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代光

作者系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中国的公务员队伍，以公开披露的信息看，文化程度都很高，普遍都高，不是比较高，相对高。

以上判断，我是从“主流媒体”的报道综合分析的：从“地市级”官员的公示、任命、“被选为”情况看，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具有“研究生”或“在职研究生”学历，连不久前因贪腐下马、养路工出身的铁道部前部长刘志军，也拥有“研究生”的耀眼头衔，其他遑论矣！

据此，按照教育部门、学术机构对研究生的要求，每个具有这档学历的公务员，都该具有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能力。

回到正题。看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努力建设一流智库”的口号，我就想，参照国外“旋转门”现象，一些有志于学术研究的退休官员，不妨进入智库，把自己的经验和智慧贡献于公共政策的研究制定。不过，在如今百无禁忌的开放环境下，退休官员讳言“退休”二字：不少因年龄原因进入人大、政协的领导同志，接任者只婉转地说他是“转岗”，而不是“退休”。说也是，以国民的平均寿命、健康水平、医疗条件看，一个60、65岁的高官，只是“人到中年”，正是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大好年华，突然宣布退下来，急刹车，是不小的震荡。

退休高官转岗智库，很快会产生化学反应，改变智库的成分，达到科学决策的目标。在实际工作部门长期任职，了解下情，知道群众诉求，清楚某部门、行业、地区的情况；这样，政策建议才符合或接近实际，也才能发挥政策的效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据我了解，老一辈中，不少负责同志就是从实际工作部门转岗的。他们虽没有“研究生”的头衔，但都是那一代干部队伍中的“秀才”，多年与文字打交道，潜身基层，更能自觉地实事求是。有的负责同志长期从事高层决策，掌握全面情况，避免了囿于某一部门、地区的局限，使政策建议更符合公共政策的目标要求。——这说的是老一辈的简况。中青年研究人员，绝大多数是从校门出来就从事研究，还带有教科书的框框、所从导师的学风。虽然他们也下基层调研，但现在的社会风气、工作作风，很难深入实际，掌握真实情况。不必讳言，有些调研报告，是应地方政府之邀，为他们树立政绩的，是“主题先行”，用文字为领导脸上贴金的；有的调研报告，完全是按照企业所出课题费的多少来行事，彻底成了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长此以往，智库的牌子难免褪色，离“一流”的追求南辕北辙。

退休高官要想转岗智库，现在就要预为准备，养成好读书，勤思考，多练笔的习惯。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领导干部，身穿中山装，上衣左上方的口袋里，至少要插一支钢笔，这除了显示有文化知识外，还说明他们会动笔写文章。这些年，有的领导干部忙于应酬，没时间读书学习了，组织上安排他们来堂堂的中央党校学习，他们也把酒宴摆到首都北京，忙于请客；加之下级惦念关心，数月不见，如隔三秋，轮番结伴赴京“看一下”领导，连党内最高学府也摆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了。

“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是党的优良传统。高官任职期间，除了制度性会议上宣读的长篇报告外，是否培养起动笔的兴趣，经常写写文章，使履职也成为提高自己学习能力的机会？理论水平，写作能力的提高是真受用，不亚于职务的提升。读一些报刊，看到不少领导同志也时而发表署名文章，但都是他们所管工作、部门的报告，千篇一律，毫无特色。知情者说，领导的署名文章，大都是秘书或者研究室代写的。

中国的国体、政体和决策机制，与外国不同。因此，宏观政策的研究、咨询机制，也与外国不尽相同。不重视民间咨询机构，只迷信政府系的“奏折”，就是一例。兰德、麦肯锡都是世界著名的咨询公司，但要放在中国，“单位”和领导没有一定的行政级别，他们的“产品”就不会有大市场。近年中国也出现几家做出优质产品的咨询公司，不过他们叫“研究院”，主要负责人成了政协委员，这个机构才显得重要。因循这个中国特色，退休高官的新岗位，也可选择民间咨询公司，某公司吸引了几位高级别的官员，“分量”加重，吃水渐深，就可远航了。

我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瞎操心，中心的同志会反问：难道我们这里是养老院吗？另外，中心机关办公用房紧张，要是来一批高层领导同志，如何妥善安置？如来个“正部级”的，至少要安排个套间。我想了想答：邀请一些退休高官参与政策研究，只能推动一流智库的建设，不应有负面影响。中心办公条件有限，可参照“通讯院士”或“特约研究员”的办法，只请这些同志定期参加经济形势分析会、课题研究会，不必常驻。我的本意是，借助这支社会力量，智库更能出现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而曾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同志，当他们退出“一线”之后，身后还有广阔的战线，值得再拼搏一番。的一种基本权利。我们决不能强制推行一种方式。鉴于中国人口太多，土地资源紧缺，保护环境迫在眉睫；鉴于丧葬事关乡风文明建设，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我们应当在充分听取意见、尊重民心民意的基础上，提倡中国居民可以接受的并体现文明的方式。如树葬，深埋简葬，等等。死了人，不筑高坟、不永久占地，如果种上一棵树，几十几百年后，大地就将被绿荫覆盖。这既满足百姓入土为安的意愿，又能达到节约土地、绿化环境的目的。

此外，要完善殡葬法规，依法治理丧葬。国家要从实际出发，修改完善《殡葬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要允许农民在节约土地、有利于保护环境的前提下，选择土葬方式。要改变城乡双重殡葬标准。民族自治地区可根据群众意愿制定可行的地方法规，规范丧葬行为。各地都要大力提倡丧事简办，反对修豪华墓、造活人墓，解决农民办不起丧事、葬不起死人等社会问题。殡仪馆等公益事业单位，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保本微利。对农民火化收费应给予优惠，对特困农民应适当减免，使农民切实感受良好的殡葬服务。

编后语

本刊5月号《关于“殡葬改革”的对话》，在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应。中央党校曾业松教授根据他对此问题的调研，专门给本刊投寄此文，提出他对“殡葬改革”的建议。看来，中国人也难逃哈姆雷特之问：“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前不久，陕西安康的“引产事件”，促使人们反思生命权的问题；曾业松教授提到的某地因强制推行火化，一个乡竟有9位老人自杀的问题，更使人震惊！——编者要问：在和平发展的年代，中国人的生死大事，难道也要一些科级、处级“公仆”费心照料吗？难道一些基层小吏为了所谓的“政绩”，竟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