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瑞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北京100024)

一、文本的局限:消逝在潜语言层的历史

《庄子》记载有轮扁和齐桓公辩论的故事。轮扁是个制造车轮的工匠，但这个工艺的诀窍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只有在做的时候才能把握，却无法用语言表达。他试图把这个诀窍传给儿子，却说不清楚，儿子也听不明白。“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不得不亲自动手。轮扁推而论之“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不赞成齐桓公读古人的治国之法，他认为古代的圣人死掉了，那么这些关于治国之道的一切不可言传的诀窍也一起死掉了，而能够用语言和文字表达出来的东西从来都不是最精妙、最智慧的东西。

中国自古就有辩者不言、述而不作之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与禅宗所谓的“不可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认为一旦说出来就“破”了，就“低”了。古人常谓“名医不谈病，名将不谈兵”，不仅是因为病情与军情同样瞬息万变，更因个人体质或战场形势的不同而无法套用。语言不能尽意，文字不能尽言，这样的诡辩近乎有陷入“不可知论”的嫌疑了。“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1］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论述上古三代与后世历史知识传播方式的不同时，指出:“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传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尝得见其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