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 伟

公诉活动中的非理性及其克服以证据的审查判断为切入点

文◎刘 伟*

一、公诉理性的提出

理性一词源于古希腊时期赫拉克利特提出的 “逻各斯”(logos)说，它兼有客观规律和主体理性思维的双重含义。博登海默曾说过，“理性乃是人用智识理解和应对现实的（有限）能力。有理性的人能够辨识一般性原则并能够把握事物内部、人与事物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某种基本关系。”[1]在现代社会，刑事诉讼也体现了这样一种理性原则，它不仅反对“以牙还牙”式的同态复仇，更反对国家对犯罪人“以暴制暴”式的武断压制。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定位上，其所倡导和追求的，是以理性、平和、民主、文明的方式，公平公正地处理犯罪。这也是检察机关在追诉犯罪的执法中应秉持的一种执法观念。对此，第十三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观。曹建明检察长进行了深刻阐释，指出“理性”不仅要求有非常高的法律意识，而且要有强烈的大局意识、政治意识、责任意识，有很强的群众工作能力，能够理性地把握和处理检察工作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在具体的办案中，真正做到“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理性思维去分析矛盾、化解矛盾，真正地融法、理、情于一体。那么如何在检察工作，特别是在公诉工作中实现这样一种理性的执法观呢？

检察机关是我国的公诉机关，同时也是法律监督机关，它最核心和基础的工作就体现为对证据的审查和判断，证据的诉讼的基础，也是诉讼的灵魂，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在进行相应的活动中，依据理性的执法观对公安机关移送的证据进行审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