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

《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张维为教授通过自己走访一百多个国家的所见所闻，以国际关系学者的深厚学术背景，以其独特观察和理性分析，丰富了“中国模式”的深刻涵义，更提出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命题。

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印度与中国的可比性最大：两国都属文明古国，都是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历过殖民入侵，新中国成立于1949年，印度独立于1947年。两国后来都选择过计划经济和经济体制改革。总体上，印度在60年前的起点略高于中国，因为中国在1949年之前，连续经历了百年战乱。而印度则相对稳定，1947年的印巴分治是该国近代史上的最大冲突，造成了数十万人死亡，千万人流离失所。印度的种族、宗教、语言、民族等问题要比中国复杂。20世纪40年代末，两国的人均收入（印度略高）、预期寿命、识字率等主要发展水平的指标都比较接近。但两国属于完全不同的文明，也选择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最后两国发展的结果也大不相同。

不少学者认为，印度政治制度的落后才导致了印度全面落后于中国。首先，它无力真正废除种姓制度。由于种姓制度在印度根深蒂固，无所不在，使得印度社会至今仍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社会之一，人从一出生就被分成了三六九等。

其次，印度的政治体制无力推动妇女的真正解放，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印度独立都60多年了，但印度基本上还是一个父权社会，妇女的地位远远低于男子。农村的情况就更为严重了。妇女的文盲率远远高于男人，就业率则远远低于男人。印度传统中，妇女出嫁要向男方支付昂贵的嫁妆，虽然当年甘地主张男女平等，但印度从来没有进行过实质性的妇女解放运动，每年因嫁妆不足而被活活烧死的妇女成千上万。时至今日，包办婚姻、童婚等现象仍然广泛存在。妇女地位低下，严重阻碍了印度妇女智慧和能力的发挥。

第三，它也无力推动真正的土地改革。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本人当年曾希望推动土地改革，但他所依赖的国大党代表的是控制印度土地资源的高种姓大地主阶层，这个阶层又左右了国大党庞大的农村票源。尼赫鲁最后也只能妥协，把土地改革这个问题交给了邦一级的政府和议会，而邦议会历来都是大地主阶层的囊中之物，这也使土地改革更加难以展开。

第四，它解决不了腐败问题。西方政治理论一般认为靠西方民主制度可以有效地遏制腐败，但在发展中国家实行西方制度的国家腐败问题仍然非常严重，印度就是一个例子。我的一个印度学生对我说：“和印度政府部门打交道，很像去印度教庙宇拜神，你要学会做出一整套世界上最复杂的动作，懂得什么时候要跪下、什么时候要趴下、什么时候要躺下、什么时候要念经。申请一个护照出国要经过十几个人，排几天的队。最后大家都想办法花钱去买通关系，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

为什么印度采用多党竞争制度，腐败却有增无减呢？原因很简单：在一个经济文化教育落后的国家，政客用钱直接买票或间接买票（例如收买黑社会，然后控制票源）如家常便饭。孟买贫民窟里黑社会可以呼风唤雨，使贫民窟成为一大批腐败政客的稳定票仓。黑社会还与政客勾结，从事毒品买卖，不仅收买了很多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而且可以控制选票，这个情况是印度政治体制中难以治愈的“癌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