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龙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至今，举行了系列纪念活动，主要是对国际共运、近代中国及中共历史上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主要节日的纪念。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共纪念活动已进行了初步研究，既有宏观的总体把握，也有微观的具体考察，但尚未从党史文化的视角来研究。而中共举行纪念活动的过程，也是党史文化建构的过程。从党史文化的视角来研究纪念活动，既能拓展纪念活动研究的空间，升华纪念活动研究的意义，又能具体化党史文化的内涵，彰显党史文化的魅力。

一、纪念日：党史文化的时间谱系

纪念日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显性文化现象，是人类维护、传承自身文化传统的重大创造，成为连接历史、现实、未来的方式和媒介。举行纪念活动，首先需要选择与确立纪念日。中共纪念日的选择与确立，大致有四种方式：

其一，选择历史人物的诞辰、逝世日为纪念日。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国际共运领袖的纪念，无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诞辰、逝世日均有纪念。如1933年2月，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决议》；1934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16周年而拟定《“五五”节报告大纲》；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列宁诞辰85周年纪念办法的通知》；1983年3月，中共中央举行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大会。对于孙中山、鲁迅等近代中国重要人物的纪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多纪念其逝世，新中国成立后多纪念其诞辰。孙中山逝世后，因其遗嘱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直接借鉴意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多选择其逝世日举行纪念。如1938年3月12日，延安各界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毛泽东发表讲话；1944年3月12日，延安各界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大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演说。新中国成立后，对孙中山的纪念多选择其诞辰日进行。如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在北京举行纪念大会，周恩来致词，毛泽东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孙中山诞辰120周年时，首都各界举行纪念大会，彭真在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孙中山诞辰130周年、140周年时，中共中央举行纪念大会，江泽民、胡锦涛分别在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的纪念活动，多选择其诞辰日举行。

其二，选择重大事件的发生日为纪念日。中共对于十月革命、巴黎公社的纪念，对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红军长征、抗美援朝的纪念，均选择这些重大事件的发生日作为纪念日。对于抗日战争的纪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激起国民参与、支持抗战的热情，多选择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日为纪念日。如1939年至1943年的“七七”纪念日，中共中央发表纪念抗战宣言，提出对于时局的主张；1944年、1945年的“七七”纪念日，中共中央发表纪念抗战口号，表达抗战建国的方略。1951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东北局宣传部以“九三”为抗战纪念日的提议，规定“九月三日为全国统一的战胜日本纪念日，除东北应改在此日庆祝解放外，全国军民及报纸均应于此日纪念八年抗日战争的胜利”①《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3卷，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263页。。此后，有关抗日战争的纪念均选择在9月3日进行。如1985年9月3日、1995年9月3日、2005年9月3日，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50周年、6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举行，彭真、江泽民、胡锦涛分别发表讲话。

其三，选择具有象征意义的日期为纪念日。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开幕。由于缺乏可靠的文字记载，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中共一大开幕的日期变得模糊起来。1935年底至1936年初，米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在筹备中共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时，初定纪念活动于8月1日举行。后为避免中共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与国际反帝战争日（8月1日）的活动重合，决定将纪念活动推迟到8月7日举行。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讲演《论持久战》。他在讲演开头便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的一周年”，研究持久战是“送给这两个伟大纪念日的礼物”②《论持久战》，《解放》第43、44期合刊，1938年7月1日，第3页。。因有毛泽东的提议，1938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对党的性质、党的历史、党的抗日主张进行了提炼和概括，以统一纪念宣传的基调与口径，但并未明确将7月1日定为中共建党纪念日③参见《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2卷，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22—23页。。1941年6月，中共中央在《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提出：“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④《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2卷，第261页。这是以中共中央指示的方式明确规定7月1日为中共建党纪念日。自此，全党范围的建党纪念活动拉开帷幕，“七一”纪念成为中共重要而又固定的纪念日。应当说，中共选择7月1日作为建党纪念日具有象征意义。与此类似的，还有建军纪念日、新中国国庆日的选择。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从此，南昌起义纪念日成为人民军队创建的纪念日。1949年12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接受全国政协的建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决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其四，依据“国际惯例”确定纪念日。“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都是国际性的纪念节日，为动员广大妇女、工人和社会各界参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共依据国际惯例，逢“三八”、“五一”都会举行相应的纪念活动。如1933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三八妇女节”工作的决定》；1941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为三八节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对“三八”纪念活动作出全面部署。围绕“五一”劳动节纪念，中共一般要发表宣言、口号，举行集会、游行，刊发文章、社论，以表达对劳动者的尊重和敬意。

纪念日一经确立，具有权威性、循环性，由此生成了系列纪念活动，形成了中共的纪念传统，构成党史文化的时间谱系。

纪念日的确立表明中共对待历史的基本态度。毛泽东曾明确表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8页。中共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其意义正在于表达对历史的尊重、追忆和缅怀。事实正是如此，在中共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刘少奇提议大家起立，为在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的党与非党烈士静默三分钟志哀。在庆祝中共成立60周年大会上，胡耀邦对党的杰出领导人、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党外亲密朋友、著名爱国人士等，表达了缅怀之意、敬仰之情。在庆祝中共成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表示深切怀念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为中共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切怀念为创立、捍卫和建设新中国而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深切怀念近代以来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奋斗的一切先驱②参见《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9—270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也表达了对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先烈、所有先驱的“深切怀念”③《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表达对历史的尊重、追忆和缅怀，是中共举行纪念活动的重要出发点。

纪念日的循环建构了民族、国家、政党的共同记忆。纪念活动“通过描绘和展现过去的事件来使人记忆过去。它们重演过去，以具象的外观，常常包括重新体验和模拟当时的情景或境遇，重演过去之回归”④〔美〕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0页。。纪念活动通过特定的方式，可将人们带入历史的时空，置身历史的场景，去感受历史、触摸历史，因而成为保留民族、国家、政党历史记忆的重要途径。“同一代人共有同样的过去，这不仅使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还强化了他们当下的价值取向。”⑤〔英〕约翰·哈萨德编，朱红文、李捷译：《时间社会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0页。这正是纪念活动的价值所在。每一纪念日代表的是一段历史，周期性循环之后，纪念日进入民众的时间体系，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就容易在民众心中留下深刻记忆。1940年3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确定每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日为学习节。如此，纪念对象进入干部的日常生活，也就强化了对马克思的记忆。

纪念日的循环建构了关于纪念对象的历史知识。中共举行纪念活动的过程，也是历史知识建构的过程。如毛泽东为纪念中共成立28周年而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对中共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胡乔木为纪念中共成立30年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概述了中共30年的历史；胡锦涛在庆祝中共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将中共90年的历史概括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这些关于中共历史的经验总结与中共历史的脉络梳理，实际上建构了中共历史的知识体系，形成了中共历史的基本叙述。

纪念日的选择与确立，彰显了中共对待历史的态度，成为中共保存历史记忆、建构历史知识的独特方式，既塑造了中共的文化形象，也成为党史文化的时间谱系。

二、纪念仪式：党史文化的行为方式

仪式以特定的精神信仰为基础，表现为一套象征性与表演性、例行化与固定化的行为方式，构成人类文化的重要方面。中共纪念活动有其独特的仪式安排，无论非常态的追思仪式，还是常态化的庆典仪式，都有总体设计和具体谋划，构成纪念仪式的基本规定，成为党史文化的行为方式。

中共举行纪念活动之前，都要进行周密部署与安排，以统一纪念的主题与基调，明确纪念的方式与方法。如1933年2月，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中共中央作出决议规定：各级党部于马克思逝世日在各地组织群众的纪念大会，预先指定同志向各纪念大会作内容充实而又通俗易解的报告；党团组织成立各种公开的学术团体，如社会科学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发动左翼作家在各大城市（特别是上海）组织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大会，报告“马克思的学说”；各地党的刊物出版纪念马克思及讨论党内教育问题专号；中央宣委编译《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理论基础》等小册子，并于马克思逝世日前散布出去。①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6—127页。这些关于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活动的总体安排，实际上具有仪式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纪念活动的总体设计更为周详。如1950年9月，《中央关于国庆纪念办法的规定》申明：（1）北京及各大行政区中心城市举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示威。各省会及其他重要城市举行群众游行示威，各地驻军参加。（2）在庆祝仪式会场上只挂毛泽东像，但游行群众则应抬孙中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五人的像。（3）庆祝口号不必在报上公布，基本口号如下……（4）各报纸首页应登孙中山、毛泽东二人相片，并应出专刊纪念，总结一年成绩，加强胜利信心。在纪念论文中应着重指出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力量的强大，号召声援朝鲜人民，并警告美国不要向中国人民挑战。②参见《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3卷，第116—117页。这些规定，涉及国庆纪念的方式、仪式、口号、媒体宣传，是关于国庆纪念的总体筹划。自此，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年国庆纪念活动的方式，大体按此规定进行。

中共关于纪念活动的仪式，既有宏观总体的规定，也有微观具体的安排。如1951年6月27日，《中央关于纪念党的成立大会上奏乐唱歌的规定》强调：在党的成立纪念大会上，如果奏乐时，应先奏《国歌》，后奏《国际歌》；并可在临散会时，唱《国际歌》③参见《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3卷，第246页。。1951年6月29日，《中央关于纪念“七一”时报纸登载领袖照片的规定》要求：一般报纸除刊毛刘周朱四人照片外，可加刊马恩列斯照片，其位置可于一版右侧刊毛刘周朱（由上而下），左侧刊马恩列斯（由上而下）；省以下小报没有马恩列斯照片者可不刊，如找不到适当的刘周朱照片者亦可只刊毛泽东照片；纪念会场亦可用马恩列斯毛刘周朱八人照片，排为一列，可由左向右（自台下看），如此则毛斯两照片居中④参见《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3卷，第247页。。从上述关于奏乐唱歌、领袖照片刊用的规定可以看出，中共纪念活动的仪式安排明确、具体。

纪念仪式是关于纪念活动的制度安排，属于行为文化的范畴，蕴含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价值取向、文化追求，其设定与实施对于纪念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作用。

纪念仪式使纪念活动走向规范化。仪式具有强化秩序的功能，围绕某一纪念对象而举行的纪念活动，往往由一系列活动组成，依仪式规定开展纪念，能使具体纪念活动之间相互衔接，使纪念活动走向规范、有序，增加纪念活动的庄重感、神圣感，强化纪念活动的整体效果。如1950年至1959年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阅兵典礼、群众游行，之所以能做到整齐有序、气势磅礴，就是仪式操演的结果。

纪念仪式能增强政党与国家的凝聚力。有学者认为：“仪式与象征既可以表达权威，又可以创造和再造权威，它们与权力关系相互依存、互为因果”①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42页。。纪念仪式的设定与实施，彰显政党与国家的权威，体现政党与国家的凝聚力，也是政党与国家权威的柔性建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庆纪念，除北京举行庆典外，各地均举行集会与游行，中央关于国庆纪念办法在各地的实施，实际上是政党权威、国家意志的体现；纪念活动开展的过程，也成为塑造政党与国家形象，增强政党与国家凝聚力的过程。一位外宾在观看1955年天安门广场国庆纪念活动后这样称赞：“将来，中国会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另一位外宾则评论说：“蒋介石如果看到这样的庆祝游行可能会哭。”②洪长泰著，罗嗣亮、马海霞译：《毛泽东时代的庆祝游行：中国五十年代的国家景观》，《现代哲学》2009年第1期。这说明，纪念仪式对于塑造政党与国家形象，增强政党与国家凝聚力具有不容忽视的效果。因为“仪式不仅从认知上影响人们对政治现实的定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情感影响力。人们从他们所参与的仪式中可以获得很大的满足”③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第343页。。

纪念仪式成为国家礼仪的组成部分。国家礼仪代表了国家文明程度。纪念仪式经过实施与完善，逐渐升华为国家礼仪，对内规范纪念活动，对外协调国际关系。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每逢国庆纪念，苏联、朝鲜、越南、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德国等各人民民主国家及兄弟党纷纷致电表示祝贺；中国政府则借助国庆纪念表达对于兄弟国家、兄弟党及各国人民的谢意。同时，邀请兄弟国家党政代表团、兄弟党代表团、友好国家政府代表团、国际性组织的代表、各国朋友参加国庆观礼和访问，成为一种惯例。1954年国庆纪念时，邀请了50个国家的1500余位代表（包括政府性和民间性代表团）来我国参加观礼和访问。如此，国庆纪念仪式成为国家礼仪的组成部分。有学者认为：“各种宏大而隆重的仪式动员了成百上千的人们和数量巨大的财富，而这些并不是政治结果的手段：它们自身就是结果，它们就是国家的目标”④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第342页。。可见，对于国家形象建构和国家发展而言，纪念仪式是不可或缺的。

可以说，纪念仪式是文化的凝聚，也是文化的表达，具有文化的属性与功能，是党史文化中颇具特色的内容。

三、纪念场所：党史文化的记忆载体

空间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维度，它既代表物质性的空间场所，又蕴涵丰富的文化内容，是物质性和精神性交织的存在。法国著名思想家列斐伏尔指出：“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涵着某种意义”⑤转引自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3页。。中共举行纪念活动的过程，也是纪念空间建构的过程。中共建构的纪念空间包括意图性纪念场所与非意图性纪念场所，前者如仪式场所、纪念馆、纪念碑、纪念陵园，后者如遗址遗迹。

中共举行纪念大会时，往往要建构仪式场所。比如，1942年7月，延安举行纪念“七七”并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现场作了这样的布置：旗帜“漫空飞舞”，数百件“挽联、花圈分悬主席台两旁”，“国旗及总理遗像高悬主席台中央，旁边为林森主席、蒋委员长肖像，再旁为毛泽东同志、朱总司令肖像。”左权等四烈士遗像“分列两旁”，“全场肃穆庄严”。⑥《解放日报》1942年7月8日。这种空间布局，反映了当时国共合作背景下仪式空间的特点。1955年国庆的天安门广场，显得格外庄严，当时媒体进行了这样的报道：天安门上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巨像。红墙两端高大的红色建筑物上，写着“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世界和平万岁”等纪念国庆的标语。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穿着新制式的服装，佩带军衔肩章、领章，军容威严地排列在飘扬着的无数红旗下面来接受检阅。①《人民日报》1955年10月2日。这种仪式空间，借助图像、标语、服饰，彰显了纪念主题与纪念意义。

中共举行纪念活动的过程中，为彰显纪念对象的纪念价值，修建了诸多纪念馆。如纪念辛亥革命的武汉辛亥革命博物馆、广州辛亥革命纪念馆，反映中共历史的南湖革命纪念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延安革命纪念馆、西柏坡革命纪念馆、辽沈战役纪念馆等，纪念抗日战争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等。为纪念中共领袖人物，或在其诞生地，或在其工作过的地方，修建了规模不一的纪念馆。如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宁乡花明楼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仪陇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广安邓小平纪念馆等。为纪念毛泽东逝世，在天安门广场修建了毛主席纪念堂。纪念碑是纪念历史人物或事件常见的空间形式，如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淮海战役烈士纪念碑、平津战役胜利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碑、抗美援朝纪念碑等。为纪念近代中国、中共历史上的革命先贤，各地建立了诸多烈士陵园。如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延安四八烈士陵园、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等。

对于中共历史上的重要遗址遗迹，如会址、革命活动旧址、战场遗址、重要历史人物的故居等，中央明确要求“用适当方式保存，留作纪念”②《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3册，第249页。。新中国成立后，一批中共历史上的重要遗址遗迹纳入了保护范围，成为纪念场所中最原始的部分。

中共建构的纪念场所集神圣场所、政治场所、教育场所于一体，既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又蕴涵文化的内涵。作为党史文化记忆载体的纪念场所，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1.纪念场所具有神圣性。通过建筑物、文献声像资料的合理组合，纪念空间庄严肃穆，能激起人们对纪念对象的尊敬和缅怀，对纪念对象产生敬畏感、认同感。对于1940年鲁迅逝世四周年的纪念仪式场所，《新中华报》进行了这样的描述：“一走进会场，巨大的鲁迅先生的遗像便占住了人们的视线，那严肃的，背负着苦难的容颜，使人不得不蓦的转换了心情，也像抗拒着沉重的压迫似的。人的心都沉静下来了！”③《新中华报》1940年11月7日。置身仪式场所，能给人强烈的感染和震撼。关于纪念空间的神圣性，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没有什么比无名战士的纪念碑和墓园，更能鲜明地表现现代民族主义文化了。这些纪念物之所以被赋予公开的、仪式性的敬意，恰好是因为它们本来就是被刻意塑造的，或者是根本没人知道到底是哪些人长眠于其下。这样的事情，是史无前例的。”④〔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页。应当说，不仅无名战士的纪念碑具有神圣性和文化意义，其他纪念空间同样具有神圣性和文化内涵。

2.纪念场所具有政治性。列斐伏尔指出：“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⑤转引自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第62页。由于纪念空间具有政治性、意识形态性，也就决定了它具有文化意义。国家之间、政党之间争夺纪念空间，实际上是争夺政治资源、意识形态资源。中共建构各种纪念场所，既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场所，也是彰显历史意识、塑造政党形象、赢得民众认同的重要空间。

3.纪念场所具有记忆性。纪念空间具有塑造记忆的功能。纪念空间将纪念对象的历史浓缩在一起，使人在有限的空间、有限的时间内了解纪念对象的历史概貌，或见物、临境思人想事，唤起人的记忆。如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层须弥座束腰部四面，镶嵌着八幅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分别以“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胜利渡长江”为主题，呈现了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置身纪念碑下，能将参观者带入历史长河，回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成为共享、保存历史记忆的载体。

纪念场所的神圣性、政治性、记忆性，使它超越了一般的物质属性，具有文化的内涵和特点。中共建构的纪念场所，说到底是文化场所，既是党史文化的记忆载体，也是党史文化的凝聚和储存。

四、纪念符号：党史文化的意义体系

人类是与象征密切联系的，象征则有赖于符号体系的建立。纪念符号是举行纪念活动不可缺少的元素，中共纪念符号的制颁与传播，既促进了纪念活动的开展，也积淀成为党史文化的意义体系。

标语口号是使用于公开场合，以说服公众为取向的简短、醒目的文字符号。在纪念大会的会场，一般悬挂标语。如1933年在江西瑞金举行的十月革命纪念大会，会场高悬标语：“我们是马克斯主义列宁主义的行动者，我们是马克斯列宁事业的承继者！”①《红色中华》1933年11月11日。又如，1938年在延安举行的“五一”纪念大会，会场主席台两侧高挂标语：“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和“开展边区抗战动员的突击运动”②《新中华报》1938年5月5日。。每逢纪念日，为营造纪念氛围，在一些显著位置也会悬挂标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纪念活动，逢重要纪念日，中共往往发布标语口号。如1939年，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三大政治口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1950年9月8日，《中央关于国庆纪念办法的规定》提出了一些基本口号，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解放台湾！解放西藏”、“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台湾”、“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全亚洲人民团结起来”、“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③《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3卷，第116—117页。

适应纪念活动的需要，中共制颁了各种图像符号。将纪念对象嵌入货币、邮票，或制作成像章、相片、画册，形成了系列图像符号。如在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发行了印有马克思和列宁像的纸币。在“壹圆”纸币的正中印有马克思头像，下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8个字呈弧形排列；“壹串”纸币的正中是列宁头像，两边是票额数字，下端“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字样呈弧形横排。1949年7月1日，中共成立28周年之际，发行了印有毛泽东头像的纪念邮票。新中国成立后，逢重要纪念活动，也制颁了不少图像符号。1961年建党40周年纪念之时，发行全套5枚纪念邮票，图案内容分别为中共一大会址（上海）、南昌“八一”大楼、中央大礼堂（瑞金）、延安宝塔山、北京天安门；1971年建党50周年纪念之际，又发行全套9枚纪念邮票，第一到第六枚的图案内容分别为中共一大会址（上海）、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革命摇篮井冈山、遵义会议会址、革命圣地延安、首都天安门，第七至九枚为“奋勇前进”的连票。

纪念符号具有独特的感召力和感染力，一经制颁，传播甚为广泛，影响至为深远，成为党史文化的意义体系。

纪念符号承载中共的政治主张。有学者认为：“在政治的世界里，符号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用的。因为，符号具有将人们集合起来、朝共同目标前进的巨大潜力”④〔日〕竹内郁郎编，张国良译：《大众传播社会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81页。。正因为如此，在中共历史上，善于利用纪念活动发布标语口号，表达政治主张，实施政治动员。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提出了促成中国革命胜利的具体办法和方案，并正式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发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83—284页。的号召，由此揭开了筹建新中国的序幕。因此，纪念符号能影响民众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具有促成政治认同的功能。

纪念符号唤起民众参与热情。“符号在政治过程中的重要性，不在于被象征化的对象本身，而在于通过符号唤起的感情和诱发的行动。”②〔日〕竹内郁郎编，张国良译：《大众传播社会学》，第180页。中共制颁的纪念符号，具有强烈的导向性和鼓动性，有助于唤起民众的觉醒与政治参与热情。美国进步记者海伦·福斯特在革命根据地一次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民众大会上，看到了这样的场面：每个士兵都精神饱满，每支步枪都插着红色的三角纸旗。纸旗在春风中飘荡，旗上写着标语：“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企图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托派！”“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减轻人民的负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革命万岁！”……他们还唱了译成中文的《马赛曲》，唱歌时的神气也和法国大革命时那些奋勇前进的马赛英雄的神气一模一样。和外国人一样，中国人似乎也觉得这是最激动人的一首歌。老农和他们的妻子不会唱歌，但都张开嘴听着，并且不自觉地随乐曲摆动着身子。这是一种觉醒的气氛，它使梦游中的中国老农从古老的昏睡中惊醒过来了。我注意到，有几个学生竟激动得流出了眼泪！群众的心理到了如此程度，只要一个人站出来低声说一句“枪上肩！”整个大会的人们都会越野前进，并在午饭之前攻取半打城市。③〔美〕尼姆·韦尔斯著，马庆平、万高潮译：《红色中国内幕》，华文出版社，1991年，第33、34页。可见，纸旗、口号、歌曲等纪念符号，成为政治动员的有效工具。

纪念符号镌刻历史记忆。民众是纪念符号的消费者、接受者，民众在消费纪念符号的同时，纪念符号以其生动的形象，镌刻在民众的记忆之中，成为民众的潜意识。“各种象征符号主要是用来发展和维系社会秩序，为了要使各种象征符号有效地运作，它们的社会功能必须要尽可能地停留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人在不知不觉中运用这些符号。”④〔英〕亚伯纳·柯恩著，宋光宇译：《权力结构与符号象征》，台湾金枫出版社，1987年，第12—13页。中共制颁的纪念符号，同样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中共纪念活动中建构的各种纪念符号，既有深刻的内涵，也有生动的形象和外观。纪念符号折射了中共的历史观、价值观，蕴涵中共的情感态度、审美取向，是党史文化的构成要素。

五、纪念价值：党史文化的精神坐标

中共举行纪念活动，在对纪念对象的历史地位作出客观评价的同时，往往揭示纪念对象的当代价值、现实意义。历史人物精神品格的揭示，历史事件精神内涵的提升，彰显了中共的精神风貌，积淀成为党史文化的精神坐标。

在纪念重要历史人物时，对其精神品格的提炼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在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充分肯定了孙中山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民主自由、人民幸福作出的杰出贡献，强调学习、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和进取精神。胡锦涛在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强调：孙中山先生追求真理的开拓进取精神和矢志不渝的爱国主义情怀，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和放眼世界的开放心态，孙中山先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坚强意志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德，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⑤《人民日报》2006年11月13日。。这些概括和评价，展示了孙中山的精神品格及其当代价值。

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他们的精神品格、道德情操是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在纪念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杰出领导人时，都要彰显其精神品格。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胡锦涛指出：“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了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和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①《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42页。这种对毛泽东精神品格的定位，既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也为党史文化的生成提供了资源。对于邓小平的精神品格，中国共产党人同样给予了高度评价。胡锦涛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将邓小平的崇高风范概括为五个方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境界；热爱人民、心系人民，始终对人民群众怀着无比深厚的感情，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作为毕生奋斗的目标；崇尚实干、英勇果敢，始终扎扎实实地推进各方面的工作，在关键时刻更是表现出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目光远大、襟怀宽广，始终站在国际大局与国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思考和制定中国的发展战略；无私无畏、光明磊落，始终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顽强奋斗作为执着的人生追求，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②参见《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51—156页。。这一概括，全面揭示了邓小平的精神品格，也为党史文化的建构积累了资源。此外，对于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瞿秋白、王稼祥、任弼时等人的精神品格，中共人在举行纪念活动时，也进行了总结和提升。这些领袖人物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建立的不朽功勋，对于后人是一种激励；这些领袖人物的崇高品德、博大胸怀、卓越胆识和革命风格，是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折射，对于后人而言是一种典范。通过其诞辰纪念活动的开展，通过其精神品格的提炼和总结，恰似在国人面前竖起了一座座精神丰碑，具有示范和教育意义。

历史事件之所以有纪念价值，主要在于其蕴涵值得后人继承、弘扬的精神气质，揭示历史事件的精神内涵，彰显历史事件精神内涵的当代价值，是中共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比如，究竟什么是五四精神，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1999年5月，胡锦涛在五四运动80周年纪念大会上，对五四精神进行了界定。他说：五四运动“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五四精神的核心，是伟大的爱国主义”，“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③《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34页。显然，这里所说的五四精神，既包括五四爱国运动所体现的精神特征，也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蕴涵的精神气质。五四精神基本内涵的概括，既有利于五四精神的传承，也为党史文化的建构增添了内容。红军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颂；长征精神是党和人民军队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高度凝结。1996年10月，在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从五个方面对长征精神进行了概括，即“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④《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90页。。这五个方面相互依存，涵盖了长征精神的核心内容，成为党史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总之，纪念活动是建构党史文化的重要途径，为党史文化的生成提供了丰富资源，通过纪念活动而形成的时间谱系、行为方式、记忆载体、意义体系、精神坐标，都是党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