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毅平,张 健

(1.浙江财经学院会计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2.浙江传化集团,浙江 杭州 311215)

一、引 言

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作为社会公共契约的产物,在履行社会公共责任的同时,由于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信息不对称的普遍存在、会计准则所具有的职业判断空间等因素,导致各方利益集团的冲突,在“理性”经济人假说下,盈余管理行为成为可能并且难以从根本上消除。Scott (2000)认为,当经营者可在一系列的会计政策 (公认会计原则)中自行选择时,企业管理层会选择那些使自身利益或公司股票价值最大化的会计政策[1]。Watts(2007)也指出,由于企业市场价值的不可观察性和业绩分解困难,会计盈余通常作为企业业绩的良好衡量而经常被运用于激励机制中[2],企业管理当局存在为实现自身利益或公司价值最大化而采取的一系列调节公司业绩的会计政策选择、交易规划等行为的动机。公司经营者为了影响资本市场对公司的理解、提高经营报酬、降低违背合约的可能性以及避免监管部门的干预,往往会运用具体的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Leuz et al.(2002)发现,盈余管理的差异就是由于股东试图获取私有收益意图造成的[3]。

王跃堂 (2000)研究发现,决定上市公司会计选择行为的不是Watts等 (1986)的高管报酬契约假设等,而是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经营水平以及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4]。从理论上说,公司可以通过一整套的制度安排来保证完善会计信息的质量,制约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