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不同租住模式的加工制造园区周边社会空间分异研究:以漕河泾出口加工区浦江分园周边社区为例

2012-01-18唐海燕钱俊杰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2年4期

孔翔，唐海燕，钱俊杰

(1.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科技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上海200062;2.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上海201620)

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环节发展是我国现阶段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形式，在推动工业规模迅速扩张和经济持续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受土地价格、交易成本等的影响，位于新城区或城市近郊的各类开发区正逐步成为加工制造业集聚发展的基地。在此过程中，园区周边的近郊区域也由本地农民为主转变为本地失地农民和外来农民工混杂聚居的空间。人口社会结构的这一变化很可能引致两类群体的隔阂和矛盾，只是由于群体间交流方式的差异，隔阂或矛盾的形式、程度及影响会有不同。外来农民工由于就业状况、收入水平、随迁家庭情况等的差异，可能选择不同的租住模式，这就会与当地人形成不同的混居形态和交流环境。本研究拟以上海漕河泾出口加工区浦江分园的典型周边社区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对居民日常生活空间和情感空间的调研访谈，初步探索不同租住模式下社会空间分异的状态及其形成机制，希冀对合理优化农民工的租住模式有所裨益。

1 社会空间分异内涵与形成机制

社会空间研究受到社会学、地理学以及城市规划等学科的共同关注。狭义的社会空间一般是指特定社会群体的居住空间;而广义的社会空间还包括日常活动所涉及的其他空间以及主观感知的空间［1］。关于社会空间分异，学界并没有统一的认识，甚至会使用“分异”、“分隔”、“分层”等不同表述形式，但都旨在刻画社会空间出现的结构性现象。一般认为，“分异”是指能影响到城市规划、可产生城市问题的明显或突出的空间差别［2］;“分隔”是种族、宗教、职业、文化水准或财富差异等彼此类似的都市居民聚居于特定地区，不相类似的则彼此分开的现象，其不仅表现为居住空间上的隔断，还表现为不同团体的主体互不接触、没有社会交往［3］;“分层”则是指社会内部各阶层、团体的等级和制度化的安排［4］，引入到社会空间研究中不仅揭示出社会群体不和谐的结构性因素，也暗含着等级化或优劣之别。在笔者看来，无论分异、分隔或分层，都是社会空间不和谐的表现，其不和谐的根本则在于地位的不平等、有效交流的缺失以及由此引致的情感上的互不信任和不友好。因此，本研究中谈及的社会空间分异绝不仅指不同社会群体混存于同一空间的现象，而是指不同社会群体在混存于同一空间的过程中存在着隔阂、矛盾甚至冲突等不和谐的状态，它集中表现为不同群体情感上的互不信任，并可能带来该空间的地方感缺失。

以往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探讨主要集中于居住空间的分异，不少学者认为，居住的地域分隔能大体上反映出城市社会空间的结构特征［5］。在西方，城市居住空间的选择主要受到经济地位、家庭结构和种族等的影响［6］;而在我国，则不仅计划经济下单位制［7］和住房分配制度［8］的影响至今仍在旧式小区普遍留存，而且产业结构演进［9］、地缘文化［10］以及经济收入［11］等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更趋明显。从居住空间分异解读社会空间分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不仅因为居住地是市民生活的重要空间载体，更因为住房作为重要的投资品直接反映了业主的收入水平和志趣追求。然而，居住分异仍只是情感隔离的部分表象，不同社区、不同城市甚至不同国家的居民仍可能彼此信任友好，而邻里间的矛盾甚或“老死不相往来”也并不鲜见。因此，从不同社会群体的交流接触及情感认同状况进行深度剖析可能更为重要。

不同群体的交流接触与其日常行为空间密切相关，如果日常行为空间的重叠度比较大，彼此间交流接触的机会就会增多，情感上的接受和认同也可能易于达成。研究表明，日常行为空间的特征往往受到个人及家庭收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等［12-13］经济和社会属性的影响，因此，如果不同社会群体的经济和社会属性显著不同，在生活方式与交往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异，则彼此间日常行为空间的重叠度一定不高，他们会相互保持距离甚至相互排斥和限制［14］。而有效交流的缺失则往往会造成彼此的不信任和不认同，因为社会群体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相互交流与互动的影响往往是其寻求身份认同与情感归依的基础［15］。虽然从长期来看，社会群体间的隔阂并不会始终存在，这是因为无论社会群体间在结构性因素上存在多大差异，其在彼此交往过程中都会相互模仿，从而使得群体间在生活与交往方式上的差异减小［16］，但这一自然融合的过程缓慢而且痛苦，不仅无益于个人寻找快乐，也会对地方的和谐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同时，这一过程的实现同样需要以相互交流和模仿为前提，因此，关注不同群体在日常行为空间中的交流接触机制及对情感意向空间的影响对于社会和谐稳定很有必要。

2 加工制造区农民工租住模式及影响

2.1 加工制造园区对城郊社会空间的影响

我国加工制造业的发展主要是产品内分工条件下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环节转移的结果，受到加工制造环节区位选择规律的作用，它大多在要素禀赋和交易成本状况都比较合适的大城市近郊区集聚［17］，主要以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加工制造园区为空间载体。因此，加工制造园区的建设过程乃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协同推进的过程，园区建设不仅将良田变为厂区，造成了大批失地农民，也将相对封闭的乡村转变为用地类型复杂的城乡接合部或新城区，带来了大量外地农民工。失地农民不仅要接受职业和身份的转变，还可能面临传统社会交流网络的削弱;外来农民工则不仅要适应非农产业的经济组织和技术结构要求，还必须面对异域文化的挑战。他们都并非高学历、高收入和适应性很强的群体，难免在接受各种变化和挑战时表现出彷徨和焦虑。因此，主要由业已适应固有生活方式的农民组成的稳定的社会空间转变为主要由两类处于变化和焦虑中的群体混杂聚居的空间，这不仅使社会结构更趋复杂，更潜藏着大量危及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隔阂。

2.2 租住模式与社会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

居住模式深刻影响着个体生活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交流对象和生活方式［18］，虽然加工制造园区周边潜藏着诸多矛盾和隔阂，但居住模式不同，两类主要群体的接触交流机制就不同，因而社会空间分异的形式和程度也存在差异。研究表明，外来农民工主要通过租住集体宿舍或租赁当地人住房解决居住问题［19］，而当地人住房又可细分为农民自有住房和市民公寓2种，这就是本研究案例调研中主要存在的3种租住模式。外来农民工具体选择何种租住模式主要受到经济收入、教育背景、就业状况和家庭结构等的影响［20］，而不同模式下外来农民工密集接触的本地人在社会属性上也有差异。

一方面，不同租住模式能适合不同外来劳动力的住房需求，一般地说，集体宿舍租金不高，但不方便携家带口，同时小企业大多无力提供，故在大企业就业的年轻劳动力居多;租住农民住房的租金也不高，在家庭、就业等方面都没有太多限制;而租住市民公寓的租金较高，对农民工的经济收入有一定要求。另一方面，不同租住模式下，外来人口与当地居民间的交流环境也存在差异。由于集体宿舍多采取相对封闭的管理办法，这使得农民工与当地居民间往往因空间隔离而缺乏相互交流。租用农民自有住房，外来农民工就必须与房东及周围村民密集接触，但此环境下，当地村民的原有网络联系依然比较密切，同时，失地农民可能尚未完全得到补偿，因而经济条件不够宽裕，并对未来存在一定的焦虑感，而租住此类房屋的农民工往往也与亲友同来，并不需要与当地人接触来消除孤独感，因此，两类群体虽混居，但有效交流不多，反而容易发生矛盾。租住市民公寓，通常房东另有住处，农民工无需与房东密切接触，小区里的本地人倒可能与外来劳动力有密切联系，虽然这些市民公寓可能也是失地农民的安置房，但毕竟其原有邻里间的密切网络联系被一定程度地削弱，加上小区居民和租房者的收入水平都相对较高，因而彼此间的有效联系可能较多。综上，不同租住模式下，不仅外来农民工的就业状况、收入水平和随迁家庭情况等存在差异，而且与其密集接触的本地人群体在经济收入和社会网络联系方面也有很大不同，因此，这两类群体间的交流接触机制会有很大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租住模式下差异性的社会空间分异状况。

2.3 不同租住模式下的社会空间分异评价

本研究对社会空间的理解不仅包括居住空间，更包括日常行为空间和情感意向空间，尤其关注不同租住模式下情感意向空间的分异，并希冀从日常行为空间分异中探索社会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因此，本研究评价社会空间分异状况重点在探索居民对情感空间分异的认同，而调查居民的日常行为空间状况则是为了探索其内在机制。考虑到外来农民工的通勤距离通常较短，也较少与本地人有交流机会，因此，本研究主要探寻2个社会群体购物与休闲空间的选择。在情感意向空间方面，笔者认为强烈的地方感是对空间有积极正面情绪的反映，因为地方感乃是个人和团体依靠体验、记忆和意愿而对地方发生的依附感［21］，本地人对过去生活的怀念、外地人的留居意愿等都是地方感的有效表征指标。当然，日常行为空间与情感空间是相互关联的，不仅日常行为空间的重叠及其促成的相互交流有助于培养群体间的信任，而且空间的情感体验也一定会对群体日常生活的空间结构产生影响［22］，不过，交流接触对相互信任更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3 浦江园周边典型社区的调研分析

漕河泾出口加工区浦江分园位于上海市近郊的闵行区浦江镇。2003年3月，国务院批准在浦江设立漕河泾出口加工区，2004年7月又正式批准设立漕河泾开发区浦江高科技园，两区共占地11.6 km2(以下简称浦江园)。截至2010年底，园区有各类企业800多家，主要从事信息设备制造等高科技产业的加工装配活动，是一个典型的加工制造园区。园区发展创造了大量低技术岗位，吸引了大批外地农民工的集聚。资料显示，2000年浦江镇仅有2万多外来人口，但伴随园区建设，外来人口数量迅速增长，2006年即已接近15万人，并超过本地人口数量(图1)。这些外来人口大多为到园区企业从事加工装配制造的外地农民工，主要在浦江园区周边居住和生活(图2)。

图1 2000—2010年浦江镇人口状况Fig.1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Pujiang Town during 2000—2008

3.1 外来农民工的差异化租住模式

图2 浦江镇外来人口空间分布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Pujiang Town

浦江园建设既是工业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城市化推进的重要举措，园区周边由原有农业和农村居住生活用地迅速转变为城乡结合部的复杂用地景观。目前，园区北部尚处于城市化进程之中，虽农地大多已征收，但仍有不少农民的居住用地;园区西南部则因靠近浦江镇行政和经济中心，城市化进程比较快，并有许多新建的配套小区;园区主要大型企业还在浦江镇中部和南部建设了职工宿舍。这就为外地农民工解决居住问题提供了3种可能的选择，即自主租赁周边的农民自有住房或新建小区，也可以租住企业的员工宿舍。

调研发现，由于员工宿舍设施较齐全且租金较低，并有通勤班车，因而成为大多数单身底层操作工人的首选;而农民自有住房的租金也不高，但基础设施条件并不好，大多数携家带口的低收入农民工选择了这一方式;市民公寓虽然居住条件较好，但租金也比较高，主要适合有一定操作经验或管理经验、收入较高且举家随迁的农民工租住。由于宿舍区外来农民工密度大，其主要分布的浦江镇中部和南部虽距离园区较远，但外来人口数量仍较多;而农民住房的外租则使得园区周边成为外来人口集聚之地;目前，供租住的市民公寓主要是原杜行镇政府所在地附近的新建“四高小区”①四高小区是指“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质量建设和高水平管理”的居住区，主要是供城市建设征地的补偿配套。现在的浦江镇是在2000年由陈行镇、杜行镇和鲁汇镇3个镇合并而成。，因而这一地域的外来人口密度也较高。

3.2 周边典型社区的社会空间分异状况

3.2.1 调研对象的基本情况。为深刻剖析不同租住模式下的社会空间分异状况，笔者分别选择了3种租住模式的典型地域进行了实地访谈。调研在2010年3—5月间进行。在集体宿舍模式中，笔者选取了浦江镇中部的群益村作为典型案例，该村建有英业达和英华达等园区最大企业的员工宿舍，是园区周边外来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知新村和苏民村则被选作农民自有住房租赁的典型地域，它们均紧邻园区，目前在此租住的外来人口大多是园区企业操作工人，也有少量开店铺的;市民公寓的典型案例调查，笔者选择了闵浦小区、景舒苑、滨浦小区等3个“四高小区”，它们都是新开发的配套商品房小区，租住在这里的外来人口多是园区或周边企业的技术工人或基层管理者。调研采用随机访谈的形式，在3类典型地域中分别选择当地人和外来人员各30名，总计访谈180人。问题主要涉及居民的地方感和居民购物休闲活动的空间范围等，以期研究社会空间分异状况及形成机制。

3.2.2 浦江园区不同租住模式下居民情感空间的分异状况。情感空间的分异主要通过两方面信息来反映，一是居民对所在空间的整体评价，二是居民对空间现状的满意程度。关于居民的整体评价，主要反映在居民对空间混居状态的敏感程度，本地人对外来者“入侵”的敏感或外地人对融入“本地”空间困难的感知都是其对整体空间评价不高的反映，这会削弱人们的地方感。调研显示，虽然各小区外来人口所占比例不同(表1)，但受访对象的评价与外地人占比的实际状况差异更大(图3)。群益村虽然外来人口远超过本地户籍人口，但本地居民却更多地将其视为混居的空间或本地人的空间，极少评价其为外地人的空间，可见，外地人进入与当地人的矛盾并不明显;在外来人口超过户籍人口的四高小区，90%以上的本地受访者评价其为本地人的空间，没有人认为这是外地人的空间;但在知新村和苏民村，虽然外来人口比例远不及群益村，但接近80%的本地人认为这里已经是外地人的空间，强烈显现出其地方感的缺失。正如一位本地受访者所言，“这里到处都是外地人，特别到了晚上，整条马路上全是外地人。”这一现象表明，在租住农民自有住房模式下，外地人与本地人互不信任的程度很大。受此影响，知新村和苏民村非常怀念或比较怀念过去生活的比例很高，这是他们对现状不满的体现，用受访者的话说，就是“房子破、环境差、外来人多”;而其他模式下的受访本地人对过去生活的怀念比较正常，尤其是在市民公寓，受访者怀念程度大体均衡，表明他们对现状已基本适应(图4)。就外来人口的留居意愿看，租赁市民公寓的留居意愿最高，而租赁本地农民自有住房模式下的留居意愿不确定性最大(图5)，这与当地人对空间的满意程度可以互相解释。至于集体宿舍模式下外地人留居意愿低更多的是与该群体单身前来、岗位收入较低因而发展的不确定性比较大有关。

3.2.3 浦江园区不同租住模式下居民日常行为空间的分异状况。居民情感空间的差异建立在日常的行为活动和情感体验上，因此，观察不同租住模式下居民的日常行为空间重叠度很有必要。调研发现，居住在群益村员工宿舍的外地农民工与当地居民的日常活动空间基本以三鲁公路为界，外来人口大多在公路西侧的宿舍区周边好又多超市和小店休闲购物，而路东侧的当地居民则舍近求远，一般去较远的农工商超市购物。在解释原因时，多数本地受访者表示，“小店超市都是为满足外来农民工的购物需求而开设的，去那里没面子”，“农民工的需求层次低，那些地方的东西质量差，不敢买”，等等。而在知新、苏民两村，外地人日常购物活动主要集中在周边小店和超市，当地人则基本不在周边小店超市购物，而去三林世博家园的易初莲花等大型购物中心。当地居民解释说，除了怕丢面子和担心商品质量外，还“怕与外来人口发生冲突，惹上不必要的麻烦”。但在租赁市民公寓模式下，四高小区的外来人口与当地居民的日常购物活动都会选择在小区周边的超市或便利店，休闲购物空间的重合度较高。由此可见，日常行为活动空间的分离正是两类群体在情感上互不信任的重要原因和具体表现。提高彼此间日常行为空间的重合度，并由此促进相互的有效交流对于整体社会空间的和谐具有重要价值。

表1 3个调研区域中的外来人口与当地居民数量人Tab.1 The number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ree areas

3.3 租住模式与浦江园周边的社会空间分异

调研显示，不同租住模式下的社会空间分异状况的确存在很大差异。这首先是因为不同租住模式下交流接触主体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不同。在集体宿舍模式下，外地农民工收入低，社会地位也低，与当地人的接触很少;在租赁农民住房模式时，外地人和本地人相对都不算富裕，社会地位也都不高，又都有各自的社会交往圈，还都面临身份转变的焦虑和彷徨，因此，彼此间可以交流的机会虽多，但有效交流有限，相互不认同、不信任的程度依然很深;在租赁市民公寓模式下，外地农民工的收入和地位都相对较高，本地人的经济状况和自信心也更好，加之房东与房客并不需要为日常琐事发生矛盾，因此，相互交流和接触时更为友好轻松，比较容易形成和谐的社区。其次，日常行为空间与情感意向空间是相互影响的，关键要实现有效的友好交流，如果交流虽多，但都留下的是坏印象，那么，交流越多，社会空间分异程度可能越大。例如，在知新、苏民两村，2个社会群体经常因为生活习惯和处事方式的地域文化差异发生矛盾，当地居民在接触交流中认为，“外来人口时常会打架斗殴，让我们缺乏安全感”，“外地人素质差”，因此“最好各管各、不相干”;而外地人也因为“语言上有障碍、聊不上”以及总感觉被当地人歧视和欺负等原因不愿意与当地居民有更多的交流。这样，频繁接触的结果是双方更多的不信任。因此，促进有效的交流比促进交流更重要，基层社会管理者要立足于化解矛盾、解开心结，促成平等、友好的交流，方能促进和谐。

4 结论与启示

在不同的租住模式下，外地农民工与本地失地农民所构成的社会群体结构存在很大差异，并会形成群体间不同的交流、沟通机制，进而产生不同的社会空间分异现象，影响到地方感的形成与和谐社会建设。在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相近、各类群体自身困难较少的条件下，异质群体间沟通交流的障碍较少，社会空间分隔的程度就比较小，具体表现为日常行为空间的重合度较大，情感上的相互信任和认同比较明显，双方的地方感都比较强，这对于当地经济的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都具有重要价值。而在房东和房客各自面临较大生存和精神压力时，社会群体间容易出现交流中的障碍，对于有效交流和相互信任都可能有负面影响。由此看来，租住模式的优化关键要有利于形成农民工与当地人平等、友好交流的环境，这对于加工制造园区的健康发展和转型升级都有积极意义。

致谢:我系2006级本科生顾晓辉也参加了此次调研活动，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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