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敏

我学的是空气动力学，是搞飞行器的。1960年分到当时二机部九局的第九研究所。学校里说你们是分到地方工业部，我就怀疑是不是自己政治上有问题。来了以后，大家都不知道干什么，就在那儿学习，后来单位又送我们到农场去劳动。回来后，把我们分到各个研究室，我被分到爆轰物理实验室，但不知道干什么。过了一段时间，要把我们送到17号工地。第二天我们就扛着行李卷，坐着大卡车来到坐落在官厅水库附近的17号工地。困难时期因为没什么粮食吃，我们研究室一半的人浮肿。按道理应该增加粮食定量，据说科学院研究人员的定量增加了，但由于九局工作保密的性质，致使我们的粮食定量没有增加。由于吃不饱饭，那时大学里晚自习到9点钟就不上了。但学生们有30斤粮食定量，我们才只有28斤。我们过春节时只能吃一小碗晒干的白菜帮子和玉米面的窝窝头。年轻人大学刚毕业，当时每人每年仅发二尺布票，也没什么衣服，工作服都没有；大家夏天穿的是同事从贵州带来的草鞋。我们大多数人不是搞核武器的，来到九所后，上级领导要求我们保密，从那以后，我们同家人、同学都不能讲自己的工作情况，同学间干脆就断绝了联系。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特别重要，他们为我们做了表率。李觉局长上过大学，抗战以后就参加了牺盟会，以后到决死队，又到部队里的18军。还有哈军工某系的政委赵勤樸，以及吴际霖、郭英会，他们本身就是知识分子，都有知识分子工作的经验，因此才能把那些专家和年轻的技术人员聚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