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海滢

(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明代山东官员与教化的执行

秦海滢

(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在明代教化主旨之下，山东地方官员作为传播教化思想的主体，将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体现在政治行为中，对百姓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官员对百姓教化的突破口，主要在于官员自身修养及其将国家强制政策转变成百姓的自觉意识。

明代；山东；官员；教化

元代廉吏张养浩曾告诫官员：“自教民不至，则犯禁者多；养民无术，则病饥者众。”[1]可见，官员教化对地方社会稳定具有直接关系。本文试图从教化层面，以明代山东官员在地域社会中的作用及其与国家关系进行深入探讨。

一、官员教化方式

洪武二十三年（1390）三月十五日，明太祖敕谕各布政司、府州县等官员到任以后，须以《到任须知》为重[2]。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地方官员的教化范围还要广泛，“曰遵圣谟者，申法也；慎乡饮者，养老也；增祠名宦乡贤者，彰善也；复遗碑礼贞妇者，表德也；严保甲申乡约者，示禁也；开旌善复申明者，昭劝也；是有以备教法矣。……是故，民安其惠利而习熟其教化，利其生金而自得其性。”[3](由此看来，凡兴学、养老、祀神、表善、赈济、恤穷等一切关于风化和公益诸事，都在官吏教化范围之内，涵盖了教民、养民、爱民和惠民等多种层面。

第一，兴学重教。学校作为宣扬风化的主要场所，其兴废直接反映了官员教化与善俗的成效。洪武时期，济宁知州方克勤，立社学数百区，修葺孔子庙堂，使教化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