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云

（铜仁学院，贵州铜仁554300）

一、我国行政决策程序法制化面临的观念障碍

观念障碍是我国行政决策程序法制化前进历程中一块沉重的绊脚石，也是制度障碍产生的深层原因。理念的转型是一场比实践建设更具决定意义的革命，[1]要真正实现中国行政决策程序的法律限定，必须完成观念转型。

1.“重实体、轻程序”和“重结果、轻过程”的实用主义观制约

我国千百年来一直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法治观，只追求实体公正，不追求程序公正，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如果法治只讲求实体公正的话，那么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一些帝王君主也曾追求实质公正，但这不是真正意义的法治，而是人治。“程序公正”的功能不仅表现为其是实现实体公正的前提和保障，还表现在其对于限制随意性，化解矛盾，缓解冲突，满足要求，补救权利，防止权力滥用有十分积极的作用。[2]（P63）法律程序的价值可以概括为：公正的法律对待；约束专横权力；解决社会争议；实现法律权威；实现社会合意、效率与和谐。“现代行政法治的核心是行政程序法制建设”。[3]（P32）对行政权的正当行使，行政程序起着极为重要的保障作用。我们既要注意行政的结果，更要注意达到这种结果的过程是否合法合理，这是一种更大的公平正义。我国程序文化传统缺失，“重实体、轻程序”的法治观和“重结果、轻过程”的实用主义观根深蒂固，不重视程序法制，以为程序是形式，实体是内容，内容是重要的，形式是次要的，尤其在我国行政决策领域，规避程序的情况较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