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峰

为了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积极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工作，北京联合大学成立了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中心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9月28日在北京会议中心隆重举行，这是北京市属高校成立的第一个以海外中国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

在研讨会上，与会者围绕“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发展前瞻”这一中心主题展开了热烈而富有成效的讨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长徐维凡，中央编译局副局长魏海生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研究员、王爱云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张注洪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张静如教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李向前研究员、马贵凡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柳建辉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何培忠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萧延中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李雪涛教授以及北京联合大学徐永利、韩强、梁怡等领导和专家教授共70多人参加了会议。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当下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应以追踪和评析国外对现实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为重点，不断增强中国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的话语权；在做好学术研究的同时，发挥好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资政作用，为政府及时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富有可操作性的建议；要注意借鉴国外研究新的技术手段，特别是利用好互联网带来的快捷信息检索和学术交流平台，扩大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视野和渠道；要充分发挥多学科优势，深化对学科领域内热点和难点问题的研究和评析；在海外中国学不断发展的今天，还要注意加强和扩大国内研究机构的多种形式的协作和交流。现综合本次研讨会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海外中国学发展的历史进程

关于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可溯源于汉学。就中国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有学者认为，海外中国学的鼻祖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先生。费正清从对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重点的汉学中开辟出了一个新的园地，把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与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真正结合在一起。这一举措被事实证明是一种很有战略眼光的举措。相比之下，欧洲人对中国的研究长期停滞在汉学范围内，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开始认识到开展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性。从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海外中国学的发展主要受两个因素的推动，一个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启。自此，国外有一批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开始研究中国问题。当代中国的政治、外交、中共党史是这个时候研究的热点。另一个最根本的因素就是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已经成为显学。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加强了对中国的研究，无论政界、学界和商界都有大批人士对中国产生浓厚兴趣，研究队伍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大批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各国的智库纷纷设立了研究中国问题的部门，大批有才华的学者开始专注于中国问题研究。

有学者以译介和评析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为例进行了阶段性的划分，认为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1949年至1966年为初始阶段。此时仅有对个别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如裨治文、柔克义、马士、丹涅特、赖德烈、费正清等人部分著作的翻译和对国外研究近现代史状况的零星介绍和评价。 (2)1967年至1976年为沉寂阶段。因为“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中国对外联系骤然减少，个别大型图书馆的外文书刊虽仍可见到，但很少有学者能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进行评析。(3)1977年至1999年为勃兴阶段。改革开放后，始有国外中国学著作大量出版。专著方面有侯且岸的《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 (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注洪、王晓秋的《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梁怡的《英、法、德、澳、加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北京联合大学学报》多期连载刊登)等；工具书方面则有冯燕的《近三十年国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 (中华书局，1981年)、杨诗浩的《国外出版中国近现代史书目 (1949—1978)》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俄苏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等陆续面世。(4)新世纪开始至今为发展阶段。此时，对国外研究的关注范围更加扩大，研究内容更加全面，提供的信息更加新颖，分析渐趋深入。研究成果主要有何培忠的《当代国外中国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何寅的《国外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黄长著等的《欧洲中国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张海惠的《北美中国学》(中华书局，2010年)、陈君静的《太平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史研究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朱政惠的《美国中国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等。

二、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意义与旨归

与会专家结合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教育部2011年11月提出的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和“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有关论述，从各自的角度阐发了进一步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有学者谈到，从30多年的总体发展结果来看，海外中国学领域已形成一个颇有影响的学者群，有了代表性的学术刊物、学会组织以及年报的出版。在海外的中国学成为国际学术界“显学”的同时，“海外中国学研究”也成为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自主创建的、成长最为迅速的学科之一。用北京大学严绍璗教授的话来说，海外中国学的创立，“意味着我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认识愈来愈深化；学术界愈来愈多的人士意识到，中国文化作为世界人类的共同的精神财富，作为世界文明的重大存在，在世界文明互动的历史进程中，对它的认知和研究，事实上具有世界性。——或许可以说，这是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30余年间，中国人文科学的学术观念最重要的转变，也是最重大的提升的标志之一”。①严绍璗：《对国际中国学研究的再思考》，《国家图书馆学刊》2010年第1期。

有党史专家回顾了胡乔木生前对海外中共党史问题研究的指示，进而提出研究海外中国学的两个意义：一是对我们自己正在研究的问题可以深入，可以借鉴外国人有益的方面；再者，可以有针对性地在国际学术界上发出我们的声音。在这方面，中国和俄罗斯学术界通过接触和学术交流，增强了双方的相互理解，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有学者认为，加强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意义和作用不仅在于学术方面，还表现为可以借助于海外的视野和研究方法进行比较研究，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融入世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话语权不对称的问题。也有学者认为，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一个重要目的是为借助外界帮助我们深入认知当今全球化体系下中国自身的问题，增加多向度的观察视角和广阔开放的参照系。这是我们不断升华自我认知、认清自身方位、探索现实主动性的内在基点。这种参照和反省越自觉，眼光与声音越真切，越有利于我们的判断与辨析，这无疑是对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时代和历史局限性的有效超越。

大家还讨论了海外中国学研究对外传播的意义。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们强调加强海外中国学研究，其意义不是一般地开展中外学术交流，重要的是要说明：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需要世界的了解，中国也需要了解世界，包括外部世界对我们的看法，而且这种了解必须是实时的，是与中国和世界的变化同步的。作为沟通中外相互理解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学术渠道，海外中国学可以缩短我们的自我认知和外部认知之间的差距，可以使我们更客观地了解中国的外部形象，进而发挥引导作用，多方位地树立中国在国际上的积极形象。

至于中国的价值理念怎么传出去、怎么有效传播的问题，有学者提出：通过海外中国学的研究，第一，要充分了解其他国家和民族现代化道路的特点，民族文化、价值的特点，这样才能够求得大同。第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要充分了解外国人是怎么认识中国的。他们的价值理念在中国问题上是怎么反映出来的。第三，应该通过我们的研究和了解，能够逐渐形成中国在全球的话语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这一点日益显得重要。

三、关于海外中国学的学科特性及研究定位

大家讨论认为，海外中国学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有学者认为，它涉及面广，边缘比较模糊。国外要强调的就是对中国进行综合性、全方位的研究，这是中国学不同于历史学、政治学的地方。有学者认为，从广义上看，海外把中国研究作为一门学问，在西方有200年的历史，在东方则更为悠久，至少也有600年或800年的历史。但作为一门学科，海外中国学研究在我国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发动、联合学术界的众多学人创建的。一个新的学科的出现、成长和壮大，不仅有时代需求的背景，也需要时间的付出、学人的努力和行政管理部门的支持。就目前来说，这一学科的发展还面临许多需要讨论和研究的问题，例如对其学科意义的认识如何提高、学理的阐述如何加强、学科的称谓是否需要统一等，尤其是在我国的学术体系列表中如何体现这一学科的存在，已成为制约这一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大家一致认为，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和关注重心应该是海外对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国学的研究重心已转向当代中国问题，特别是与中国发展战略和政府决策相关的研究。近年来，在海外中国问题的研究中涉及中国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制度模式、发展道路、发展经验和发展成就方面的关注度显著上升，如何认知中国、解读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舆论话题。“当代中国研究”正牵动着世界相关领域专家的问题意识。因此，我们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应该有清晰的划界和定位，应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海外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上，更好地服务于当前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有学者从国外党史研究资料译介的角度发现，近年来随着国内学术界对加强国史、党史资政育人功能及加强现实性研究的认识不断加深，对国外相关研究的译介和评析范围也拓宽了，不仅将国外的党建研究纳入了党史研究范围，还把国外对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的研究纳入了国内学者的译介范围。

四、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面临的问题

梳理好当前海外中国学研究面临的问题，对于研究的深入和拓展有着特别的意义。有学者系统地归纳了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对理论的探讨还较滞后。这主要是对于渗透于各种成果中的理论基础往往未作或缺乏全面、深入的评价。第二，对海外研究的状况反映不够全面。在内容上多集中于政治类研究情况的了解，在国别和地区上对东南亚地区、拉丁美洲和非洲地区的中国研究很少介绍。第三，对海外研究的历史考察未尽系统，对各个国家间的中国学研究追踪也不平衡。第四，对研究的个案分析还欠普遍。第五，对研究方法的借鉴仍有偏颇。

关于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层面的问题。有学者提出，在当前海外中国学研究中，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在讨论国外的东西时会意识形态化，而不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对于与我们相左的观点，容易在脑子里先入为主，然后嗤之以鼻。其实，这些观点有学术探讨，也有恶意攻击，应多注意深层面的分析，全面了解外国学者的立场和观点。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学是由美国人自己主导的，美国人借此来引导和吸引外国学者来关注美国问题，同时也通过这个途径输出美国的文化观和价值观，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虽然中国学的成果也在不断增加，但总体上说，它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这就需要我们有一套自己的中国学研究的体系。我们对应该向外部世界展示哪些东西、怎样引导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并不清晰。

五、关于加强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建议

与会学者从方法论原则、发展方向、队伍建设以及基础工作等多个方面，对加强海外中国学研究提出了十分中肯的建议。

有学者强调，海外中国学的健康发展有赖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努力：第一，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全面、真实、准确地进行调查研究，才可以科学地理解这一学科的性质、特点、范围和方向。第二，应具有较好的国内中国学的基础和学术素养，具有严肃的反思精神，才能更好地审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取长补短，促进学科发展。第三，需要把对海外研究成果的历史考察上升到学术、理论高度，既坚持中国学术的优秀传统，又重视吸收海外中国学研究中的新思潮和新方法。第四，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国内各高校和科研单位均有创新或建树，宜加强联系、增进交流，这对于避免重复劳动，丰富和发展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

有学者认为，海外中国学研究中需要坚守一定的原则和态度。第一，研究中国问题，应该以中国为主，包括研究资料的来源和话语权问题。第二，在国际学术交流中，要旗帜鲜明地表明中国学者的态度，明确我们的立场，在是非面前不含糊。第三，对国外的研究成果取客观、平等和商榷的学术态度。在坚持公平和客观的交流原则下，就某一具体的学术观点和研究结论进行商榷乃至争鸣是非常必要的，这有助于提升研究结论的科学性，更有助于扩大中国学术的正面影响。

就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国外中共党史研究问题而言，有学者提出，由于国外学者选择研究对象的多元化、多样性，国外的中共党史研究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与当代中国研究有同质化的趋势。在新在历史条件下，我们需要继续开展人物研究、专著论文的译介和对“问题”的综合研究；需要不断开阔眼界，从“以我为主”的解读模式到开启国际比较视野；需要直面现实，注意从“现实诉求”中找到研究的点和题。

有学者认为，在加强对海外当代中国的研究的评、译、介的过程中，准确地对外使用学术词汇和政治语汇很重要。应重视学术话语的对称性问题，尤其应注意坚持中国的学术话语权，特别是应注意选择外国人听得懂的话语体系和表述方式，这对于更好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有学者认为，海外中国学研究不能照搬照抄海外的专门术语，唯“洋”是尊，而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辨析和运用。

有学者分析了汉学和中国学研究的不同任务和彼此关联，开展海外中国学与汉学研究所不同的侧重点和效果，并提出海外中国学研究中数据库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问题。不少学者还提出解决研究队伍建设的重要性问题。海外中国学涉及的研究领域比较宽泛，对多语种人才的需求比较大，对使用外语开展评析的学术能力要求比较高。因此，尤其应重视对那些有专业研究背景、外语条件好的青年学者进行培养，重视从硕士、博士研究生中进行选拔和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