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城

李颖的新著《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年)，不仅是一部妙趣横生的中共党代会史，而且是一部视角独特的中共简史。通过细节反映会议，所以妙趣横生；通过会议反映历史，所以视角独特。可以想见，作者在诸多方面下了足够的功夫，才能使本书以小见大、雅俗共赏，成为一部可读性很强的学术专著。

第一，坚持具体真实与历史真实相统一。

毫无疑义，历史学第一位的任务是求真，因为只有求真——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才能求是——揭示历史的本质规律。而真实是分层次的。对历史而言，真实即分为具体真实和历史真实两个层次。具体真实即历史上实际存在的人和事，亦即现象的真实；历史真实即经过历史学家选择提炼过的体现历史规律的真实，亦即本质的真实。一般来说，现象是本质的反映，但不是所有现象都能够反映本质的。所以，历史学的求真，必须坚持具体真实与历史真实的统一。作者写作本书的初衷，正如其在引言中所说：是想“告诉人们一些以前不知道或没注意到的细节”，“使读者能在轻松的阅读中，对整个党代会有一个比较立体全面的感知”。所以，在问题和细节的选择上，作者坚持了五条标准：“第一，能引起阅读者的好奇心；第二，不能太过宽泛或者太过具体，最好是看似不大的题目却蕴涵较重大历史意义和包含较大信息量；第三，不能仅仅局限于党代会本身，还要包括会议背景、后果等相关延伸内容；第四，每次党代会的几个问题，要体现出这次党代会的主要特点和鲜明特色；第五，17次党代会的99个问题，每个都能独立成篇，全部串在一起，又基本能做到首尾相连，环环相扣，大致勾勒出一部中国共产党发展简史。”作者选取的这99个历史细节，全部是能够反映历史本质的现象。这就为本书最终能以这些细节客观反映中共历史的主题、主线和本质、主流提供了前提。在突出这些细节的同时，作者还在每章前设置一段概述，简要介绍本次党代会的概况、贡献和历史地位，便于读者对本次党代会的整体把握，从而实现了具体真实与历史真实相统一的初衷。

第二，坚持以严肃的学术性为基础。本书的价值，首先在于其严肃的学术性。作者在写作本书时，为自己规定了两条原则，这就是“坚持用事实说话，立足原始档案资料，体现最新党史研究成果；同时，抱着与读者共同探讨问题的心态，能解读多少就解读多少，能说到什么程度就说到什么程度”。这两条原则，在书中化作了具体的成果。读者仅从正文的188条脚注，已经可以看出作者严肃的学术态度。这些注释中，大量是史料出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鲜为人知的新史料。还有部分注释是考证性说明，如一大闭幕日期、三大代表人数。这种考证不仅在注释中有，在正文中也不鲜见。比如第12节“个人回忆与档案记载相左——毛泽东是否参加了二大仍是个谜”，就是一篇兴味盎然的考证文字。作者列举了有关这一事件的所有史料，并对这些史料进行了中肯的分析评述。但是，最终以“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考证”作结。这种看似没有结论的考证，实现了作者“能解读多少就解读多少，能说到什么程度就说到什么程度”的承诺，渗透的是作者真诚的学术良知。除此之外，作者还吸取了学术界大量研究成果尤其是最新研究成果，这也是本书能既有很高的学术含量又令人耳目一新的重要原因。本书之所以具有如此的学术品位，与作者的学术修养和研究积累是密切相关的。作者写作这本书大约用了一年时间。此前10年，她编辑出版了80万字的《从一大到十六大》一书。此前5年，她更牵头组织撰写出版16卷本200万字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史丛书》(其中她本人撰写两本)和编辑出版《从一大到十七大》一书。其间，还发表近20篇有关党代会的文章。真可谓十年磨一剑，功到自然成!

第三，坚持以人的有目的的活动为中心。历史是什么?马克思认为，历史就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所以，反映历史，必须以人为中心，反映人的有目的的活动。以往一些党史著作之所以不被人看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只见组织不见人。作者坚持以人为中心，“挖掘一些或著名或普通的历史人物在党代会上的表现”，着力展示这些人物的有目的的活动，是这部著作之所以成功的关键所在。正因为如此，书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人物。如毛泽东，从一大前突然赴沪和一大上担任记录，三大首次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五大提出的《农民运动决议案》未被采纳，七大脱稿作充满激情的口头报告、说服代表选举王明等人和谦虚回应代表们高呼“万岁”口号，九大力挺朱德、陈毅当代表却划去女儿李讷的名字，直到十大最后一次参加党代会目送代表们全部退场。如邓小平，八大婉拒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十大评价所谓“十次大的路线斗争”，十三大后说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十四大前发表南方谈话。再如，江泽民在十六届四中全会后召开的中央军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上说：“我诚心诚意地把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这个班交给锦涛同志”；胡锦涛在十七大逐一介绍其他八位常委时说：“习近平、李克强是两位比较年轻的同志，他们分别为54岁和52岁”。还有一大13位代表在一大的活动及其此后的迥异人生，杨之华在五大上主动提出不当中央委员，珍宝岛战斗英雄孙玉国被请上九大主席台作报告，等等。书中的人活了，书中的历史也就活了。

第四，运用审美手法表现对象的审美内涵。为了表现中共历史的审美内涵，作者除坚持具体真实与历史真实相统一原则，以学术性为基础、以人的有目的的活动为中心之外，还在选题上坚持审美标准—— “能引起阅读者的好奇心”，在叙述时运用审美手法——“尽量避免生硬死板的教科书式的口吻，尝试用故事式写作手法，重拾鲜活生动的真实细节”。在作者运用的这些手法中，最突出的是悬念设置。所谓悬念，即接受对象对作品中人物的命运遭遇及未知情节的发展变化所持的一种急切期待的心情。悬念设置，指作者为了激活接受对象的紧张与期待心情，在艺术处理上采取的一种积极手段。可以说，这本书就是一部悬念之作。在99个细节标题中，相当一部分是疑问句，如：“为何党的诞生纪念日定为7月1日”，“为什么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都没有参加一大”，“六大为何远赴国外召开，会址究竟在莫斯科哪里”，“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负责起草的八大政治报告吗”，“长期滞留莫斯科不肯回国的王明怎么会再次当选中央委员”，“十大前毛泽东为何选中年轻的王洪文”等等。疑问就是悬念。还有一些陈述句，如：“一大中央局选举，有一人没投陈独秀的票”，“‘和蔼可亲’的瞿秋白和‘沉默寡言’的蔡和森带头向陈独秀‘开炮’”，“周恩来夫妇赴莫斯科参会途中的惊险遭遇”，“相隔17年之久的党代会一开就是50天”， “十六大‘大家庭’里增添两个‘新面孔’”等。这些陈述也蕴涵悬念。作者在设置悬念之后，再用讲故事的方法，以鲜活生动的真实细节，为读者释疑解惑，读者便在紧张的心理期待被逐步满足的过程中领略书中的内蕴，得到一种审美的享受。

用历史统领细节，用细节反映历史，便能以小见大；将严肃的学术著作大众化，将通俗的普及读物学术化，便能雅俗共赏。李颖在这本书中做到了。这需要功力，更需要责任感——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