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莜才

目前学术界对1949年后中共政治文化的研究，多侧重于探讨其意识形态控制，以及乌托邦理想主义等，最新的研究也在探讨中共如何运用文化符号来建构其政治统治。本文则侧重于，通过资本家的思想改造，观察从中央到基层政治运作的机制。资本家与知识分子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与中共经济政策有关，后者与文化教育政策有关。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容易理解，但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工商业者既然失去了其企业产权，为何还要接受没有终点的“改造”?本文认为，在资本家的思想改造过程中，资本家通过身份定义与再定义，被迫接受改造。其实这也是赋予其改造以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基础。正因为存在资产阶级分子，阶级矛盾继续存在，所以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继续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便显得顺理成章。同时，反复确定被改造者的政治位置，并决定其不同的政治待遇——政治排队，也是对被改造者身份进行再定义的过程。

为了完成思想改造的任务，工商界人士被卷入频繁的政治学习运动中。在这种政治学习过程中，仪式则成为一种强制的合法性认同的机制。当政治学习与教育仪式化之后，究竟受教育者是否能从内心接受说教便不再重要，过程中的表态比内心认同更受重视。这种身份工具化与政治学习仪式化，其背后都与各方实际的现实考虑有关，而不仅仅是为了通过改造程序，来让资本家们接受某种系统化的教条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