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陶，胡 薇

（湖南大学 金融与统计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9）＊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我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在2010年10月29日公布的《银行间市场信用风险缓释工具试点业务指引》中首次创设了属于本国的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即信用风险 缓 释 合 约（Credit Risk Mitigation Agreement，CRMA）和信用风险缓释凭证（Credit Risk Mitigation Warrant，CRMW），CRM的推出受到市场的热捧，但是监管部门对于其将在何种程度上影响风险资本计提尚未明确。信用风险缓释工具自试点以来，市场的交易量并不高，为此，确认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减少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功能显得至关重要。

随着银行风险管理手段发展日渐复杂，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的风险缓释效果的确定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其基本态度有两种：

（一）持否定态度

A.Sinan Cebenoyan，Philip E.Strahan（2001）通过测试发现积极的风险管理手段可以影响银行的经营状况，银行进行风险管理的目的并不是相比其他银行持有更高的资本，而是活跃其贷款市场，认为银行风险管理方法可以提高银行信贷的有效性，但不能降低银行风险［1］；我国学者赵俊强等（2007）利用美国市场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信用风险转移交易对银行贷款规模、风险水平与收益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CRT交易规模的提高并不会带来银行贷款规模的持续扩张，对银行风险水平也没有明显影响［2］；Eric Dickinson（2008）从三个方面对CDS进行了探讨：（1）CDS是如何增加系统性风险的；（2）CDS是如何加剧了当前金融危机的；（3）在美国的立法机关如何规范CDS以尽量减少系统性风险的发生［3］。这些研究均认为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并不能降低银行风险，甚至有可能增加系统性风险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