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宝麟

1920年，民国北京政府批准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建立国立东南大学，翌年东南大学正式成立。在短短几年内，该校成为全国范围内科系齐备、师资优良并深孚众望的高等学府。东南大学自创立之初，即与江苏省教育会(东南学阀)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北伐军进入南京后，东南大学被国民党视为“东南学阀”的反动大本营，需要进行根本改造。1927年4月，东南大学由南京国民政府接收并进行改造。同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以原国立东南大学为基础，合并南京、上海和苏州的其他八个专科以上公立学校，组建为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2月第四中山大学更名为“江苏大学”，同年5月正式定名为“国立中央大学”①关于中央大学(第四中山大学)建校的详况，见许小青《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02—127页。。

经革命改造而建立的新中央大学，恰处于南京国民党“清党”之后的“后革命”政治氛围中，校园内延续的革命风气与国民党政治间时常形成吊诡性的互动，亦值得深入考察其中原委。

一、打倒“东南学阀”:国民党对东南大学的接收和改组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正式确立，国民革命随之兴起。到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北伐已势如破竹，兵锋直指江浙。3月23日，北伐军攻克南京，东南大学因军事关系开始停课，所有校产被江右军总指挥部政治部查封。4月2日和8日，该部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分别向东南大学总务主任卢锡荣下达训令，在接收委员未到任前，组织保管校产委员会，由卢氏兼任保管校产委员，“所有校产着该主任妥为保管，并须一面赶造移交清册，准备移交”②《国民革命军江右军总指挥部政治部给东南大学总务主任卢锡荣的训令》(1927年4月2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蒋介石给东大保管校产委员卢锡荣委令》(1927年4月8日)，《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上卷(中央大学史料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9页。，学校由军队驻守①《东南大学改组运动》，《晨报》1927年5月22日，第5版。。

东南大学被北伐军查封之后尚待接收，这所知名学府今后的命运引起了该校学生和毕业生的高度关注。3月25日，东南大学毕业同学洪瑞钊等即发出宣言，提出改组意见②《教育界消息》，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3月26日，第2张第2版。。紧接着，东大在沪学生姚定尘等八十二人又发表宣言呈报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江苏省党部和南京市党部，内称:“慨吾校自成立以后，即为恶势力所笼罩，江苏学阀更与军阀政客相勾结，盘据校政，广树党羽，视吾校为私产，自齐卢战起，学阀之劣迹，尤觉昭著……直欲使东大实行‘走狗化’之教育，永为帝国主义及军阀之孝子顺孙。”并要求国民政府对学校采取八项改革措施③《东南大学来沪同学宣言》，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3月30日，第2张第2版。。此宣言除了对本校的反动历史作出深刻的检讨和反省之外，其斗争的矛头直指“盘踞”校内的“江苏学阀”。

在国民党南京政权尚未对东南大学接收问题定调之前，已有该校学生以革命口吻对改组学校发表意见。这里提示出北伐前后学生界革命性话语的一些表征，从中更能理解北伐战火被及的宁沪大学生在“改变昔日政治态度”后，其激进速度之快。以上由学生所指出的“江苏学阀”或曰“东南学阀”，在政权鼎革之际成为了国民党革命对象，国民党接收和改组东南大学的症结即在此。

1920年底，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筹备国立东南大学，以南高师校长郭秉文任东大校长，1921年东大正式成立，1923年秋南京高师并入东大④《本校沿革》，《南大百年实录》上卷(中央大学史料选)，第114—115页。。东南大学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于1915年正式成立。作为地方性高等师范学校，它的创立与江苏省教育会的作用密不可分;而东南大学更是江苏省教育会直接推动下的产物。在东南大学实际的最高决策机关——校董会中，江苏省教育会成员占有1/4席;在协调东大与江苏地方政府关系的过程中，教育会也起到重要作用⑤许小青:《论东南大学的国立化进程及其困境(1919—1927)》，《高等教育研究》2006年第2期。。

江苏省教育会成立于1905年，是晚清新政和地方推行新式教育催生的新式教育团体。从成员组成来看，教育会的主要成员是江苏当地的新士绅阶层或新教育界人士。教育会不仅主导江苏省内的教育改革，而且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渐成为官方正式的对话者和合作人，并在基层组织和省当局之间充当中介和协调者的角色。1924年国共统一战线形成后，国民党势力开始加强在上海和东南地区的活动，他们和教育会争夺学生和学校控制权，斗争越来越激烈。国共两党攻击江苏省教育会及其领导人黄炎培、沈恩孚和袁希涛等人为“东南学阀”，勾结帝国主义、买办和军阀势力，镇压学生革命运动⑥见萧小红:《从黄炎培和江苏省教育会看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历史演变(1905—1927)》，朱宗震、陈伟忠编:《黄炎培研究文集》(二)，上海:文汇出版社，2001年，第1—30页。。其中，东南大学是国共两党与江苏省教育会争夺权势的重要场域。而1925年东大发生的“易长风潮”(校长郭秉文免职、驱逐胡敦复事件)则是双方矛盾的总爆发。关于这一重要事件的经过及其政党背景，既存研究已有相当详细和到位的论述，此不赘⑦详见吕芳上:《民国十四年的东南大学学潮》，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编:《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第2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128—160页;许小青:《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第74—100页。。

质言之，这场风潮，标志校内的政治斗争痕迹已明显加深，而国民党方面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胜利，但对东南学阀的憎恨则更为深刻，党人口中的东南大学“反动”之名遂成。

然时移势易，自北伐军席卷东南后，昔日国民党在教育文化领域的政治对手“东南学阀”立即成为革命对象，国民党多少报了两年前在东大易长风潮中的宿怨。1927年3月22日，就在克复上海的第二天，由沈勉后、林懿均、姜琦和杨杏佛等十一人组织江苏省教育协会，先成立临时执行委员会，以取代江苏省教育会。随后，由上海特别市中小学校教职员联合会接收江苏省教育会在上海西门林荫路的会址①《江苏省教育会权威之崩溃》，《教育杂志》第19卷第4号，1927年4月20日，第4—5页(文页)。。6月24日，江苏省教育协会正式接收江苏省教育会，江苏省教育会宣告结束②《苏省教育协会接收省教育会》，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26日，第4张第3版。。同时，江苏省教育会的重要成员“东南学阀”随即遭到国民党的通缉。黄炎培于1927年5月19日被国民党通缉，是日离沪，22日到大连避居③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72页。。7月1日，国民党政治会议上海政治分会又请示中央，通缉“依附帝国主义之军阀污吏把持全国教育，及各种文化事业，操纵江苏政治”的“江苏著名学阀”黄炎培、郭秉文、袁希涛、沈恩孚和蒋维乔等人，“褫夺公权，并令各教育及其他一切机关，永久不许延用”④《褫夺学阀公权》，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7月2日，第3张第2版。按:上海《民国日报》的报导并未说明上海政治分会呈请中央的具体时间，此据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中国国民党政治会议上海临时分会三十八次会议记录》原件，时间为1927年7月1日，参见吕芳上:《民国十四年的东南大学学潮》，《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第2册，第159页注128。。其中，郭秉文和蒋维乔曾担任东南大学校长，东大最重要的三位校董黄炎培、袁希涛和沈恩孚亦榜上有名。

“东南学阀”被彻底打倒，而学阀所“盘踞”的东南大学也须同步改组。几乎与学生发出革命性的改组东南大学宣言同时，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于1927年3月28日议决:东南大学改组为中山大学，并派吴稚晖、杨杏佛、侯绍裘、柳亚子、顾孟余和郭沫若等七人为筹备员。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认为，东南大学“夙为江苏劣绅土豪所盘踞，故其教育方针，完全作反革命宣传”，而且反动的国家主义派又“麇集该校进行其反革命工作”，学校中的大批学生又为军阀张宗昌作“宣传队”，故须对此反革命所盘踞之机关严行整顿与改组⑤《南京中山大学，东南大学改组》，《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9日，第1张第1页。另，天津《益世报》从汉口得到的消息是:将东南大学改组为“南京中山大学”。见《东南改为中山，忙煞吴老头》，《益世报》1927年4月1日，第5张第17版。。

值得注意的是，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正式发布改组东南大学命令的同时，南京方面虽尚未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方面正式分道扬镳，但在1927年3月底，宁汉双方在政治上已且行且远。因而武汉发出的改组令对于地处南京的东南大学无丝毫政治效力，且武汉方面指定的七位筹备员分散在宁汉两地，实际的改组工作根本无法进行。

与之相比，南京方面提出处置方案则要慢许多。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4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决议:(一)胡刚复、赵叔愚接收东南大学文理教育等科;(二)何尚平、蔡无忌接收该校农科及农场;(三)金侣琴、杨端六接收该校商科。4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国民党中央第三次政治会议咨请，任命汪精卫为东南大学校长⑥《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1927年4月22日，洪喜美编:《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记录汇编》(一)，台北:“国史馆”，1999年，第2页;《东南大学着手改组》，《申报》1927年4月25日，第2张第8版。另，《晨报》得到的消息是:“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以汪精卫为该校校长，并改名为中央中山大学。将金大、河大、法大三校并入。”见《东南大学改组运动》，《晨报》1927年5月22日，第5版。。

汪精卫于4月1日回国，4月5日即从上海秘密赴汉口。汪到后即掌武汉方面的党政大权，而此时的宁汉对立也愈益严重。由南京党中央任命对立的武汉党中央领袖汪精卫为新东南大学的校长，此命令比武汉方面先前发出改组令更具讽刺意味，在短时间内也无操作性。而同时，教育行政委员会任命的东南大学接收员也没能在短时间内到位，学校处于“无形瓦解”状态。到5月中旬，已在东大校内留守维持两个月的卢锡荣(晋侯)自称已是“心力俱瘁”，催促教育行政委员会即派员接收东大⑦《东大主任请接收校务》，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15日，第3张第4版。。

东南大学自北伐军进占南京后的两个多月时间内，虽有宁汉两方分别下达接收和改组明令，但一直未付诸实施。南京国民政府这种引而不发的姿态令很多事关己者的东大学生、教授及校友感到不安，他们多方催促当局立即改组学校，以便学校开学，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4月25日，东南大学在南京同学发起的“促进改组东大同志会”在该校图书馆召开成立大会，并发表宣言。该会提出六点希望，其中第一点即“实施党化教育、改组东南大学为中央中山大学”①《东南大学着手改组》，《申报》1927年4月25日，第2张第8版;《南京东大组织促进改组东南大学同志会》，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28日，第3张第4版。。5月12日，东南大学学生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又派代表向教育行政委员会请愿，请求驻军一律撤离，接收改组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由秘书主任高鲁接见。高鲁答称，前次所委派的东大接收委员，“以为接收即担负一切责任，多存观望或辞职”，政府仍在继续物色人选，尽快接收和改组学校②《东大学生会对改组学校之急进》，《申报》1927年5月20日，第2张第7版。。5月17日，上海《民国日报》又刊登东大读书运动会致东南大学接收委员胡刚复等人和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的两则代电，恳求政府立即派人接收东大③《东大学生读书运动会代电两通》，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17日，第3张第4版。。

5月16日，东大接收委员杨杏佛、胡刚复等人到达南京，召开会议商讨进行方针④《专电》，《申报》1927年5月18日，第2张第8版。。5月23日，蔡无忌、胡刚复等四人赴东南大学正式接收，校内保管委员卢晋侯(锡荣)、李仲霞等，将所有文件器物，一律移交，由接收委员会将各室逐一加封，分别派员保管，并按日到校整理筹备。校内所有借驻军队截至23日止，已一律迁让，由蒋介石出示保护令⑤《国民政府派员正式接收东大》，《申报》1927年5月25日，第2张第8版。校内驻军是东大难以尽快被接收的一个重要原因。北伐军攻克南京后，各路军马在南京城内拥挤，导致各处驻军。1927年5月12日，蒋介石在黄埔同学会改组委员会演讲时就严厉批评:“现在南京的军纪风纪败坏极了。总司令部不啻已三令五申，而总像东风吹马耳似的。不知道懏改，使一般社会批评我们国民革命军，还不如从前的北军。试看南京的学校机关以及好一点的洋房子，几乎没有一处不给军队占住的，弄得学校不能开学，机关不能办事。”参见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卷，台北:“国史馆”，2003年，第448页。。

二、中央大学建校的“革命”指向

东南大学接收完毕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改组，其中何人担任校长又成了问题的重中之重。4月下旬南京政府发表汪精卫为东南大学校长后，汪不能也不会赴宁履新。5月10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召集南京各级学校校长召开联席会议，总政治部主任对国民政府任命汪精卫为东南大学校长而觉得“不知是否有存在之必要”，与会之东大委员会代表“谓汪精卫系共产份子，本委员会已请求政府收回成命”⑥《总政治部召集南京各校长会议》，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10日，第3张第4版。。但南京政府一直未公布新的任命，校长问题庶几搁置。5月22日，促进改组东大同志会在东大图书馆召开第二次全体大会，重点讨论校长问题。大会共提出校长人选六人，分别为吴稚晖、蔡元培、杨杏佛、李石曾、马君武和罗家伦，请中央择一任命。其中吴蔡二人“学识资格声望言行，俱为众望所归，佥以吴蔡二氏择一为该校校长，最为适当”;杨杏佛“历任东大文理、工、商各科教授，其学识思想深为同学所钦仰，亦堪为人选之一”⑦《国民政府派员正式接收东大》，《申报》1927年5月25日，第2张第8版。。5月28日，另一学生团体东南大学学生会在该校附小召集第三次全体大会，议题中最受人关注的也是校长人选问题，最后议决推举候选人蔡元培、李石曾和胡适三人，请政府择一委任，并请先收回汪精卫长校成命⑧《东大学生会开全体大会纪》，《申报》1927年6月3日，第2张第7版。。

从五四到北伐期间，学生参与政治的热情骤然升高，师生关系与从前迥然不同。此后全国各地学潮频发，其中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学生迎拒校长。而且当时还出现了一个现象，在校长风潮中，学生提出新任校长的条件，作为风潮能否止息的考量因素①参见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第74—104页。。而即将面临南京国民政府改组的东南大学出现了更为“新奇”的情形，即由学生开会推举新校长候选人呈请政府择一任命。其中，促进改组东大同志会推举的六个人选除了大部分在学术界具备声望之外，几乎所有人都与新的党国政权有着密切联系。而东南大学学生会的推举校长标准稍显“保守”，除了蔡李二人之外，还加了一个较为纯正的学者胡适。在宁汉对立期间，蔡、吴、李等人不仅坚定地站在南京一方，而且全力支持蒋介石发动“清党”运动，并促成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为南京政权增强了党统性和社会道义基础②有人在当时观察到:“南京政府的领袖人物，的确不止一个蒋介石，还有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一排人物。他们这几位老先生，就是烧成灰烬，谁也认识他们是中国国民党的领袖。政党是人造的，政策是人为的，无论如何，一个政党的中心人物，总要算是那一个政党的命脉……现在他们几位国民党的老前辈，不独不替汉口鼓吹，反做了南京政府的中心人物。在我们局外的人看起来，不能不觉得国民党的中心势力，在南京而不在汉口。”参见辅仁:《中国政局的鸟瞰》，《现代评论》第5卷第127期，1927年5月14日，第9—10页。。推举蔡吴等人出任改组后的东南大学校长，既能增添学校的党国属性，又能刻意体现出北伐期间学生界所具的革命气息。

5月30日，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召开七十五次会议，决议改东南大学为江苏大学③丁致聘编:《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南京:国立编译馆，1935年，第140页。。6月6日，东南大学学生会和在上海的东南大学学生读书运动会派代表至已迁至南京的教育行政委员会会请愿，请求学校早日开学。到晚上八点半，终于得到褚民谊委员接见，答复请愿代表:“刚才已经议决了，东南大学改组，依次列为第四中山大学，任张乃燕为校长(江苏化为大学区，教育厅取消)，一月内开学。”④《东大将改组为第四中山大学》，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9日，第4张第3版。三天后，上述两个学生团体又派代表前往江苏省教育厅，欢迎厅长张乃燕就任第四中山大学校长，并促即负责到底。张乃燕当即表示首肯，并答应在一个月之内改组东大，实行开学⑤《东大改组后之消息》，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11日，第4张第3版。。虽然新校名并非教育行政委员会开始时指定的“江苏大学”，校长更非学生原推举之人选，但搁置两个多月的东大改组问题终于尘埃落定。

1927年5月1日，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张乃燕正式就任江苏省政府教育厅厅长⑥《青天白日旗下之江浙皖教育行政》，《教育杂志》第19卷第6号，1927年6月20日，第2页(栏页)。。6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在江苏省试行大学区制，并任命张乃燕为第四中山大学校长⑦秘书处编纂组编印:《国立中央大学沿革史》，1930年，第23页。。7月8日，国民政府下令江苏颁行大学区制，省教育厅裁撤，所有从前江苏境内国立各大学专门学校及中等师范等校均分别裁并或改组⑧《国民政府令(1927年7月8日)》，《国民政府公报(宁字第捌号)》，1927年7月11日，第11页。。7月9日，张乃燕交卸江苏省教育厅长职，就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校长职。以在宁沪苏三地的前东南大学、上海商科大学、河海工程大学、江苏法政大学、江苏医科大学、南京工业专门学校、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商业专门学校和南京农业学校等九校合并改组为大学本部;原省教育厅改设为第四中山大学教育行政部;江苏全省为第四中山大学区。1928年4月，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更名为“江苏大学”，同年5月正式定名为“国立中央大学”。

第四中山大学由东南大学改组而成，而东南大学在国民党眼中为彻头彻尾的“历史反革命”。大学院副院长杨杏佛对东南大学进行如是政治定性:“东南学阀之大本营，中国反动势力之根据地”，并且是“反革命之策源地”⑨杨铨:《与东大同学论军阀与教育书》，1927年11月2日，《杨杏佛文存》，上海:平凡书局，1929年，第318—322页。。当初北伐军进入南京封闭东大后，该校部分学生就曾感到:“自革命军肃清宁沪以来，东南大学四字，几成为厌恶名词”，所以世人大都视东大校内之人为“腐朽分子”，使学校里的革命分子无法自白①《南京东大组织促进改组东南大学同志会》，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28日，第3张第4版。。换言之，中央大学有着极为反动的校史。因此，一方面为了贯彻国民党中央的教育宗旨，另一方面也希望洗刷本校的“污名”，在等候接收和改组期间，东大各学生团体已纷纷上书要求在学校改组后实行“党化教育”(详见前文)，而且在改组后学校更准备积极宣扬和实施“党化教育”。

1927年7月23日，第四中山大学举行校长就职典礼。张乃燕在就职典礼上发表演辞称:“自从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于一切政治上有许多刷新;于教育上还有澈底的改革。所谓于教育上有澈底的改革，就是更改教育行政制度，本大学就是更改教育行政制度后成立的第一个大学。”这种教育改革“要把教育行政和学术做一件分不开的东西”②张乃燕:《就职演辞》，《第四中山大学教育行政周刊》第2期，1927年8月1日，第17页。。其后，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吴稚晖致词:“今后很希望张校长，本总理的精神，努力于党化教育”;教育行政委员金曾澄致词:“教育是党国的根本，无论大学中学小学，都应澈底总改造，现在设大学区制度，并同学术与教育行政，其目的也就在这里”;总政治部主任陈铭枢也对第四中山大学抱有同样的期望:“希望贵校能够厉行真正国民党化的教育，对于误谬的主义思想学说，都能根本的解释清楚……集中于党化的智识，发扬本党的精神。”③《第四中山大学张校长就职纪》，《申报》1927年7月25日，第2张第8版。显然，新校长对于未来学校发展的规划与“党国要员”的期待不尽相同。后者极力强调“党化教育”，更希望新建的第四中山大学能在教育文化领域配合新的“党治国家”。这种思想倾向正如叶文心所言:党化教育成为服务于党国体制的新文化正统④Wen-hsin Yeh，The Alienated Academy: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1919—1937，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90，p.2.。

“党化教育”在各级学校的实施，最为直观的体现就是开设国民党的“党义”课程。第四中山大学规定:“本大学课程由各学院拟定，惟三民主义学程凡大学学生均须学习。”⑤《第四中山大学本部组织大纲》，《大学院公报》第1年第1期，1928年1月，第125页。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具体的贯彻执行过程中，中央大学当局似乎对“党义”课程并不热衷。根据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决议，中央训练部设党化教育科。该科成立之后，着手调查各方教育实况，曾向中央大学(时名江苏大学)索要党化教育计划或概况报告，但江苏大学认为，“大学本部教授概况，其显者已将党义及三民主义明白列入学科教授，其微者凡关于党义及三民主义精髓之所在均分配于各科学所授讲义中。总期互相联络互相印证，俾学子受深刻之灌输，无形中收贯彻主张之宏效。惟既属学理，非其他事实可比，若欲填表报告殊感困难”，拒绝了中央训练部的调查要求⑥《中央训练部函江苏大学行政处》(时间不详);《江苏大学高等教育部函秘书处》，1928年4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缩微胶卷，国立中央大学档案648—2222。以下引用径称“中大档”。。而到1930年时，教育部发现，“党义”课程开设后，地处首都的中央大学“实负本党高等教育之重寄”，事实上“该校办理党义教育毫无成绩，其他关于党义之研究及组织史更无所闻”⑦《教育部训令(第一三八五号)》，1930年12月25日，中大档648—837。。而中大的情形实属普遍。1931年11月，国民党“四全大会”对几年内学校“党义”课程曾有过深刻的检讨:“中央年来厉行党义教育，国内大中小学均有党义课程之设置，惟综其结果，不但成效难收，反使一般学生感觉三民主义之空虚枯燥，与毫无意义。”⑧《关于党义教育案》，1931年11月20日通过，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76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78年，第176—177页。直到1939年，有论者还指出:“党义教育在过去，以至现在，如果不能谓为失败，至少可以说是没有成功。这是一桩严重的事实，一个不容易讨论的问题。”⑨高廷梓:《过去党义教育的检讨与今后党德的实行》，《中央周刊》(重庆)第1卷第21、22期，1939年1月1日，第24页。

三、“后革命”氛围中的校园政治生态

除了在大学开设“党义”课程之外，在实际的政治运作层面，“党化教育”模式予人以直观印象的莫如校内的国民党组织力量，及由此造成新的校园政治生态。从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国民革命开始，大学校园就一直成为国民党力图控制的重要场域之一。1924年1月，国民党中央青年部正式成立，此后个别学校开始出现了国民党区分部组织。首先，1923年12月29日国民党在上海大学内成立国民党上海市第一区的第一区分部。在短时间内，广州和上海两地的学校区分部便得到普遍建立①参见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第266—272页。。当时东南大学也有一些国民党党员和组织活动，但党势并不强大，而且在1925年的易长风潮的斗争中亦居下风②据郭廷以回忆，当时学生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拥护郭秉文，只有三四十名国民党学生反郭，而且并非所有党员学生都反郭，郭廷以本人即如此。参见张朋园等访问，陈三井等记录:《郭廷以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第141页。。

第四中山大学甫—建立，物理系副教授吴有训就在1927年9月20日召开的大学本部临时教务会议上提议:“本校教授中老党员发其〔起〕组织大学特别党部，以党国大义贯彻全校师生之精神。”③《大学本部临时教务会议记录(1927年9月20日)》，《第四中山大学教育行政周刊》第15期，1927年10月31日，第10页。随后，四中大专门成立“党务委员会”研究组建特别党部事宜，并向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请示此事④《第四中山大学函张校长、陈剑修、吴有训诸先生》，1927年10月28日;《函中央党部组织部》，1927年11月1日，中大档648—2222。。最后，四中大校内直属于中央组织部的特别党部并未建立，而是于1928年3月开始筹建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下属的第八区党部⑤梅嶙高:《大学生活之回忆》，《中外杂志》(台北)第19卷第5期，1976年5月，第70页。按梅氏从1928年3月至1930年12月担任第八区党部筹备处第一、二、三届执行委员会秘书，并当选第八区党部第五区分部第一、二、三、四届执行委员。。值得注意的是，吴有训为南高师毕业生，1926年秋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后归国，1927年秋进入中大服务，平时无特别明显的政治倾向⑥胡德明、戴佳臻、胡启南:《吴有训年谱》，江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高安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吴有训》，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第174—175页。，本人直到1941年2月方才加入中国国民党⑦《吴有训卷:人才调查表》，台北:“国史馆”藏，军事委员会侍从室档案，入藏登录号:129000017071A。。

其实不难理解当时吴有训的倡言。因“革命”在20世纪的中国呈现出全方位的有力态势，其在时间上的持续性和延续性，以及空间上的广泛程度和可分割性，都非常明显⑧罗志田:《士变——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读书人的革命情怀》，《新史学》(台北)第18卷第4期，2007年12月，第193页。。故在北伐后的政治语境中，南京政府初期的“党化”话语在起初成为国共合作时期“革命性”的一种延续，从吴有训的身上足可显现“党化”话语力量的强劲和深入。

建校之初，学生政治活动表现出国民党的“革命性”。1928年2月，第四中山大学学生发起针对学校当局的“免费运动”。校方因此开除的两名学生，其中一人徐谷生即国民党员，并曾任南京特别市党部第八区分部候补监察委员和监察委员⑨《南京特别市党指委会组织部段锡朋呈中央组织部附呈“各下级党部执委更动对照表”》，1928年10月1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档案717(4)—410。。在此运动过程中，学生以“本三民主义革命精神，减轻学生负担，实行总理教育平民化之主张”向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寻求奥援，南京特别市执行委员会特致函校长张乃燕，认为学生要求免收学费“尚非过分请求”，党部“极表同情”，希望校长斟酌后准学生所请(10)《中国国民党南京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函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2月14日，中大档648—2231。。而在同年4月因大学院改第四中山大学为“江苏大学”而爆发的另一场学生抗议活动中，学生群体除了仍以“党化学校”和总理遗教为思想武器之外①《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改定校名请愿代表团李铁铮等来呈》，1928年3月21日，《大学院公报》第1年第5期，1928年5月，第50—52页。，有国民党学生将“江苏大学”校牌抬至大学院门口，并将之踏毁②梅嶙高:《大学生活之回忆》，《中外杂志》(台北)第19卷第5期，1976年5月，第68页。。

不过，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特别是1928年6月北京克复后，国民党的清党反共与统一国家的过程同步进行，此时的国民党中国已进入了“后革命”时代。为了与中共划清界限，国民党从政纲政策到组织路线，均改弦易辙，将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中原有的“左”的和一切稍有急进和社会改革色彩的成分祛除③关于国民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92—122页。。但与此同时，对于中共、国家主义派和党内反对派系，国民党的“革命”矛头却始终没有动摇。

东南大学就是国家主义派活动的重要阵地之一，该派重要领导人余家菊和陈启天都在该校任教或就读。而且据国民党的研判，东南大学实为“国家主义的大本营”，而且其残余力量在学校被改组后依然存在④吴俊升:《教育生涯一周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35页。据陈启天称，东南大学虽有少数师生倾向国家主义，但谈不上什么“大本营”，而且反对国民党的郭秉文和陶行知等人也不是什么国家主义派(陈启天:《寄园回忆录》，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91页)。。

虽然，南京国民党在清党之后亦与国家主义派同举反共大旗，但双方并未就此取得缓和谅解。国家主义派继续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而国民党则通过政权的力量对国家主义派进行镇压，国家主义派的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只得在“夹缝中”活动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青年党》，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63—64页;陈启天:《寄园回忆录》，第154页。。尽管如此，国民党对于中央大学内隐藏的“国家主义派”势力仍尤为敏感。

1928年7月，国民党江苏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函请大学院和江苏省政府“令饬中央大学校长负责将该校共产党及国家主义者澈底肃清”。江苏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指出，中共和国家主义派在中央大学校内大肆活动，“各方面亦曾一再函告该校当局，嘱其注意澈底肃清，但迟迟至今，迄未见有处置此问题之表示”，而且“堂堂中央大学学生，人数千余，而党员不满一百，向无较健全之本党的区分部”，所以指责校方不履行“党化教育”⑥《严密查办中大反动派》，《江苏省政府公报》第43期，1928年7月23日，第13—14页。。

1928年10月，设于中大校内的国民党南京特别市第八区党部致函学校当局，称《中央大学日刊》“过去在内容及编辑方面皆确有未能尽合党义之处，如登载国家主义论文之类已属于屡见”，故要求学校将日刊的编辑权交予区党部。但校长张乃燕以“日刊系报告校闻及讨论学术之性质，与宣传性质稍有不同。既以大学命名，应由大学负其责任，编辑之权自难属诸他人”为由，拒绝了党部的请求⑦《中国国民党南京特别市第八区党部函中央大学》，10月8日，中大档648—2219;《张乃燕致国民党南京市第八区党部函》(1928年10月16日)，《南大百年实录》上卷(中央大学史料选)，第339—340页。。

另外，1929年11月2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指责中央大学“每遇集会辄有反动宣传单发现，尤以国家主义派之传单为最多”，同月12日“该校举行游艺大会，迨开映电影电灯熄灭之际，即有国家主义派分子乘隙暗中发散传单数十余份”，因而特饬教育部，严令校长“严密侦查，切实取缔”校内国家主义派活动。而校长张乃燕却辩称:“十二日职校学生会成立，适值总理诞辰，特于是日之晚开游艺大会以资纪念。是项集会系公开性质，虽系凭券入场;而来观者不限于本校之人。人数众多，难免品类不齐，致有发现国家主义派传单之事”，而且“平日职校训教，悉本本党主义为依归。学生亦大都能明了党义，恪守范围。惟每遇公开集会之时，外来之人，或藉此故意捣乱，以图淆惑观听，而破环职校固有之秩序，殊感痛恨”①《教育部呈国民政府》，1929年12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缩微胶卷，国民政府档案1(2)—173。。

改组派是国民党内的左倾派系，成立于1928年初，以拥护汪精卫为号召，主要成员为陈公博等人。改组派与党内拥蒋派在意识形态上有巨大分歧，并存在严重的现实权力之争。1930年中原大战后，改组派逐步瓦解②关于改组派的简史，可参考陈公博:《改组派的史实》，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4—45页。。但其坚持革命和继续发动民众运动的左派政治主张对一些中下层党员和青年学生颇具吸引力。据田守业的研究显示，由于1929年初改组派与党内拥蒋派公开决裂，国民党中央加强对改组派的政治镇压，改组派成员多被开除党籍。这直接导致1929年3月南京特别市党部发生分裂，11个区党部中除了第六区党部外，全体辞职，脱离原南京市党部的领导，决定拥汪精卫为正统，成立新的党部③田守业:《国民党改组派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2001年，第64—65页。。当时中央大学内的国民党员属南京特别市第八区党部，亦在改组派控制之列。同时，在改组派受南京国民党中央打压之前，宁汉合流的实现也使得中大校内的国民党员对汪精卫的党国领袖资格颇有认同。

1928年7月，中央大学内的区党部筹备委员会特向全校师生发表检举国家主义派宣言，其中有一点就指责校内国家主义派分子“丑诋本党忠实同志为赤化，以历次运动为共党操纵其间”，原因就在于校内党员拥护汪精卫者被“污蔑”为共产党④《中大党员痛斥国家主义派之阴谋》，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7月3日，第4张第1版。。据1931年秋从上海光华大学转入中央大学的郭骥回忆，此前校内有两大政治性学生团体:极光社(接近改组派)和新声社(靠拢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二者过去为争取学生运动的领导权斗争得十分激烈。当时仍有一个叫民力社的组织存在，其成员与之前的极光社有关⑤郭骥:《学生生活的回忆》，《中外杂志》(台北)第18卷第4期，1975年10月，第19页。。极光社的组织者是改组派成员林群。1930年底，已担任中大实验学校副主任的林群受到第八区党部的攻击，被中央大学撤职查办。但当时的新任校长朱家骅为林群进行辩解，认为其“言论有何反动，确证澈究亦所未悉”⑥《函京市第八区党部稿》，1930年12月30日，中大档648—2222。。

由此可见，中央大学在建校初期，校内的各种政治势力并不强大，而且校方对中央下达的严查政治异端势力的命令实则亦未严格贯彻，校内管制甚为宽松。无怪乎1930年11月2日，蒋介石严厉指责中央大学已是“学风败坏”，而且其两年前已调查得知该校“管训废弛，国家主义派、改组派、共产党混迹期间”，校长张乃燕应负全责⑦《蒋主席对中大风潮态度》，《申报》1930年11月3日，第3张第9版。而吴稚晖则认为:“中大为共产与国家主义派的角力场，恒亦不以为然”，估计是党部方面有人“谋会”(表明国民党组织部方面直接插手中大校内事务，致使校内派系纷争，互相攻击——引者注)。见吴稚晖:《上蒋主席函附自注(1947年1月)》，罗家伦、黄季陆主编:《吴稚晖先生全集》卷3，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第680页。。当然，出于自身的政治敏感性，蒋介石所述或有夸大成分。尽管中央大学校内国民党组织力量有限，但此时的中共在中央大学的组织力量也几乎无法发挥作用。自国民党“清党”之后，处于统治中心的中共党组织举步维艰。中共组织史料显示，1927年10月中共南京市委成立，翌年初设第四中山大学支部。1928年6月，中央大学支部有党员12人。此后，中共南京市委几次遭到破坏，复又重建，直到1934年8月被彻底根除。期间，中央大学的中共支部也屡遭破坏，党员不超过5名，亦无特别的政治活动⑧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南京市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南京市组织史资料(1922—1987)》，南京:南京出版社，1991年，第35—45页。。

从学生政治的角度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国民革命时期风起云涌般的学生运动已逐渐受到限制。1928年5月，当时主持中央教育行政的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和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在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通过了一项严格限制学生团体和控制学生参加民众运动的议案。虽然此时党内(特别是改组派)仍有很多反对之声，但从1930年初起，国民党中央正式确立“去政治化”的学生运动政策，一直持续到1949年为止①Huang Jianli，The Politics of Depoliticiz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Guomindang Policy towards Student Political Activism，1927—1949，Bern:Peter Lang AG，1996，pp.179—83.。国民党这种学运政策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在自身“去革命化”的过程中，尽量避免和压制反对政治势力利用学生进行政治动员，并且在抗战前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关于学生运动的政策，中央大学在一开始就与国民党中央内部限制学运一派的观点保持同调。1927年12月19日，张乃燕在学校总理纪念周上明确宣布:“前蒋介石同志在沪发表意见，谓当此共产党活动之时，所有群众运动，在本党未确定指导方针及办法以前，急须停止”，故“与诸同学相约两事:(一)现当中央正拟取缔集会之际，校内集会，以属于学术性质者为限，于开会时须取公开形式。(二)在中央尚未明令规定群众运动范围以前，对于校外一切运动，暂停参加”②《十二月十九日第十次纪念周纪录》，《第四中山大学教育行政周刊》第23期，1927年12月26日，第22页。。或许，这可昭示此后校方对于校园政治活动的基本态度，但“蒋同志”几年后痛切感到该校“校风败坏”也应归结于此因。

1927年3月北伐军进入沪宁以及一个月后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意味着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党治”时期。与此同时，“反动”的东南大学也被国民政府接收和改组，并以此为基础创建新的第四中山大学。起初，这所新都的国立大学以“打倒东南学阀”为标的，并积极响应“党化教育”，师生均有趋新革命的认知和努力。1927年夏秋之交，赋闲在家的北京大学老教授陈汉章先后接到第四中山大学和尚在北京政府控制下的北大的邀请电函，两校都邀他重执教鞭，但均被其婉拒。其中，四中大方面由柳诒徵致函相邀。陈汉章在复信的初稿中称:“若马首北向，或有反革命之嫌;若燕处南，羁不无入民党之诮。”③陈汉章覆柳诒徵函初稿(约1927年9月)，原件藏浙江图书馆古籍部，转引自钱英才:《国学大师陈汉章》，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89—290页。可见在外界人士，特别是在相对“保守”的教育界人士的感观中，这所新大学多有“革命”一面的印象。

不过，建校伊始的那种“革命”指向并没有能够维持。在建校后的几年时间里，特别是1927至1930年底张乃燕长校期间，中央大学校园政治环境较为平静，校方对学生政治活动没有太多抑制或进行动员。另一方面，此时国民党秉承的是在奠定本党权势的“党化教育”基础上，尽量消除反对派的政治力量。虽“党化教育”并不成功，且校内国民党组织力量也不强大，对抗政治敌手的功能弱化，但同时其他党派也因总体政治态势和学校所在地等因素而无法展开大规模的活动。此时的中央大学屡有学生风潮，有激进和“革命”的一面，但其中很少有政治党派动员的因素，大致呈现出“后革命”氛围中“去政治化”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