面，吕振羽的 《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 《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与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日本法西斯蒂的中国历史观批判》，翦伯赞的 《泛论中国抗战的历史原理及其发展的逻辑》，吴泽的 《中国社会历史是 “停滞”、 “倒退”的吗？》，华岗的 《评侵略主义的历史观》等，对法西斯主义侵略史观进行了批判，揭示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昭示了中华民族必胜的信心。

在发扬不畏强暴、崇尚气节，反对投降，主张抗战等方面，郭沫若的 《棠棣之花》 《虎符》《屈原》 《高渐离》 《孔雀胆》《南冠草》等历史剧，在国统区的上演极大地激发和鼓舞了国统区军民的抗战热情；翦伯赞的 《辽沈陷落以后的明史》 《论南明第二个政府的斗争》《桃花扇底看南朝》《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和《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等研究论文，总结了历代反侵略民族战争的经验教训，集中反映了其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复古倒退的思想。

四、立足于阶级分析，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书写民间的历史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去分析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家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马克思主义史家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或历史观是唯物史观，而唯物史观本身就含有阶级斗争的意思。

翦伯赞在 《历史哲学教程》一文中指出：“历史科学是具有阶级性的。如果抹杀了历史科学的阶级性，这就等于否定历史自身，使之离开现实的真理，从而历史就不但成了背离对现实的指导任务的游戏，而且无异把人类全部历史变成一种神话”。他还说：“在我们目前以整个民族去反抗侵略的时候，历史科学就具备着斗争的民族性。这就是以人类生活斗争之各自集团的立场，而有着集团性。这种历史家的阶级性或集团性，正是生活的实践。从而他们的认识，就多少要受到其自己阶级或集团的主观条件和客观历史条件所局限。”②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55页。华岗也指出：“历史规律告诉我们：自从人类分成各种不同的阶级或阶层以后，任何一个人，不管他自觉或不自觉，都必然属于一定的社会阶级”，“在阶级社会里面，只有阶级性的科学，历史学也不能例外。一般的说，不同阶级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意识。住在茅草房里的人，和住在洋房里的人，对于同样的问题，往往有不同的想法。对现实问题是如此，对历史问题也是如此”。③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第30页。

马克思主义史家希望通过史学研究中阶级立场的分析研究，为现实斗争提供借鉴，因此强调以阶级立场的分析为指导进行史学研究，这在当时应该说十分必要。不过也应该指出，阶级分析不是任何时代条件下都是历史运动的轴心。

与阶级分析的立场相关联的是人民性，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这一立场也被史家解读为 “从下往上看，书写民间的历史”④王学典、陈峰：《20世纪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史意义》，《东岳论丛》2002年第2期。。列宁曾指出：“以往的理论从来忽视居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⑤《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5页。。由此说明，民间取向会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家史学研究的又一重要特征。

早在唯物史观传到中国之初，李大钊就曾指出：“从前的历史，专记述王公世爵纪功耀武的事”，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不是一种供权势阶级愚民的工具，乃是一种社会进化的研究”①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新青年》1920年第8卷第4号。。在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那里，郭沫若较早就表露出对下层民众历史的关注，如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考察了西周社会所谓农夫、所谓庶民，这些平时做农，有土木工事时便供徭役，征战时免不了要当兵者的身份。这是他注目于处于社会下层群体的表现。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更加重视发掘下层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伟大作用，如吕振羽的 《简明中国通史》对人民的历史特别青睐。他自己申明：“我的基本精神，在把人民历史的面貌复现出来。”②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第二分册完稿序》，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4页。有学者认为，“对人民革命的正面肯定，对历代人民反抗封建专制斗争的讴歌”是 《简明中国通史》的一个显著特征③朱政慧：《吕振羽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137页。。德国学者罗梅君亦认为对农民起义的描述在《简明中国通史》著作中占有中心地位④〔德〕罗梅君著，孙立新译：《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撰》，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77页。。

郭沫若在谈及抗战时期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时，曾公开宣称，他的好恶标准是人民本位。翦伯赞明确指出，新的历史科学的使命就是要使历史科学成为大众之最高的指导原理。华岗认为，现在我们对中国历史中某些部分的翻案，就是要使它成为广大人民的历史。由于具有这种为下层人民群众翻案的精神，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中处处体现着人民立场的特色。

以上我们就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术特点进行了概述。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重庆和延安两地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相同点很多，如都重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理论和传统文化的研究、关注中国通史的编写和古史分期问题等等，但两地马克思主义史家学术特点的差异性也较为明显。这一点正如德国学者罗梅君在其著述中所指出的，延安史家 “所处的环境完全不同于重庆 ‘民主主义’历史学家，他们的身份和政治地位更与重庆历史学家迥异”，延安与重庆史家所关注的重点也不同，延安史家的著作“往往紧跟毛泽东的历史理论和有关历史问题的论断”，而 “重庆的 ‘民主主义’历史学家却更忙于与其在重庆或昆明的同事进行学术讨论”⑤〔德〕罗梅君著，孙立新译：《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撰》，第157—158页。。当然，我们确信，尽管重庆和延安两地马克思主义史家存在着差异，但相同性毕竟是主要的，他们彼此呼应，共同为当时乃至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作者 安徽阜阳师范学院副教授阜阳 236012）

（责任编辑 薛 承）

The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and Style of the Marxist Historians in Chongqing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Yu Wenshan

During the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as an important force of the Marxist School of History in China，the historians in Chongqing displayed unique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and style in their historical research．They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general law and particularities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showed concern about the realistic and scientific nature of historical research，endowed the historical studies with the national character and patriotic spirit and kept to the stand of the public．

D231；K265．9

A

1003－3815（2012）－05－0045－09

* 本文系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 “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建设研究”（11YJA71003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