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翠莲

（1浙江海洋学院 管理学院，浙江 舟山 316004；2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学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革，社会基层治理主体日渐多元化，主要包括了政党、政府、社会团体和群众自治组织等。在当前中国基层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厘清多元背景下社会管理的科学概念，准确定位基层党建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关系，把握好基层党组织在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中的角色定位，以基层党建创新引领社会管理创新，对于和谐社会管理体系的形成至关重要。

一、“社会管理”理念与党执政理念创新实现耦合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社会管理”的概念，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正式提出了“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一概念。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2011年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培训班上发表了关于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重要讲话，他指出，“社会管理的难点在基层，基层群众的工作做好了，做细了，做到位了，社会管理中的各种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说明新时期要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管理的创新，强化基层党组织对党员干部、群众及各种新社会组织，以及各项社会事业的领导和管理，以党建工作的科学化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实现社会的良性、科学、和谐发展。社会管理理念的提出是党和政府用以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回应社会诉求，从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从概念上看，社会管理是指由政党、政府、社会团体、社会机构等社会多元管理主体要素按照某种特定规则参与合作，共同管理公共事业，以追求最大化的管理效能，使社会运转科学、合理、有效，实现和谐稳定发展的最终目标。其中，党和政府通过制定社会政策和法规、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和社会事务，在社会管理中起着主导作用；第三部门、各种市场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以及广大公众起着协同和参与的作用，从而使社会组织在高度自律和有序的状态下得到充分的发展，最终达到化解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良性目标。

首先，新形势新背景下对基层社会管理理念的创新提出新要求。当前，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快速推进，既给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带来了巨大活力，也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一是经济社会转型对基层社会管理理念的创新提出新要求。我们国家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经济、社会、政治乃至文化层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转型期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落后了，社会矛盾急剧增多，群体性事件不断，社会的管理已经远远跟不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很多地方与现实需求脱节，所以迫切需要改革和创新。二是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对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提出新要求。当前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逐渐从单位制结构转向社区制结构转变，社会管理主体渐趋多元化，主要包括了政党、政府、社会团体和群众自治组织等。这对于以传统的以单位组织为党的社会根基的我党来说，党的工作很难再单纯依靠原来组织的手段、行政的方式有效地整合社会。三是社会结构模式的多样化对基层社会管理载体的创新提出新要求。我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原有的单位组织管理网络被弱化，而新的社区管理网络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政府往往要直接面对分散的个人，社会治理成本大大增加，社会事务自上而下的贯彻落实和社会问题自下而上的解决都受到一定阻碍，在部分地区和某些环节，在管理的载体上出现真空或覆盖不全面的管理缺失现象。四是社会转型的长期复杂化对基层社会管理方式的创新提出新要求。社会转型带来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复杂化、社会利益的分化和重构，使得传统的政府和社会管理手段单一的模式已不适应新的要求。这就需要基层党组织与基层社会相互协调发展，增强党的社会基础和基层社会的发展活力。五是公共需求的多样差异化对基层社会管理机制的创新提出新要求。由于各利益主体价值取向不同，公共需求的呈现多样差异化的状态。如何整合不同利益群体，引领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需要有方法和载体的创新，需要政党与社会相互调适，基层党组织与社会自身的结构相互耦合，以保障基层社会的良性、稳定的转型和基层党组织对于基层社会的有效领导和整合。基层党组织针对这些新形势新背景，也逐步实现工作重点的战略性调整。

其次，加强社会管理对基层党建创新提出新要求。基层党组织是社会管理的领导者和推动者，新形势新背景对社会管理的创新提出了要求，同样对基层党组织建设也提出了新要求。一是对党组织转变工作理念提出了新要求。加强社会管理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就要求基层党组织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寓管理于服务，在服务中体现管理。二是对党组织改进工作方式提出了新要求。现代社会管理服务人、尊重人的特点，要求从控制性管理，更多地变为协商式、服务式管理；从以行政手段为主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的、道德的手段实施管理；从传统封闭式管理变为更多地依靠现代信息技术实施及时化、便捷化、开放透明的管理。三是对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提出了新要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的迅猛发展，人员的频繁流动，使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出现“真空”地带，这就要求基层党组织不断拓宽工作领域，探索创新组织设置模式，不断扩大覆盖面。四是对基层党员干部社会管理能力和作风提出了新要求。群众利益诉求的多样化，社会矛盾的复杂化，要求基层党员干部不断提高应对复杂矛盾、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和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转变工作作风，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五是对党组织统筹运用社会资源提出了新要求。加强社会管理不仅要发挥政法、民政、劳动、教育、卫生等职能部门作用，更要引导群团组织、中介组织、自治组织等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这就要求党组织不断增强凝聚力，充分整合运用各类政治资源和组织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第三，新时期“社会管理”理念与党执政理念创新实现耦合。党的执政理念是指执政党执掌政权的宗旨、价值取向、治国方略、执政方式、领导方式、社会力量配置以及在执政的条件下如何进行党自身建设等观点的总和[1]。执政党执政理念关系到执政党执政方式的改善、执政能力的提高、执政规律的科学把握和执政基础的巩固。面对社会转型特殊背景下政治统治方面所产生的诸多问题，党的执政理念适应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服务型政府理念的要求，逐渐实现执政理念的创新。改革开放前，我国党政机构是基层社会唯一的社会管理主体，党和政府通过强有力的政治与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地实现了对社会高度整合；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社会分化加快，整个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也在不断产生和积累，旧的社会管理模式难以应对新形势下面临的种种新事物和新挑战，基层党组织和政府不能继续通过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有效地实现整个社会体系的整合而导致体系整合能力下降，“大一统”的社会整合体系在基层出现“梗阻”，从而造成社会管理成本的上升和管理的无力、滞后或被动现象。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公共事务纷繁复杂性，加上政府自身难以逾越的低效屏障，民间社会力量不断崛起，社会管理主体走向多元化成了必然的趋势，客观上形成了对政府重新定位自身角色功能的诉求，新的公共管理模式逐渐由传统公共行政转向现代公共管理的变革，即公共管理的主体应不仅局限于政府，还应包括居于特殊地位的执政党和各种非政府、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公共组织，亦即第三部门[2]。其中，政府作为管理公共事务的核心成分虽然还是公共管理的核心组织，是公共管理的主体，但却不再是唯一承担公共管理责任的组织，而市场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等以其自身的特质和各自的优势分别承担起了社会管理的相关职能，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着愈益积极的作用。在多元化主体之间，必然要求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众、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第三部门的有效合作。

社会转型期提出社会管理理念与党执政理念创新的耦合，其实质是政党与社会的调适，即政党在价值宗旨、组织机构以及制度规范等层面与社会现实和社会诉求的相互协调和契合。党和政府掌握着管理国家与社会的公共事务的公共权力，必须坚持政府作为最大的社会管理主体的权威地位和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但党和政府应逐渐转变执政理念，调整自己管理方式和领导途径，以公共管理主体的身份，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参与到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当中。党的基层组织与基层社会管理有着很强的共性。一是党的基层执政与社会管理存在着工作对象上的重合性。作为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组织系统“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渗透于各级、各类社会组织中，对各种社会管理服务资源有较强的整合能力和便利条件，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进步。二是党的基层执政与社会管理存在着工作方式上的互补性。“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社会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性、根本性工作。社会工作中以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专业知识为基础提炼而成的科学的手段和方法，为党的群众工作提供有使用价值的借鉴；而我党有做群众工作优良传统，当前基层党组织继续发挥着“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带领群众”的领导作用，二者有很强的互补性。三是党的基层执政与社会管理存在着工作内容上的一致性。社会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全面性的大问题，而社会服务、社会救助、社会稳定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党组织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组织力，充分发挥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作用，实现二者的吻合，使工作于不同岗位的党员在社会管理服务方面起到带头作用。

基层党建创新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内容，理顺和调试基层党组织与基层社会的关系，实现二者自身建设和发展的结构耦合，即基层党建创新引领社会管理的创新，社会管理的创新强化基层党建的创新，并能够进一步展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成果，这两者结合、竞合、互动的关系。构建以基层党建创新引领社会管理创新的模式，是实现基层党建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

二、基层党建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角色定位的历史演进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根据政党、国家、社会和市场的互动关系来看，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制度沿革以及基层党建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角色地位的演进进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从建国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一元治理格局。这段时期我国的社会管理是党领导下“国家主导的一元化社会管理体制”，执政党和政府是唯一的社会管理主体，国家成为无所不管、无所不包的“全能国家”，所有权力集中于唯一的权力机构。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党和政府作为唯一的治理主体不仅管理着国家的政治和行政事务，也管理着全部社会事务和经济事务，直接导致政治上的专权和管理上的极端低效，社会缺乏结构和功能的分化而成为“总体性社会”，个人成为缺乏自主性只能被动服从的个体，牺牲了个体的自由和权利，窒息了社会的创造活力，极大地扼杀人们的创造性和自主性。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2年十六大召开是现代社会管理体制起步时期。这一时期传统社会管理体制趋于解体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始，党和政府逐渐开始适度分离，党主要负政治领导责任，政府则主要负行政责任，政府率先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治理主体。与此同时广大农村开始推行村民委员会制度，城镇逐渐推行居民自治制度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基层民主自治体系逐渐建立。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是发展经济，全能型政府之下的社会以及社会组织开始发生深刻的变革，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对经济进行管理。这一时期，中国执政党的社会功能发挥重大的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推动社会服务向前发展。这一时期的社会组织发展受到的限制和控制较多，但仍然属于社会管理的对象，在社会服务方面发挥有限的拾遗补缺的作用。

十六大至今是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基本思路逐渐形成阶段。2002年十六大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中国社会发生了结构性变革：个体和私营经济获得较快发展，私人经济部门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阶层与新组织不断涌现，单位也不再是配置资源的唯一途径；民间组织管理从定期清理走向依法登记管理，获得很大发展；城市社区建设提上了党和政府的议程，农村村民自治走上规范化管理的轨道。所有这些都为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一概念，从而明确了现代社会管理的领导体制。由此，“社会管理”概念也逐渐走进社会管理活动之中，被纳入更完备的体系性框架之中。

三、加强基层党建，引领社会管理创新路径选择

社会管理是实现社会良性有序运行的基本手段和保证，也是一种政治过程[3]。党的基层组织是基层社会管理的核心主体，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基层党建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工程。十四大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基层社会的各个层面的急剧转型，城市、农村以及各行各业和各领域不断发生关系重构和结构重组，这主要体现为基层社会的重新组织化。在社会重新组织化中不断涌现的新的组织化形式与基层党组织自身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脱钩，新的组织化要求与党组织管理模式出现一定程度的脱节。在当前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保持党的生机和活力，引领社会管理创新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

首先，构建服务型政府，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提升社会管理水平。构建服务型政府是政府实现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目标和有效保证。一是明晰政府角色，从管制型政府的行政理念转变到服务型政府的行政理念，树立顾客导向的服务理念。当前，社会管理的核心就是要改善和保障民生。改善民生问题，不仅是履行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必然要求，更是政府行政必须优先实现的基本职能[4]。二是要改善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进一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这就需要在强化基层党组织有效形式监督职能的同时，充分发挥民间力量对政府的监督，要进一步加强中央、地方和民众之间的互动，加大社会力量对公共权力主体的有效监督和制约，实现基层社会善治。三是要实现基层社会管理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伴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日益发展与成熟，改变了传统的全能政府控制基层社会的管理局面。这就要求基层政权的公民社会管理工作进行变革与创新，采取有效对策努力扩大公民社会的积极影响，以公民本位的精神实现政府再造，促进党和政府与公民间的良性互动。

其次，培育社会自主性，实现基层社会管理主体由一元向多元的转变。当今社会管理主体多元运作的态势注定单一的某种力量无法完成基层社会管理重任。因此，培育和建设城镇社区居委会和农村村民委员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是发挥基层社会管理资源作用的重要途径。实现基层社会管理主体由一元向多元的转变，核心在于培育社会多元主体力量，特别在培育其社会自主性的同时要给民间组织发展以足够的空间，给多元的社会利益以足够的保护。实现民间社会管理资源与党和国家管理资源的对接与互动，将会大大提高基层社会管理的实效。

再次，引入协商民主，建立健全公众政治参与的机制与平台。基于当前政党组织、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缺乏有效的互动的问题，强调引入协商民主，能够为基层自治注入新的活力，以弥补选举民主的不足，实现群众需求表达和回应互动的动态型社会管理。协商民主指的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5]。协商民主既是一种治理形式，也是一种决策形式。在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方面，必须更多地引入协商民主的方法，更加积极地探索协商民主的新形式、新路径，建立健全公众政治参与的机制与平台，使广大群众有足够的政治机制、渠道和平台来表达自己的利益愿望和意见，要借助这些政治参与机制、渠道和平台，虚心听取各方意见，平等地进行讨论、协商求同，不断地以真正的公开、真诚的协商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理解和支持，进一步促进党和政府与公民间的良性互动。

最后，运用信息化手段，实现全方位服务型社会管理。随着当前社会管理要素日趋增多，难度不断增大，单靠传统手段已经难以实施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因此，要充分认识并进一步发挥信息化手段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将当前错综复杂的社会管理事务与高速发展的信息网络紧密结合起来，构建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提高新形势下社会管理信息化水平。

[1]周尚文.共产党执政理念论析[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2，(5).

[2]薛辉.浅析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的政治学意义[J].中国行政管理，2004，(4).

[3]杨春寿、池巍巍.社会管理理论的若干问题探讨[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9，(3).

[4]潘小娟，白少飞.中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思考[J].政治学研究，2009，(2).

[5]Maeve Cooke.Five Arguments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PoliticalStudies,2000,Vol48,p947～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