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俊,郭剑雄,雷小兰

(1.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2.陕西师范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062)

一、引 言

根据库兹涅茨等人的工业化阶段理论和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大约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①1993年,中国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9.7%、46.6%和33.7%,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07)》。参照郭克莎:《中国工业化的进程问题与出路》,《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中期阶段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期,也是农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和关键的时期。发端于英国、之后为所有西方发达国家所普遍采用、主流经济学竭力推荐的以工业化和高度城市化为突出标识的近现代经济发展模式并非是无可争议的[1]。当前中国农业发展的实践表明,农业发展离不开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政府相关政策等外部条件的支持,但更需要自身发展因素积累形成的内在动力的推动。我们认为,在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最重要、最关键的内部发展因素是农业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普遍提高以及有利于这一条件形成的农民家庭生育率选择的改变。

人力资本可以作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已是不争的事实[2][3][4][5]6]。在引入人力资本的基础上, Becker和Barro等人内生地揭示了人力资本和生育率的决定问题②参见Robert J.Barro,Gary S.Becker and Nigel Tomes.Human Capital and Fallof Families[J].Journalof Labor Economics,1986,(4),NO.3,Part 2 (July);Gary S.Becker,Kevin M.Murphy and Mark M.Tamura.Human Capital,Fert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J].Journal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NO. 5,Part 2(October).。人力资本积累和生育率的决定均与家庭有关,家庭决策的最优化过程决定了最优的人力资本水平和生育率水平。……